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声音传达的信息和意味，往往不仅是当下，更是未来。
供销社的概念其实一直存在，从未离开过我国的经济体系，并非网上传言的“重出江湖”。
尤其，供销社系统在今天发力内循环和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可能担当的历史性重任会更空前、更具象。
从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始，乃至到1999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国企改制/解体浪潮中喊出“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的口号。
不得不说，供销社的社会地位确实是趋于边缘化的，尤其是在人口城市化（农村老龄化、农村人口与城市脱节）的推动下。
但现在随着二十年几近蒙眼狂奔之后，供销社的惠农性质以及国家统一控制下的超强物流优势（全国配送网点83.2万个，是阿里菜鸟的八倍不止）被再次抬上桌面。
不论从那个角度看，供销社还是目前中国唯一具有全国组织体系的、专营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这在粮食供销安全层面也为供销社重新振兴提供了政治支撑。
像我国棉花收购和加工的主渠道就是供销系统（受国家委托统一经营）棉花，50%左右的市场份额雷打不动，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更不用说，即便是经济角度，供销社的经营能力也不输那些民营企业。
去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年销售额高达6.8万亿元，几家头部电商巨头的全年GMV加在一起也不及供销系统，其背后是庞大的基层市场。
供销系统的利润能力或许很低，不及那些民营企业或外资，但供销系统本身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的，例如开山修路、造桥挖渠、通电通网、原始绿皮车和深山里的邮政，这些都不具备强大的利润能力，但都维系着下沉地区的经济安全、民生保障乃至「执政基础」。
比如那个湖北省房县万峪河乡老人坪村，在扶贫大业中，由房县供销合作社为村民们打造的房县供销老人坪综合服务中心，从此一切生活用品随手可买。
如果没有供销系统和扶贫推动，指望那帮私企把目光投到这鸟不拉屎的地域？
不客气的说，当私营资本将目光投向农村时，往往意味着收割与灾难：
供销社的角色通常是具有担当性的，像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曾以土地托管为切入点，打出“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的响亮号召。农地托管，比进城农民将土地投入流转更有保障，因为承包权、受益权、还有强农惠农政策都仍流到农民那里去。
与费用较高的流转模式相比，供销社土地托管的尝试破解了农民收益固定、土地经营情况与农民无关、土地易出现非粮化倾向等问题。
供销社在农村重建的最重要意义即在于乡村振兴，它会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整合资源的作用，通过联合土地、农资、金融和营销等众多领域，实现产销对接，这样不仅能够减去中间环节，减少信息差、减少资源浪费，也有利于稳住农产品价格。
马克思曾说：
对待分散的农民，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
毛主席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明：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国内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目前近乎野马奔腾，很多动作都需要从全局高度「提前做」。
还记得上一次供销社在舆论场“突然爆火”是何时吗？大约两年前的此时。
那正是历经了三年抗疫的阶段。
抗疫战争是一场浸透身心、深入骨髓的练兵锤研，我们洞悉并对外展示了极限情况下党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尤其通过封控清零深彻领悟了粮食保障安全与供应链安全的极端重要。
甚至，还进行了局部电网“黑启动”和极限负荷运转测试，以及一次又一次人民军队深入抗疫前线与一系列救灾前线所带来的继军改与全面停止军队经商（停止军队提供有偿服务）之后的军民凝心……
供销社被赋予全新重大使命，恰逢其时。
须看到，自2013年起，基层社数量持续增多，此前一直处于下滑趋势，2013年基层社数量恢复至2006年基层社数量水平。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农产品流通，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契机。
此后，供销合作社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等方面。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支持供销、邮政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健全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机制。
2021年，再次明确提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并自当年7月开始，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选择若干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省级试点单位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
十年来，一直在「布局」。
供销社显然不是山姆超市之流的高端场所，它提供不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幻想，但它是更多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维稳后盾。
在“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早已经走到瓶颈期时，关于供销社等历史上被证明过取得巨大成就的诸多经济形式，很可能在未来重新迎来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