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的构想最早由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针对前苏联提出。1947年1月，他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并在这份电报的基础上形成《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指出：“苏联老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其主要思想就是：预计到斯大林的逝世将引起内部自相削弱的斗争，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用和平手段来瓦解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虽然乔治.凯南提出的只是针对苏联的的构想，也没有明确地叫做“和平演变”战略，但是后来受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高度重视。杜勒斯是二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对此他进行了积极地鼓吹和推动。侵朝战争失败以后，杜勒斯提出所谓的“和平解放”战略，即用“和平的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宣称要“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一旨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

　　如果说乔治·凯南“和平演变”的目标旨在苏联的话，那么，杜勒斯则把“和平演变”的目标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了。他鼓吹“和平演变”的言论连篇累牍，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阴谋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从此，美国把“和平演变”的构想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和实践行动。他们利用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利用新闻媒体搞攻心战术；利用“维护人权”作旗号，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扶持反动势力；利用人员往来撒播“自由种子”，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隐蔽渠道的“秘密活动”，拉出去，打进来，大挖社会主义国家的墙脚等等。通过一系列活动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全面的“和平演变”攻势。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阴谋篡党夺权，并无耻地主动配合美帝的“和平演变”战略，里应外合，终于把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搞得亡党亡国了。中国的幸运在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及时地开展了反“和平演变”的伟大斗争。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毛主席看在眼里并高度关注，及时地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警示。

　　1959年，毛主席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了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1964年6月14日，谈到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时，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他多次警告人们：“我们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其实，防“和平演变”的问题就是一个防止“糖衣炮弹”攻击的问题，就是一个防止干部队伍腐败的问题，就是一个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在解放前就提出并强调了。1944年4月，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6页）

　　为了清除腐败分子，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防止“和平演变”，1951年冬开展了“三反”运动。在《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8年11月30日，对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讲话中说：“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典型人物，我们要研究这个人，要把他那些长篇大论的东西好好看一下。真正地讲，杜勒斯这个人比较稳，我就跟我的秘书吹过这一件事，他是专门给我看参考资料的。你们一个省委搞一个秘书，别的都不做，只叫他看参考资料，指导他一些看的观点。”（《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39页）

　　毛主席还对杜勒斯的一些演说和文章写出批注，并发给全党学习研究。

　　1958年2月4日，毛主席在杜勒斯一篇题为《对远东的政策》一文加的批注是：“杜勒斯在这篇演讲中说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又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达到保存自己（资本主义）和逐步消灭敌人（社会主义）的野心。”

　　这表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很强大的，使帝国主义感到惊恐，在不放弃武力侵略的前提下更注重“和平演变”了。

　　1959年1月28日，毛主席在杜勒斯“在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上写了如下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方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议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绝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这里表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目标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扑灭共产主义运动。

　　1959年1月31日，在杜勒斯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上，毛主席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易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于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侵略目的。”

　　在此引述了毛主席从1944年到1964年20年中毛主席一系列拒腐防变，即防“和平演变”的论述，不仅反映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同时也证明党内一小撮当权的官僚腐败分子根本听不进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告诫，一意孤行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偏执地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附庸。

　　毛主席除了孜孜不倦地对全党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之外，同时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铲除“和平演变”的内因，因为内因才是更有害的。他发表大量的讲话和批示，揭露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见我的文章《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的批判》）；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发表了《九评》雄文，直到把赫鲁晓夫评下台；在国内开展了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又被党内当权的官僚腐败分子引到邪路上去了。这进一步验证了列宁所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就是一句空话的道理；最后被迫发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把他们拿下。所以，继续革命理论实质上就是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是他过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续与发展。当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提出“和平演变”战略时，毛主席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实质上提出反“和平演变”了，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名称而已。可以说，毛主席的后半生就是反“和平演变”的后半生。表现了毛主席远见卓识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暂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已经把南斯拉夫、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掉了，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最惨痛的教训。虽然毛主席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还将继续，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

　　202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