胡锡进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老胡这代人，为什么特别受不了有人诋毁对外开放？》的文章，对当前舆论场一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声音提出批评和指控（“诋毁对外开放”）。

　　这篇以胡锡进个人经历和身边案例为叙事基础的文章，与其说是要维护广义上的“开放”，不如说是在维护胡锡进们自己的个体利益，对相左意见进行政治构陷。

　　胡锡进以自己及几位朋友通过高考和努力实现“阶层上升”为例，论证开放的好处，这是典型的用个别人的上升代替阶级整体分析。按照胡锡进所谓的“开放”，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实现了个人上升，但胡锡进所谓的“开放”本质是让中国彻底融入美国主导的资本全球化体系中，其所带来的广泛性问题更明显：中国一度沦为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产出地，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肆意攫取超额利润，新的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形成，工农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在事实上被削弱，雇佣劳动关系重新普遍化，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胡锡进所说的“比父辈在社会上的位置重要了很多”，对少数人来说是事实，但对整个工人阶级而言，其社会地位非但没有根本提升，反而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下降。

　　胡锡进在文章中说：“中美都不应将对方视为不可避免的战略敌人”，主张通过“复杂博弈”而非对抗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笔者在这里想问环球时报前总编、党员胡锡进一个问题：“你认不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胡锡进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笔者无话可说；如果不敢，那么按照列宁的定义，当今的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争夺和战争。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改变，按照美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所作所为，美国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战略目标从来不是与中国“合作共赢”，而是维护其全球霸权，遏制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力量。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不能混淆。而胡锡进所谓的“双方合作的空间依然有很多”，“不应视为不可避免的战略敌人”，实质上就是把对抗性矛盾偷换为非对抗性矛盾，把帝国主义的本质性威胁淡化为“复杂性”和“具体问题”。这种论调，不仅是在理论上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修正，更是在实践上对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方针的背离，“把敌人当朋友”，这是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

　　胡锡进批评网上有人“声称我们的意识形态体系被渗透了，法律体系甚至被‘渗透成了筛子’”，这才是胡锡进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一些网民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法律体系被帝国主义渗透，而胡锡进认为这种判断“偏激”，双方矛盾的矛盾点在哪里？网民认为这种现象客观存在，需要去反对很警惕，而胡锡进却给这些网民扣上了反对“开放”的帽子。对外开放当然不是要关上门，但对外开放绝不意味着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绝不意味着对渗透、颠覆、腐蚀视而不见。胡锡进却把群众对渗透的警惕说成“偏激”，把合理的反渗透斗争污名化。

　　在胡锡进以往的言论中，坚持意识形态斗争的新中国前三十年说成是“封闭保守”，甚至是“闭关锁国”，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用数据说话：1950年全年，中国外贸总额为11.35亿美元，到1978年，对外贸易总额扩大到206.38亿美元；1949年至1978年，中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50年代的“156项工程”、60年代从西方国家的成套设备引进、70年代前期的“四三方案”……桩桩件件，是新中国不对外开放吗？分明是帝国主义对我们层层封锁，比我们头像妥协。

　　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刻警惕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这恰恰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所不容许的，也是胡锡进们口中“封闭保守”的象征。胡锡进把对外开放说成“战略主线”，把改革动力寄托于外部资源，这在理论上违背了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是条件的唯物辩证法，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依附性发展，而以往的历史已经给出了证明。胡锡进的文章，恰恰是把外因夸大为决定性力量，把自力更生的根本方针边缘化。

　　所以，胡锡进的文章表明上是在维护开放，实质上完全放弃了阶级分析、否定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淡化了反渗透斗争、贬低了自力更生方针、颠倒了群众史观，是在用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话语，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这篇文章的立场是模糊的，方法是错误的，结论是危险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去反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