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间地理空间上的社区教室、文学驿站，到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上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学公共空间之一。从工友们零散的手写手稿，到多篇作品登上《求是》《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主流报刊，再到多部个人专著、集体作品集正式出版。十余年间，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形成了集体合集出版、单人著作出版、内部刊物留存等出版发表体系，是国内素人写作较为成熟的出版样本。

　　他们的身份本是工人，如今以作家的身份参与到这个时代中。他们的文字未必篇篇技艺圆熟，却带着毛茸茸的生命质感，拓展了当代文学的书写边界。他们的作品未必有华美的语言和技法，却赢得了出版人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正因如此，本文聚焦文学小组的作品生产机制，探讨其作为非专业写作者出版样本的典型意义。

　　新大众文艺的先声

　　“新大众文艺” 概念源于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发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但其线索则埋在更早、更深的结构肌理之中。

　　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最初成立于2014年9月21日，距今已走过12个年头。近年来，大家多将其称为新工人文学小组。

　　文学小组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14年到2017年初创时期，有十几位工友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二是2017年到2019年，文学小组因为“范雨素事件”被大众媒体所关注，吸引了更多劳动者和志愿者参与文学小组的活动；三是2019年以来，文学小组创办了“劳动者文学奖”（后改为“劳动者文学杯”）以及《新工人文学》（内部交流电子刊物）等交流平台，进入自主发展时期。

　　十余年的文学积淀，加之赶上新大众文艺潮流，文学小组成员的一批图书相继问世，包括集体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范雨素《久别重逢》，李文丽《我在北京做家政》，施洪丽《嬢嬢勇猛》，小海《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

　　这些出版物成为普通劳动者自我表达与自我理解的宝贵见证，也被视为透视当代新工人的文学与生活状况的窗口，构成了一份属于普通劳动者的精神档案。

　　此外，小组自主创办《新工人文学》，至今已出版 44 期，连续举办8届 “劳动者文学杯”征文大赛，扩大了文学小组的社会影响力。

　　小组召集人为社区工作者付秋云，张慧瑜、刘忱、李云雷、师力斌、孟登迎、鲁太光等学者长期担任志愿指导老师，每周六晚开设公益文学课堂。来听课的大多是进城务工者，从事家政、保安、泥瓦匠等工作，他们白天奔波谋生，夜晚奔赴文学课堂。

　　与此同时，作家、记者、编辑、高校学生组成志愿者队伍，义务参与授课、改稿、整理稿件，形成了良好的创作与出版互动氛围。

　　例如，媒体人、作家袁凌在数年中常常到皮村，不仅担任授课老师，还帮助一些成员解决写作困惑，并参与“劳动者文学杯”等活动。2023年初，他甚至在皮村租下了一个房间，不仅近距离地观察、感受工友们的日常，还目睹了打工博物馆、工人剧院等先后关停的过程。最后，他完成了近30万字的《我的皮村兄妹》一书。

　　世纪文景编辑杨沁写过一篇文学小组成员李文丽的非虚构作品，同时她也是小组的授课教师，还是一位写小说的作家。2021年，她与北京大学教授张慧瑜取得联系，想策划一本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后来，她成为《劳动者的星辰》《大口呼吸春天》《嬢嬢勇猛》3种书的责任编辑，深度参与小组成员作品的出版打磨之中。

　　三个家政女工的转身

　　经过多方力量的托举，之前的家政女工已成为文学小组的“半边天”，转型为有尊严的劳动者和有追求的写作者，以范雨素、李文丽、施洪丽等为代表。

　　2026 年第 5 期《求是》杂志刊发了范雨素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文，编者按将其视作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代表。她因写作获得到全国各地分享交流的机会，真切体会文字可以影响他人。

　　文学改变了小组成员的处境，他们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以文学安顿灵魂。

　　早在2017年4月24日，《我是范雨素》一文经由界面·正午公众号平台发布后，在网络爆火，文学小组相应地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在大众媒体中，家政女人、保姆也能写文章被作为报道重点，这也显示了新工人文学小组成为消费主义文化中他者的、猎奇化的景观。

　　李文丽从甘肃农村来到北京做家政，在每周仅有的休息日奔波前往皮村听课。8年时间里，由从未写过文章的素人，到成为《我在北京做家政》的作者，该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还举办了个人画展。

