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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红岩》,我被一件小事恶心到了

  先别急着骂我。

  说“恶心”,不是对那本书,是对我自己!!!

  小时候读《红岩》,恨的是叛徒甫志高。二十多年后再翻这本书,我发现一个让自己脊背发凉的事实——我他妈有点理解他。

  不是理解他叛变,是理解他为什么迈不出那一步。

  书里写得清楚。甫志高被捕前,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撤。但他放不下刚置办的家具,放不下老婆热好的那碗饭,放不下那点刚摸到边的安稳日子。他想:再等等吧,再享受两天,再拖一拖。

  然后就拖死了。

  你笑他贪生怕死,但你摸摸自己——你戒掉熬夜了吗?你开始健身了吗?你少刷了半小时手机吗?

  我们跟他一样,被那点芝麻大的舒适捏得死死的。区别只是:他要拿命还,我们拿时间还。

  另一边,是江姐。

  我不想把她写成神。她就是个女人。有丈夫,有儿子,会疼,会哭,会怕。

  1948年春节前,她丈夫彭咏梧牺牲了。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奉节的城门上示众。

  江姐那时候在重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她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是什么反应,书里没写。但我猜,她肯定哭过。后来组织上安排她留在重庆带孩子,她拒绝了。她只说了一句:那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她把孩子托付给亲戚,临走前抱着儿子哭,一遍遍问朋友:你说他将来长大后,会记得爸爸妈妈的模样吗?

  然后她走了。

  几个月后,她被捕了。

  渣滓洞的刑讯室我去过。老虎凳、烙铁、皮鞭,摆在那儿,落着灰。有一排镣铐,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来的,锈得不成样子。

  江姐受的是一种叫"手刑"的玩意儿:五根筷子夹住手指,两边绳子一拉。十指连心。

  有幸存者回忆,放风时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手指肿得像腌萝卜。夜里疼得睡不着,她就咬被子,被子一角都被咬破了,棉花露在外面。

  审讯的特务问她:你开不开口?

  她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特务把竹签一根根钉进她的指甲缝。

  她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觉得假。太假了。疼成这样还能说出这么工整的话?后来看史料才知道,这不是作文,是她原原本本说出来的。是特务记下来的。

  人在最疼的时候,能说出什么?

  我们疼了,只会骂娘,只会哭,只会发朋友圈求安慰。她疼到骨头里,说的是"太小的考验"。

  为什么?

  不是她不怕疼。是她心里装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同志、组织、下一代。那个东西大到可以把个人的疼痛盖过去。疼还在,但有地方能托住。

  我们疼了,只能自己扛。扛不住了,刷手机、喝酒、找人倾诉,转一圈回来疼还在。因为他们心里那个能托住疼的东西,我们心里没有。

  1949年8月,江姐在狱里写了一封信。

  那时候她已经被关了一年多,手指还没好利索。她把筷子磨成竹签,蘸着烂棉絮烧成灰调的墨,在巴掌大的毛边纸上写:

  "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是她留给儿子唯一的话。

  三个月后,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半个月。

  特务来提人。江姐正在牢房里写东西,听见叫名字,不慌不忙把没写完的纸塞到别人床下,然后拿起梳子,对着墙上的破镜子梳头。

  她从枕头底下取出那件被捕时穿的阴丹士林蓝旗袍,脱掉囚服换上。旗袍外面套一件玫瑰色短毛线衣。她拍拍身上的灰,理了理旗袍的褶子,弯腰擦掉皮鞋上的泥。

  有难友帮她收拾东西,她说:留给大家吧,看见这些东西,就等于看见我一样。

  然后她走出去。经过男牢的时候,跟伸出来的手一一握别。她说: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

  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牢房——八张双层铺,一张小条桌,墙上的破镜。然后说:同志们,永别了。

  她被押上囚车。身上只带了一样东西——儿子的照片。

  29岁。没了。

  半个月后重庆解放。

  这些东西,我也是最近才翻到的。

  翻完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换我,我扛得住吗?

  答案很清楚:扛不住。别说钉竹签,拔牙我都可能招。

  但这反而让我更想知道:那股劲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我身边有个朋友,月薪两万,信用卡负债三万。我问他钱花哪了,他说:最新款手机、网红餐厅、私教课、出境游。全是"对自己好一点"。

  我说:你对自己真够好的。

  他苦笑:累,但停不下来。停下来就觉得慌,觉得在往下掉。

  我问他慌什么。他说不上来。

  我想了很久,替他答了——慌的是:如果剥掉这些,你还剩什么?你是谁?

  我们都太精了。什么事先问"对我有什么好处",什么关系先算"值不值得投入"。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换算成个人得失,最后把自己换算没了。

  网上天天有人教你怎么活:要精致、要仪式感、要取悦自己、要活在当下。一套一套的,听着都对。但拼起来是什么?是一个巨大的、真空包装的自己——里外通透,只有自己。

  自己看自己,能看出什么?看出空虚。

  红岩那代人傻吗?他们不知道活着好?不知道叛变能换条命?

  他们知道。但他们心里装着别的东西:同志的安全、组织的存续、下一代能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些东西,比他们自己大。

  所以他们的苦,有地方放。我们的苦,只能憋着。

  憋成内耗,憋成焦虑,憋成深夜刷手机刷到两点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憋成发朋友圈等人点赞没人点赞更难受有人点赞还是难受。

  有人会说:别拿革命年代说事,那会儿人简单。

  简单个屁。那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大的问题——生死、存亡、家国。我们面对的都是小事——升职、加薪、房贷、攀比。问题是,小事磨人。大事压下来,人反而清醒。小事一件一件磨过来,磨着磨着,就把人磨没了。

  所以怎么办?

  我不想说什么"做递火把的人",太假了,我自己都不信。我只想问一句:

  除了你自己,还有什么是你想守护的?

  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手头正在做的一件破事,可以是心里还没放下的一点念想,可以是某个让你觉得"这世界烂归烂,但有ta在就还行"的人。什么都行,只要它比你大一点。

  红岩那代人守的是江山、是信仰。我们这代人,守一个家、一份普通的工作、一个想做成的小事——不丢人。道理是一样的:找到那个比自己大的东西,把自己装进去。装进去了,人就不飘了。

  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身上只带了儿子的照片。她没带到任何别的东西。

  那束光,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她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为谁活之后,自然而然透出来的。

  你也可以有。

  当然不一定是那种光。可以是灶台的光,是晚上回家看到屋里亮着灯,知道有人在等你;可以是早晨的光,醒来知道今天有事做,有人需要你。

  说到底,人活着,总得为什么人、什么事拼一把。

  不一定是拼命。

  拼点心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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