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西北大学认定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并解除聘用关系。舆论场一片欢呼雀跃叫好之声，乃至一些“左派”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仿佛人们期盼的公平正义真的降临了。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蒋方舟与贾浅浅，从来不是两个孤立的“学术失足者”，而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逻辑与权力—资本合谋结构在文艺场域投射出的典型标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资本主义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拖入交换价值的漩涡，使“一切神圣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当这套“趋利—自肥”的逻辑全面渗透文艺创作，文化生产便不再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沦为资本增殖链条上的一环。
但仅仅批判资本逻辑是不够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资本并非孤独地运作，它与行政性权力、符号性权力深度缠绕，形成了一种远比西方自由市场更复杂的权力—资本共谋结构。
从这一视角出发，所谓的“学术不端”不过是表象，本质上是文艺领域生产关系异化与权力寻租的必然产物。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为商品，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但这一异化过程在当代中国文艺场域中，被权力垄断的因素进一步强化和扭曲。
蒋方舟年少成名，其“天才少女”的符号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市场自发定价，而是媒体资本与体制内文化权力的共谋产物——她获得的是市场流量与体制认证的双重加持。
贾浅浅则更为典型：她依托父辈在文艺体制内积累的符号资本与关系网络，其“诗人”身份的确立、职位的晋升、资源的获取，都离不开一个封闭的、代际传承的文化权力体系。
蒋方舟、贾浅浅是如此，早些年的韩寒也是如此。都是权力垄断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具体展开——权力的世袭化与资本的逐利性相互喂养，共同制造了一个“准入封闭、利益内循环、评价权自授”的小气候。
当文艺作品不仅被当作商品来生产和评价，而且被当作权力地位的“身份标牌”来占有和展示时，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就被三重遮蔽：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被权力等级的关系遮蔽，被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潜规则”遮蔽。作品不再承载“为人民服务”的交往功能，而是成为积累个人文化资本、巩固体制内地位的“投资品”。谁掌握着评价权、准入权、资源分配权——谁就能在文化市场上制造“赢家通吃”的局面。
蒋方舟论文涉嫌抄袭而能长期不被追究，贾浅浅诗歌引发广泛质疑却仍能进入作协、获得教职，这一“问题曝光前的沉默”本身就是权力垄断的产物：对既得利益者的批评被内部消化，批评的武器被体制性消音，直到舆论压力积累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才以“惩戒个体”的方式完成一次象征性的仪式净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异化与垄断绝非文艺界独有，而是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在全社会各领域深度结合的普遍后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他的对象”，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他自己相异化”。而当权力垄断介入这一过程，异化便从经济领域蔓延至社会关系的每一个毛孔——学术圈的“论文工厂”与“学阀垄断”、某些行业的“二代”世袭与资源圈占、地方体制内的“近亲繁殖”与利益输送，其底层逻辑惊人一致：凡是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能够携手渗透的领域，“趋利自肥”便成为了潜在原则，公共价值被私人利润吞噬，社会效益沦为经济效益的注脚，权力的垄断确保了这套游戏规则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被轻易撼动。这不是道德的集体滑坡，而是生产关系与权力结构在市场化浪潮中的系统性问题。
因此，真正的左派批判，绝不能止步于“打假”的快意。 欢呼“学术不端终受罚”，不过是资产阶级法学观的朴素翻版，它只惩罚越轨者，却不质疑规则本身的合法性，更不追问是谁制定了规则、谁垄断了规则的解释权。
马克思主义告诫我们：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要彻底，就要触及事物的根本。这个根本是什么？是当“一切向钱看”的市场原则与“圈子内循环”的权力原则共同成为社会的潜规则时，“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只要文化生产的指挥棒仍然由市场利润率与权力圈层的偏好来把持，而非由人民的真实需求和社会主义价值方向来引领；只要文艺工作者的生存与发展仍然被裹挟在“流量—变现—圈子认证”的封闭赛道上，而非面向广阔的基层与劳动人民；只要评价权、准入权、资源分配权仍然集中于少数可以代际传递的垄断性结构之中——那么蒋方舟和贾浅浅就永远不是最后一批牺牲品。
惩罚两个具体的人，不过是对异化机器的局部“清淤”；而左派的任务，是瞄准那台机器本身——追问为何创作劳动被异化为套利工具？追问为何文艺的评价权被垄断在封闭的圈子内部？追问为何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能轻易消解“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追问为何“人民”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在市场逻辑中总是被抽象为“用户流量”，在权力逻辑中总是被排斥为“圈外人”？
不回答这些问题，不将批判的矛头从个人品行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机制和权力垄断的自我巩固机制，一切欢呼都不过是在为同一台异化机器更换零件，而非拆解它。
左派不必为蒋方舟、贾浅浅的“倒掉”而欢呼，因为她们本就是那台机器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那台机器运行到一定阶段必然产出的“合格品”；左派应该为之警醒的，是这台机器仍在轰鸣，权力垄断的链条仍在加固，而我们的批判是否还保持着马克思当年解剖“商品拜物教”时那份直指本质的锐利，是否还敢将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资本与权力这两个相互缠绕的维度。
这才是左派真正应该面对的问题。
2026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