　　她感慨：“当我们拿起笔，心灵的窗户就有了光。这份光，不只是照亮自己，它也照见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沉默劳动、认真生活的姐妹。”

　　施洪丽在新书《嬢嬢勇猛》中记录了自己的抗癌史。她曾为这本书辞掉月嫂和小时工，于一所偏僻村庄的简陋小出租屋专心创作，也曾因上课错过末班车，自费80元在村里留宿，家人最初并不理解写作的价值。

　　在她心中，皮村文学小组就是暗夜里的启明星。同时，文学也给予了她深沉的回响，该书上市2个月便实现加印，表现非常亮眼。

　　小组成员持续耕耘，孵化出范雨素、李文丽、施洪丽、小海、苑伟等一批基层写作者，陈年喜也曾在此短暂驻留创作。他们都期望“像范姐一样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人生故事”。

　　小海是范雨素认为“会成名”的作家，他15岁初中辍学，在流水线打工14年，曾因写诗被工友视作异类。

　　2016年，小海来到皮村，守着二手服装店，因为文学小组而坚持留在这里。如今他的诗集已正式出版，英文非虚构作品也于英国面世。他说，皮村是现实的开荒地、理想的试验田，文学小组是他精神的家园。

　　在皮村，此类故事不胜枚举，这股力量何以形成？

　　张慧瑜是关心社会议题的学者戴锦华的学生，也是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首位志愿者老师。

　　在今年7月25日，文学小组组织了“新大众文艺的北京实践：以新工人文学小组为例”主题交流会，张慧瑜将皮村文学小组12年的实践经验，总结为公益性、去中心化、团结精神三点底色。

　　第一点是公益性与公共性。不以盈利为目标，所有授课、辅导全部免费。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能依靠文学写作获得稳定收入，志愿者无偿投入时间精力，工友们在繁重打工之余挤出时间听课写作。文学在这里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精神安放的空间。

　　第二点是去中心化。小组没有绝对的核心人物。召集人付秋云承担大量幕后琐碎工作——录入手写稿件、对接投稿渠道、收发书籍等。

　　徐克铎曾写下打油诗记录付秋云日常：“我的稿件乱如麻，耐心梳理不言乏。小组繁事一大堆，及时处理不后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写作者，都拥有主体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小组的中心。

　　第三点是团结互助的共同体精神，《新工人文学》的创刊与发展便是一个重要缩影。2019 年，文学小组启动《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万华山最早承担起主编重任，从栏目设置、约稿、选稿、校对，几乎一力承担且不计个人得失。万华山润色修改了大量工友的稿件，史鱼琴《一个月嫂的江湖往事》的标题便出自他的手笔。之后文学小组成立编委会，并编辑出刊44期内部交流刊物。

　　平台资源也慢慢向这群劳动者敞开。付秋云积累了澎湃湃客、网易人间、单读、尖椒部落等投稿渠道。不少小组成员在这里收获人生第一笔稿费。

　　“写大众” 与 “大众写”

　　“生命的尊贵在人海里面。你只要去注意每一张面孔，你就会注意到每一个有尊严的人。”文学小组成员的经历，不免让人想到导演贾樟柯的话。

　　区别于传统的专业作家 “写大众”，以新工人文学小组为代表的 “大众写”，则是劳动者拿起笔讲述自己，完成自我叙事和自我确认。

　　多年来，范雨素、小海、施洪丽等人，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之下，在生活的起伏中埋藏文学的梦想，直到遇到文学小组才得以释放。

　　“范雨素的文字登上《北京文学》等主流刊物，我们看重的不是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文字里承载的当代生活丰富质感与人间烟火。”《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师力斌是《新工人文学》刊名的题写者，早在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概念提出之前，作为文学编辑的他就已经关注大众文学创作，和诗人安琪编选过多卷《北漂诗篇》，收入几百位北漂诗人的诗作。

　　谈及文学小组这种在错杂处境下的互相看见，师力斌认为，这些写作者的作品源于生活，现场感强，在当下众多作品偏重技巧流于形式的状况下，新工人文学直面普通人漂泊的现实，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唯有走进作品的细部，方能感知作家的独特性。唯有不囿于方寸之间，方能沉淀出激动人心、传之久远的精品佳作。

