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上海累计感染28万的时候，公布了9例重症，这9例都有基础病且8例老人，某些人阴阳怪气地嘲讽：

　　今天，上海公布了3例死亡病例，一例89岁、两例91岁：

　　“嘲讽”又开始了：

　　这样的“嘲讽”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情绪：那些高龄老人以及基础病人，本来就快死了，得新冠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能因为要保护这些人不得新冠，就耽误其他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上海的重症和死亡数字本来就很“清奇”，笔者在《30万感染仅9例重症，宇宙第一为何还要进口辉瑞？》一文中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笔者在上文提到的东海养老院、宝山联泰路63号养老院、建工护理院、兰公馆养老院、静安乐宁老年福利院……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些情况抗疫结束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被进行一个系统的调查和回溯。

　　近30万人感染才9例重症、近40万人感染才3例死亡，给观者形成的客观印象就是：“奥密克戎还不如流感，重症及死亡极少，而且死的都是未接种疫苗的高龄、基础病人，次生灾害远远大于病毒流行本身……”

　　数学创造的医学奇迹重塑了人们的“科学”认知，两年前社会情绪的紧张被视作对未知事物的恐慌，今天还要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刻舟求剑”，以致于社会公共情绪里，“动态清零”正在与“科学防疫”对立起来了。似乎通过付出“应死尽死”的代价，保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才是所谓的“科学防疫”。

　　对于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笔者有足够的冲动想骂人，但本文就不作“情绪输出”了，这里仅仅讨论“科学”的问题。而要讨论“科学”，不仅要讲逻辑，也要讲事实，中国大陆之外的那些事实不应被忽略。

　　首先，从传染性、死亡率等角度看，把新冠视作“大号流感”究竟是“科学”还是“反科学”？

　　截至4月7日，香港在今年已经累计117万阳性感染者（包括核酸以及抗原快速检测自报），其中官方通过核酸检测确认过的感染数字为50.87万，累计死亡8344例，新冠病死率高达16.4‰。

　　还有笔者在大前天文章里整理过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过去三个月（2022年1月14日-4月14日）奥密克戎大流行期间的病死率：

　　智利新增感染165.5万，新增死亡1.78万，病死率10.7‰；

　　美国新增感染1598万，新增死亡14.2万，病死率8.9‰；

　　英国新增感染664.9万，新增死亡1.94万，病死率2.92‰；

　　日本新增感染538.7万，新增死亡1.05万，病死率1.94‰；

　　以色列新增感染229.7万，新增死亡2303人，病死率1‰；

　　韩国新增感染1529万，新增死亡1.4万，病死率0.92‰；

　　新加坡新增感染85.8万，新增死亡469人，病死率0.5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多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是高于中国的，以色列已经在全民接种第四针加强针，智利、新加坡、韩国的每百人接种剂次分别达267.3剂，267.3剂、254.9剂、235.8剂，均高于中国目前的每百人229.5剂，而且智利大部分接种的也是科兴。

　　笔者强调接种率，并非试图去否定疫苗的“防重症”作用；笔者的意思是需要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进行进一步分析，搞清楚未完成接种以及已完成接种人群各自的病死率；即便完成全民接种，这样的病死率能否被公众接受。例如，香港统计的数字称，完成接种的80岁以上人群新冠死亡率从12.84%下降到3.25%，这个“3.25%”是不是就应该被心安理得地接受，被认作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即便“疫苗可以防重症”被证明是事实，一方面很多哪怕是非高龄的基础病人（如肾衰竭、血液病）本身是无法接种疫苗的，他们就该被视作“必要的代价”而被放弃吗？另一方面，也要综合考虑新冠同流感的传染性差别，当一个庞大的感染基数出现之后，即便新冠死亡率被控制到与流感近似，总的死亡数字也将是惊人的。

　　科学家用“基本繁殖数”（R0）来确定病毒的传染能力。H1N1流感的R0值为1.5（即1个人平均可传染1.5人），1918年世纪大流感的R0值约为2.2，季节性流感的R0值约为0.9~2.1；而2020年新冠原始株的R0值为2.5，德尔塔变异株的R0值上升到5~8，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R0值已经上升到9.5。

　　从R0值所反映的传染性角度来讲，把新冠视作“大号流感”是极不科学的。而R0值本身也并非一个常数，除了病毒本身的传染性差别，在不同的防疫措施下，根据人们接触的频率以及为减少病毒传播所做的努力程度等因素，R0的估计值会体现出较大差异。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2019年9月-2020年1月的流感季约1900万人感染（这里面本身就可能有一部分是新冠），1.2万人死亡，病死率约0.6‰，大大低于过去三个月奥密克戎在美国所造成的病死率8.9‰。从美国的这组数据对比看，把新冠视作“大号流感”同样是极不科学的。

　　在没有任何专门的防疫措施针对的情况下，流感在全球每年约造成29-65万人的死亡（据世卫组织数据），而奥密克戎自出现之后的仅四个月时间里，已经在全球造成了近百万死亡，这还是新冠在前面两年已经造成500多万死亡、进行过多轮“死亡筛选”的结果。此外，普通人群“新冠后遗症”的问题同样不该被忽略，这个问题笔者以前多次讨论过，本文就不再展开。

