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同志在后台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长，却异常锋利，几乎一下子戳中了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很多经济学家说，因为搞了计划经济，导致全国普遍吃不饱。但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全国就能普遍吃饱吗？”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它像一把锥子，直接扎破了过去几十年来，那些端坐在空调房里、满脑子新自由主义西方教科书的“经济学家”们精心编织的历史虚无主义滤镜。

　　在那些塔尖精英的叙事里，计划经济被刻画成了一个颟顸、低效、违背人性的怪胎。他们用静态的、去历史化的数字，轻描淡写地将前三十年中国农民的极度艰辛和勒紧裤腰带的岁月，归咎于“制度的错误”。

　　在他们的逻辑推演中，似乎只要当年老人家一拍脑门，宣布实行自由市场机制，神州大地立刻就会涌现出吃不完的白面馒头和红烧肉。

　　这种充满何不食肉糜式傲慢的经济学童话，简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强奸，更是对那一代付出血祭般牺牲的中国无产阶级与亿万农民的无耻亵渎。

　　今天，我们不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把这个被颠倒的逻辑重新翻转过来，好好看一看：那个被他们诅咒的计划经济，到底是中国人挨饿的原因，还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求生的唯一护城河？

　　一

　　要回答“不搞计划经济能不能吃饱”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回到那个惨烈的历史基准线：1949年，老人家接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那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吸干了最后一滴血的焦土。

　　连续百年的战乱，农业水利设施几乎全部损毁，人均粮食产量甚至还达不到满清乾隆时期的水平；全国工业总产值连买办阶级的账本都填不满，甚至连一根合格的火柴、一颗标准的铁钉都需要进口。

　　在那个时候，如果搞所谓的“自由市场”，会发生什么？

　　历史早就给过答案了。在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时期，搞的就是自由市场，搞的就是土地私有制。

　　结果呢？结果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饿殍遍野，是“无年不荒、无省不荒”，是地主老财囤积居奇，是底层农民卖儿鬻女。

　　在极度匮乏的农业社会里，自由市场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让一部分人饿死，来保证另一部分人（地主和买办）吃饱。”

　　建国初期，国家为了保住初生的政权，为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不让志愿军饿着肚子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拼刺刀，实行了“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核心政策）。

　　统购统销是什么？是在全国粮食总盘子绝对不够吃的情况下，国家把所有的粮食收上来，用最低的配给标准，保证前线的军人有饭吃，保证城市的工人有饭吃，保证农民不至于出现旧社会那种大规模的阶级性饿死。

　　计划经济时期的“吃不饱”，是绝对物质匮乏下的“平均主义挨饿”；而如果没有计划经济，那就绝不是大家一起“吃不饱”的问题，而是底层劳动人民会被直接“饿死、淘汰”，以维持少数人的锦衣玉食！

　　二

　　那些痛斥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永远都在回避一个最残酷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得明明白白：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西方列强是怎么完成工业化积累的？是靠把非洲黑人塞进奴隶船，是靠把印第安人剥了头皮，是靠在印度种鸦片，是靠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吸血！他们的工业化，是用全世界半殖民地人民的尸骨堆出来的。

　　但是新中国呢？我们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我们绝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掠夺外部世界。

　　那么，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庞大资金、设备和技术，从哪里来？

　　只能向内，只能依靠“农业剪刀差”。

　　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到极低，将工业品卖给农民的价格定高。这中间产生的巨大差价，就是新中国赖以建立重工业体系（156项工程）、制造“两弹一星”的血汗资本！

　　这是一种何等悲壮、何等残酷的国家战略！

　　农民阶级，作为中国革命最深厚、最广大的力量，在刚刚分到土地、生活初见转机的时候，又迅速承担起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任。

　　他们把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以较低价格优先供应国家，为新中国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基础，而自己则长期保持着十分节俭甚至艰苦的生活状态。

　　为什么要这么做？老人家不知道农民苦吗？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如果在那个帝国主义核大棒悬在头顶的年代，不惜一切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就会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农民的吃不饱，不是计划经济的“失误”，而是那一代人为了中华民族不再挨打，主动承受的结构性苦难。

　　如果不搞计划经济，搞自由市场，资本一定会流向周期短、见效快、利润高的沿海轻工业和买办贸易。中国绝不可能在短短二十年内建立起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