　　小组成员郭福来在一次文学小组年终活动上说，最近两年都没能写比较长的文章，“毕竟需要打工挣钱”，“遇到实在身体疲累，又忍不住提笔的时候，就写一点诗歌”。他的话或许能解答一些疑问：皮村诗歌中动人的内质究竟为何？杨沁曾在编辑手记中这样说：一种不得不写、从胸腔和毛孔中挤压而出的诉说欲望；同时又压缩在极简的篇幅中，让每一个文字都充满能量，自然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完成度，像皮村街头的小饭店一样，热气腾腾、抚慰人心、物美价廉。

　　这种悬浮、漂泊的中间状态，恰恰是当下大量外来务工者、异乡青年的共同处境，也是独属于当代中国的独特社会经验，复杂程度远超国外的外省青年进城的文艺叙事——美国苏荷、巴黎左岸文艺群体，都没有皮村这种兼具乡土遗留观念、城市现代思潮、市场经济、社会制度多重交织的复杂生存语境。

　　在师力斌看来，这些素人写作者缺乏系统文学训练，写作初衷是倾诉、记录、彼此慰藉。但他们拥有专业作家难以获得的底层一手生活经验；部分职业带来独特的“闯入者视角”，能够看见多元社会切面。他们户籍在乡村，身体和灵魂在城市，与故乡有着幽深而绵长的纽带，书写出流动人口回不去故乡、融不进城市的悬浮处境。

　　他们的写作大致包含这样几种价值。史料价值，留存普通人极易被淹没的生命记忆，保存时代一手素材；社会价值，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独有的社会图景，释放民间本土创作力；生态价值，包容多元创作，不同观点碰撞，构建无身份偏见的健康文学生态。

　　从“高原”走向“高峰”同样应该成为素人作家的写作追求。基于此，师力斌认为应当摒弃两种极端思维，辩证地看待素人写作：既不要嘲讽底层不配写作，也不要过度神化；创作者的价值来自个体生命体验，而非身份标签；文学没有唯一标准，审美与纪实记录功能并非截然对立。

　　标签不应是作家的重要标识

　　素人写作走红之后，热闹的表象之下，困境始终如影随形。

　　他们最容易陷入标签化的困境，家政女工、月嫂、流水线工人，身份光环的热度，有时盖过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读者、媒体更容易被 “底层” 身份打动，却较少沉下心细读文本的语言、叙事、思想。

　　“他者”的想象常保持着显著的陌生化特性，有时甚至体现出某些否定性姿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霍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她曾对学者张猛《新大众文艺生产中的 “文艺场域”问题》一文中的“桃花源”“乌托邦”叙事提出商榷（事后，张猛在文学小组群里回复，说明这两个概念是引自网络，而自己本身并不认同）。

　　近期，“工友文学小组”公众号发布了“致新工人文学小组月捐人的一封公开信”。在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感到揪心：文学小组可支配资金已经不多了，目前月捐面临中断风险，直接影响文学小组的日常运营。

　　致新工人文学小组月捐人的一封公开信

　　这引导着我们去系统地思考一些问题：尽管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已获得诸多主流认可，包括但不限于部分作者加入作协、作品登上重要刊物、图书陆续出版，但仍面临经济、文化多重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

　　杨沁从出版业角度道出行业现实：《嬢嬢勇猛》上市后迅速加印，证明市场对这类题材的接受度，但市场竞争已经远胜数年前。新大众文艺成为热点之后，入局竞争者成倍增加。

　　市场不再仅仅依靠 “职业身份标签” 就可以打动读者，文学性、个人风格辨识度成为硬核门槛。今天的读者更期待看见被遮蔽的劳动经验，打开生活内部的褶皱，挖掘独属于自我的生命印记。

　　尽管出于市场原因考虑，杨沁迟迟未能结集出版苑伟的作品，但她看到了苑伟身上可贵的状态：不追逐成名，享受写作本身。现实就是，不可能每一位写作者都能够出书、爆红。写作者应当确立清醒认知：写作才是根基，名气只是附加产物，重点要享受书写本身带来的精神慰藉。

　　素人不“素”，他们拥有文心，但文本尚有粗糙、松散之处，或许，正是这份粗粝，激起了人性的微妙震颤，在读者心中留下持久的涟漪。尽管如此，区分现象热度与文学本身的生命力是至关重要的。

　　当素人写作的舆论浪潮退去，留下来的是什么？是标签，是流量，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本？

