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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出路在何方?打工人扛起整片天!

  1968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主席对此文加了批语并加写的一段话:“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以蒯大富一类人物为代表,富有革命激情,但同时也充满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即毛主席说的“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另一种是右的倾向,即明里暗里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以清华“四一四”的头目为典型。

  第一类人物,以革命的名义,将自己的派别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无视毛主席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大搞武斗,清华是当时高校中的典型。清华武斗死亡18人,受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对此毛主席十分震怒。

  对于第二类人物,毛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谈到,“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清华414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

  这里提到的周泉缨,是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靠不住,必须依靠他们那样的“知识阶级革命派”。

  改革开放后,四一四派的周泉缨、沈如槐、汲鹏等人先后加入了大名鼎鼎的东湖公司和康华公司,投入“官倒”的怀抱。后来周泉缨在其文章“胡德平与邓朴方不否定清华文革414”中写道,胡德平与邓朴方并不否定414,胡德平说,在清华414问题上,邓朴方的观点是与他一致的,他们都认为414在文革的那一种极度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决和有效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十分清楚。当年打着造反派名义的清华四一四派,其领袖人物是坚定的反文革派,只是其表现出的策略十分灵活。

  “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是四一四派的核心观点。而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坐天下,也能够坐天下,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宣队”,轰轰烈烈进驻教育、文化等单位,这在当时被视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就越讲越空,乃至完全不提了。

  今天,不存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条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体力行的准则,也是今天的行动指南,否则,一切奋斗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工运领袖之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主要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办过工人夜校;他曾争取和改组湖南劳工会,使之走上革命工会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矿,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和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他自述这段经历时说:教过两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他在做工人运动的这两年期间,领导湖南地区工人罢工十次,只失败过一次,大部分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安源,1.7万路矿工人罢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贯的高瞻远瞩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中说:“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又发挥他伟大的预见性,在党内很多同志还在向往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时,发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重要号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糊涂思想。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阶级,是要阶级斗争还是搞阶级合作,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鉴于红卫兵小将的局限性,学生、知识分子无法再将革命向前推进,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开天辟地头一遭,工人阶级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国工人走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毛主席逝世后,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导师,阶级力量对比顿时失衡。工人们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先是政治权利的丧失,紧接着是经济地位的下降。

  雇佣劳动制度下,客观上也能造就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天的中国工人数量已近五亿,这是有史以来单一国家内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但是,由于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按照工运前辈刘实的说法,工人处于严重的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的状态。

  就今天的工业化程度和工人阶级的数量而言,工人阶级已经具备了“领导一切”的物质条件,需要解决的是“无权化、分散化”的问题,“贫困化”只是派生的产物,而“雇佣化”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解决掉这个根本问题之后,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一定会比文革时期行使得更好。

  工人阶级毕竟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历史终将证明,无产阶级不仅能打天下,也能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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