　　我们只会沦为一个生产衬衫和袜子的巨大代工厂，在面对帝国主义封锁时，连一天的生存能力都没有。

　　三

　　经济学家们还有一种极其险恶的话术：他们把七十年代末以后中国人民逐渐“吃饱饭”的功劳，全部归结于打破了计划经济，归结于“分田到户”和市场机制。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贪天之功！

　　中国能吃饱饭，根本原因真的是因为换了一种生产关系吗？

　　试问，如果在沙漠里，你把土地分给个人，再引入最自由的市场机制，能种出水稻吗？

　　真正让中国人民吃饱饭的物质基础，全部是、统统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勒紧裤腰带打下的！

　　是前三十年，几亿农民肩挑背扛，硬生生在神州大地上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治理了黄河、淮河、海河，将中国几千年的“靠天吃饭”变成了旱涝保收。

　　是前三十年，我们咬着牙勒出来的重工业体系，终于能够生产出拖拉机、抽水机。

　　是1973年，老人家和周总理在极为艰难的国际环境下，敏锐抓住西方经济危机，拍板实施的“四三方案”，利用宝贵的外汇大规模引进了西方的化肥成套设备，让中国的粮食产量获得了化学层面的飞跃。

　　更是前三十年建立的全国农技推广体系，孕育出了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

　　没有水利工程，没有化肥，没有良种，单靠个人的“积极性”和“自由市场”，难道能凭空变出粮食来吗？

　　计划经济时代，是在打地基、建工厂；后来人吃饱了饭，是因为地基打好了，机器运转了，产品出来了。

　　结果这些经济学家却说：你看，前三十年建工厂的时候大家都没产品用，是因为工厂制度不好；现在工厂建好了，产品出来了，是因为我们推行了“市场销售制度”好！

　　这种逻辑，不是蠢，就是坏透了顶。

　　四

　　今天，我们重提那段历史，绝非是要对彼时的艰难条件加以美化

　　苦难就是苦难，那一代农民吃不饱肚子是铁一般的心酸事实。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剥离了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去谈个人的饥饿感，是极其虚伪的。

　　如果没有那个强大的、能够强行集中全国力量去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早就被冷战的绞肉机撕成了碎片。

　　如果没有统购统销，如果没有农业对工业的“输血”，我们就不可能有大庆油田，不可能有鞍山钢铁，不可能有罗布泊上升起的蘑菇云。

　　我们可能早就变成了另一个印度，或者另一个拉美国家。

　　在那个冰冷的丛林世界里，想要站着活下去，就必须有一代人去嚼着树皮、咽着观音土，硬生生把国家的脊梁骨给撑起来。

　　那是一个需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时代，更是一个“前人吃苦、后人吃饭”的时代。

　　那些坐在宽敞明亮的演播室里，用精致的图表和西方经济学公式去嘲笑前三十年“吃不饱”的精英们，他们身上穿的西装，他们手里端的咖啡，他们脚下踩着的这片安宁的土地，哪一样不是建立在当年那套“僵化的计划经济”所砸下的工业底座之上的？

　　老人家一生只对老百姓低头。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反复叮嘱要照顾农民的利益，但他作为国家舵手，又不得不为了国家民族的百年长远，做出最痛苦的战略抉择。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甚至还要把当年造锅的图纸给烧了，这就是今天某些经济学家最大的丑陋。

　　跋

　　为了看清“没有计划经济的落后农业国”会是什么下场，我们不需要假设，历史就在我们隔壁摆着一个巨大的活体标本——印度。

　　1947年印度独立时，其铁路里程、工业基础、人均粮食、甚至钢铁产量，都远远高于1949年的新中国。

　　印度没有搞惨烈的农业剪刀差，没有搞统购统销，他们搞的是西方人最喜欢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甚至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援助。

　　结果呢？

　　七十多年过去了，印度至今没有建立起完整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其土地依然大量集中在柴明达尔（地主）手中；

　　而在所谓“没有计划经济、充满市场活力”的今天，印度依然有数以亿计的底层贱民和无地农民处于极度营养不良的半饥饿状态中。

　　在那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全国范围的“平均主义吃不饱”，只有朱门酒肉臭，和路边被野狗啃食的无名饿殍。

　　人血非酒，历史非戏。

　　当我们在今天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回看那段峥嵘且痛苦的岁月时，请永远记住一句老话：

　　我们今天能挺直腰杆在国际上和帝国主义拍桌子，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嘴炮打得有多响，而是因为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里，有一代人，用他们瘦骨嶙峋的肩膀，为我们扛下了整个世界的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