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祖籍山东费县，1964年生于哈尔滨，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兼及大众文化批评和教育改革。因爱管闲事，人称北大醉侠，自称北大扫地僧。曾当选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全国百佳教师，新浪微博十佳博主，兼任诸多学会理事、刊物编委等职。出版学术和文化文学类著作数十部，在百家讲坛等多家媒体担任主讲和嘉宾，培养硕士博士五十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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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读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把名字从“树礼”改为“树理”，他抨击封建礼教，塑造出小二黑、李有才等讲道理的新农民形象。本文以重述文学史的眼光，通过梳理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创作往事，重新回顾评价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和理想追求，以此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

　　从 树 人 到 树 理

　　——纪念赵树理诞辰120周年

　　孔庆东

　　赵树理研究，近十多年来，有了很多新的成绩，新的突破，出现了李国华等年富力强的赵树理研究专家——当然他们不只是研究赵树理，而是将赵树理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系统中，在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重新发现赵树理的价值。不过，仍然会有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不明白，赵树理为什么被列为与“鲁郭茅巴老曹”同等的文学大师，赵树理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难道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赵树理比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更重要吗？

　　思考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现代文学的开端，从“树理”先回到“树人”。周树人先生从1898年开始要树的那个人，为什么奋斗了三四十年，还是树不起来？如果只是鲁郭茅巴老曹这些人树起来了，其他广大的中国民众仍然匍匐着，那何年何月才能听到那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呢？而且站起来了之后，还会发生种种的麻烦和内卷呢？从个性主义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树人，到穆旦的诗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其间缺少什么重要环节呢？后来老舍的《茶馆》倒是通过常四爷之口，透露出了秘密：“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出身于城市底层的老舍，与出身于农村底层的赵树理，心心相通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二人能够共事，共同喝酒唱戏，共同主持《说说唱唱》（《北京文学》前身），共同领导北京文联工作。值得补充的是，汪曾祺先生也在《说说唱唱》工作过，后来到《民间文学》担任编辑部主任，而赵树理则是副主编。发现了这一草蛇灰线，我们再聚焦于解放区文学，看看赵树理的一生。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后，以延安文学为代表，扩大到整个解放区，又带动国统区，使整个中国文学呈现出很多新的面貌，并一直延展到当代文学。所以现在以洪子诚、韩毓海、贺桂梅为代表的许多当代文学专家，都是从延安开始研究和讲授当代文学的。而解放区文学的光辉代表——赵树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中，地位非常重要，是大师级别的，是跟鲁郭茅巴老曹一个级别来讲的。但是世纪之交的20多年间，解放区文学全面受到贬抑，赵树理同样按比例缩小，甚至很多人觉得赵树理很土，一个山西农民，他懂什么文学？但是物极必反，不合历史事实的言论甚嚣尘上到一定程度，违背了起码的历史逻辑，自然就会有认真扎实的学者出来拨乱反正。比如李国华的《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情”“理”问题》和《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就进行了这样的工作。

　　下面我们从头介绍一下赵树理（1906—1970）。他是山西沁水县人，他本来的名字叫赵树礼，是仁义礼智信的这个“礼”，1930年他因共产党嫌疑坐牢出狱后（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抓进山西省自新院），自己改成讲道理的“理”。改名的作家很多，需要细细地分析。像周豫才改名周树人，赵树礼改名赵树理，可能比他们取不取笔名更值得研讨。礼和理，本来两个都是意思不错的字，但是他认为这个“礼”是过去的封建礼教，他不要这个“礼”，他要树这个“理”，要讲道理，他认为讲道理更重要。这是受了什么刺激？要是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深入进去，可以分析出许多问题。赵树理虽然是底层农民，但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家庭不得了，是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各方面知识的家庭，农村讲究的各种婚丧嫁娶的礼节（北京叫“老妈妈令儿”），他都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个阴阳先生，善于给人家看风水、取名、看宅地等等，很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孔阴阳”。所以赵树理的启蒙读物不是“上大人孔乙己”，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也不是“人口手马牛羊”，他的启蒙读物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所以赵树理表面是一个底层的农民，骨子里是个民间传统文化大师，而且是实践型的会操作的大师。他在当地本来就很有名，当然后来名气更大。赵树理成名之后，在解放区如日中天。美国记者贝尔登1947年到晋冀鲁豫边区采访了赵树理，他在《中国震撼世界》中写道：“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

　　赵树理除了是民间传统文化大师，他还是个全能型的农民，所有农活都会干，也就等于几乎所有活都会干——因为中国是个工业非常落后的国家，普通工厂里那点简单的锤锤打打也不过是农活的延伸。从春种夏耘到秋收冬藏，所有的庄稼活，他不但会干，而且都是一流的。至于什么养猪填圈、生火垒炕，他都堪称高级工程师。最神奇的一点是他特别会点火生火，我们现在都怎么点火？一般用打火机，没有打火机用火柴。赵树理几乎能用任何工具生火。他有一个毛病，特别怕冷，到了深秋就要引火取暖。那个时候农村一般用火镰引火，可赵树理随便拿两个东西一会儿就弄着了，原始人才有这个本事。