　　第二，国外并不是真的想“躺平”，而是做不到“动态清零”。

　　以“抗疫优等生”新加坡为例：自2020年1月23日发现首起确诊病例，新加坡立即将疾病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随后防控措施不断升级，直到4月7日新加坡宣布“封城”，大街、地铁、购物中心空无一人；在实现“清零”之后的6月2日新加坡开始逐步解封，到8月份除保持聚集人数等部分禁令，新加坡基本实现解封。

　　2021年1月8日，新加坡启动全民疫苗接种；4月29日，新加坡出现了首个医院感染群，5月当局被迫重获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堂食被禁止；随着本轮大流行缓解，新加坡重回解封的第三阶段，堂食被允许，但限于2人，7月12日调整到5人，但随后出现的大型感染群，让新加坡再次禁止堂食……

　　2021年10月9日，李显龙发表讲话宣布新加坡不再继续“清零”，选择“与病毒共存”；但11月底，奥密克戎来袭，新加坡被迫再次升级管控措施，堂食被限定为5人，大型活动被禁止，禁止访客到所有医院的病房和疗养院探访，未接种疫苗者入境需隔离14天……

　　随着新一轮大流行高峰过去，2022年3月24日，李显龙发表题为“迈入新阶段”的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新加坡“正式迈向与新冠共存的阶段”……

　　如果去年10月李显龙的讲话没有被遗忘的话，这已经是李显龙第二次宣布迈入“共存”新阶段。以后新加坡还会不会再次升级管控，然后再次宣布迈入“共存”新阶段，恐怕只有天知道。

　　去年有人用“仰卧起坐”来形容新加坡的防疫措施，的确不失为生动和贴切。回过头检视的话，新加坡在过去三个月的新冠新增死亡已经达到过去两年的一半多；而在仰卧起坐的2021年，新加坡的总体死亡人数比前年多2220人，是过去八年平均值的五倍，增幅大大超过同样实行“动态清零”的2020年。很多人并非直接死于新冠，却死于新冠流行所导致的失业、收入不稳定以及正常医疗资源的被挤兑。

　　另外，很多人想拿新加坡2022年3月间0.12%的新冠病死率（接近全球平均流感死亡率）来证明“新冠是大号流感”本身也是不科学的。要知道新加坡在没有疫苗的2020年4月新冠病死率也仅为0.51%；而正常年份新加坡的流感不说病死率就说发病率在全球来讲都是极低的，其主要原因正如笔者之前所说，新加坡本身处于热带，医疗资源又是发达国家中较高的水平。所以，拿新冠致死率最低的新加坡来跟全球的流感致死率作对比，不是蠢就是坏！要比较，也应该是新加坡自己与自己进行比较。

　　观察过去两年多来的“共存”模范以色列、美国、英国其实都经历了类似的“仰卧起坐”的防疫政策变迁。在“仰卧起坐”的过程中，它们的医疗资源因为新冠大流行而被周期性的挤兑；大流行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失业率、通胀正在因为周期性的大流行高峰而不断攀升。

　　所以，各个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不会“傻”到真的以为“新冠就是大号流感”，“死的都是高龄基础病人”，这只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政府的抗疫无能在甩锅，是舆论宣传的口号而已。

　　关键的问题不是真的能够证明“新冠就是大号流感”，“死的都是高龄基础病人”，而在于让老百姓接受这样的观念；就像私有制社会，让穷人接受“贫穷是因为自己无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这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话术。

　　新加坡之所以在2021年放弃已经取得成功的“动态清零”，正是因为新加坡只是一个港口城市，必须依赖于全球资本和物资的流动，没有任何的战略缓冲地带。

　　“共存派”污蔑“清零派”把“动态清零”与“科学防疫”和“共存”对立起来，这里没搞清楚一个基本的道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动态清零”的基础上持续实现“动态清零”是很困难，但绝非不可能实现；而一旦放弃“动态清零”，想回到“动态清零”，几乎就不可能了……

　　对中外已经发生的事实视而不见，把被迫的“共存”视作“科学探索”，对于专业精英来讲，叫作“别有用心”，而对于非专业的群众来讲，就叫作“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即便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如果被破“共存”的美英诸国阶级矛盾可以得到缓和、无产阶级可以过得更好，笔者可能也会支持“共存”；但事实并非如此啊。

　　我们不应该把人类健康与病毒大流行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混为一谈；当然，前一对矛盾无论以哪种形式激化，势必将激化后一对矛盾。指望前一对矛盾的形式演化和转移，解决后一对矛盾，无异于另一种机会主义。

　　正确的方式，应该是立足于在妥善解决前一对矛盾的同时，积极解决后一对矛盾，而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官僚主义一刀切”、“国难财”，本质上不过是后一对矛盾的具体表现。

　　如果我们把“抗疫”与“抗疫战争”对比起来看，就会发现历史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奇妙的重演。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和《论持久战》来分析今天的问题仍未过时。对动态清零的指摘从舆论场的右翼蔓延到左翼，这又何尝不是当年汪精卫和托陈取消派的附身重演呢？

　　抗疫的最终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回归，就像依靠精英无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