　　一部作品能给受众带来何种思考以及何种新的生命体验，能抵达受众生命精神的何种方位、产生何种感染力是重要的。有思想性和审美追求，并且有风格感的作品是具有艺术贡献的。

　　标签不应该是作家最重要的标识，剥离身份滤镜之后，文本的力量才是永恒，几位文学小组的资深志愿者曾这样支招。“我们的写作可以打开视野，就是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基础上，去观察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将我们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经验、中国故事联系在一起。”

　　正如《中国作家》杂志主编李云雷所建议的那样，包括新工人文学小组工友们在内的素人写作者应从两方面着力：一是把个人生活经验中细微的、独特的部分充分写出来；二是要有艺术上的更高追求，精益求精，“把我们的生活能够充分地和艺术化地表达出来”。

　　在他看来，小组的发展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从2024年“新大众文艺”概念提出以来，小组被更多媒体和研究者关注，写作者应打开视野，从个人经验中看到中国和时代的变化。文学小组的资深志愿者孟登迎曾和文学小组的成员们特别交流到文学需要“敬畏”之心的问题。他以陕西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为例，勉励小组成员们要有一种“愚笨”的精神——下苦功，不取巧。他认为，路遥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再看不到一个相对完善的青年形象”，大量走出城市的、有思想的青年形象尚未被充分书写，“可能在我们工友作家里面”，但“要写出来都得付出超常的功夫”。

　　爆款流量易得，取得长尾效应却并不容易。生存限制了伏案时间，更深的困境来自对文学的敬畏。

　　“文学依然神圣”

　　细数文学史的过往和一个个闪光的作家名字，作家陈忠实的那句“文学依然神圣”，在今天依旧有分量。

　　以往，普通劳动者的生命亮色被遮蔽太多了，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深入开掘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光亮。新大众文艺浪潮下，普通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

　　皮村十二载的文学创作和出版实践告诉我们：大众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但从拿起笔，到写出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中间隔着漫长的修行。从素人写作者转型为成熟作家，依然任重道远。

　　创作精品需要作家扎实的生活积累、深邃的精神思考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推出精品需要出版人对精品的准确理解、慧眼独具和高水准的专业能力；而传播精品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这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关乎健康的文学生态。然而，长久可持续的文学生态构建，则是一条颇具挑战的探索之路。

　　从出版行业来看，新大众文艺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出版社需要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既要抵御单纯追逐畅销书的商业冲动，也要尊重市场客观规律。

　　素人写作存在着表层化、间断式以及容量巨大、质量参差等问题，这也考验着编辑在策划选题、价值判断、人文审美等方面的视野和能力。编辑既要在加工环节呵护他们的创作热情，更需要激浊扬清和深挖“蚌珠”。

　　素人不等于粗糙，大众写作不等于降低文学标准。一方面要尊重原生态写作的生命质感；另一方面，出版机构要做好打磨、引导，帮助作者做好把生活经验转化为成熟文学文本的准备。

　　此外，发掘基层创作者，不能只盯住几个爆款作者，更要守护整个文学公共空间。除了出书，还要支持刊物、征文、公益课堂，维系普通人可以发声的场域。捐助、志愿者、编辑、评论家、新闻出版机构等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良性的文学生态。

　　从文学小组写作者身上，我们能看见西西弗斯、孙少平等文学人物的影子和气质，但他们不是文学经典人物的复刻，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形塑着鲜活的形象。

　　唯有把个体生命体验熔铸进时代叙事，出版、评论、期刊、社会公益形成合力，才能让文学真正扎根人民，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不止于此，素人写作同样需要批评家的在场，既不回避问题，亦不吝惜赞许。不能简单以 “底层身份” 给予豁免，也不能拿成熟专业作家的标尺粗暴苛责。建立多元包容的评价体系，兼顾社会价值、精神价值与文学审美，这或许是新大众文艺时代批评需要探索的课题。

　　毫无疑问，以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为代表的素人作者为自己的生活打开了一种可能，为出版打开了另一种可能，也为读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本文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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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皮村文学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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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人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是志愿者与劳动者共创的文学交流空间，开设有周末文学课、图书共读、《新工人文学》电子刊、“劳动者文学杯”征文、劳动者的诗与歌等项目，以基层实践回应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召唤，让普通劳动者的书写成为这个时代真实而有力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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