　　赵树理有这样全能的本事，所以他有一双跟其他作家不同的眼睛。赵树理1906年出生——到今年正好两个甲子了，小时候去上学也跟其他同龄人一样，学的是越来越现代的这些文化——山西农村还是颇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学的、写的这些东西，农民不感兴趣，回家还被他父亲骂了一顿。经过仔细调查和反思，他发现自己学的这些东西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他学会写作后，混进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写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叫“文坛”的地方发表，文坛跟中国没有关系，中国人民看的是“文摊”上的东西。所以赵树理说我不在你们文坛混，我要占领文摊。他看到了，五四运动提倡的“为人生”那些主张，怎么才能胜利？——必须占领文摊。这个战略眼光，是跟鲁迅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观点，具有同等高度的。赵树理给知识分子做报告的时候，首先就问你们知道老百姓在读什么吗？然后他介绍了一大堆文摊上的东西，说真正的老百姓除了不读书的，那些刚刚能有点阅读能力的人，读的是这些。他一口气列出几十种读物来，那些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比如《小寡妇上坟》之类的，像《七侠五义》在那里边算高级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已经是文艺界的领导之一了，他的口号还是“打入天桥去”。这个思想在“五四人”为主的这支文艺队伍里是很孤独的，能够跟他呼应的高层领导大概只有毛泽东，连江青都不太能理解赵树理，只有毛泽东才知道占领天桥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什么对那些曲艺演员、相声演员特别重视？他经常请侯宝林等人到中南海去说相声，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他工作累了娱乐娱乐，当然有娱乐作用，目的不仅如此，他是要占领天桥，他鼓励侯宝林要多说《关公战秦琼》这样的相声。（见凤凰卫视2012年4月4日《腾飞中国》节目，以及《党史文汇》2016年3月25日《艺术视野中的毛泽东》和《人民画报》2017年12月《前世今生“画”相声》）当这样的相声传遍全国的时候，相声就变成了武器。要讽刺官僚主义，《关公战秦琼》多么典型，表面上说的是军阀，批评的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开会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共产党里也有很多关公战秦琼式的干部。

　　赵树理是延安解放区成名的，但他是一个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他50年代写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稿费一次就拿了1万多块钱，50年代拿到1万多块钱，这是今天很难想象的天文数字。他拿了稿费之后在北京买了一所四合院，据说只花了几千块钱。后来他在北京住不惯，他是山西农民，也不吃好的，也不穿好的。他在当北京文联副主席，主席是老舍，老舍经常拉着他去吃点好的，老舍吃那些东西他不爱吃。他自己兜里老装一瓶二锅头，走到路边小摊来一碗刀削面，就着二锅头，老舍也跟他吃不到一块儿去。后来他不愿住在北京，要回山西去。人家说：“你这院子怎么办呢？”他说： “这个院子就献给组织了。”听说有朋友劝他：这院子很值钱的，你给组织了，将来你又想回北京，住哪儿？他大概觉得再写本书，再买一个嘛！我们看，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求他们跟工农兵相结合，另一方面他们的收入是非常高的，高到难以想象。如今莫言是最有名的中国作家，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奖金合当年人民币750万元，他能在北京城区买得起四合院吗？北京二环以内的四合院，前几年都价值几亿到十几亿了，他得获一百次诺贝尔文学奖，才能买得起这样一座四合院——这一个世纪的诺贝尔奖都包给他了。50年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收入之高是老百姓不能想象的。所以后来到了“文革”，有些人批判他们，或许并非完全是政治原因。（参见何蜀《胡风与稿费》等文章）

　　赵树理觉得自己写书拿的钱太多了，他就拒绝再领工资，他是第一个不领体制内的工资的人。他一带头，又有几个人跟着他也不要工资。这个事做得虽然高风亮节，但是得罪了一大批人，好事不能随便做。你有钱可以捐出去，你不领工资，那不显得别人领工资的境界低下么？所以赵树理不领工资这个事，做得太耿直了。

　　另外他一直保持反官僚主义的态度，跟领导过不去，有意见就提。在延安的时候，有毛主席支持他，可是毛主席多忙啊，不能老关注一两个人，后来他跟毛主席中间隔了多少级了？赵树理那么高的名望，在文学上的评价非常高，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只担任了北京文联副主席。又给他几个别的职位，一个是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长，《说说唱唱》主编，还有工人出版社社长——他也不是工人哪。给了他一堆比较虚的职位，让人感觉他是受排挤的。

　　赵树理性格耿直倔强，遇事认死理，老用幽默的话认死理，让对方下不来台。用那种山西快板似的语言，一句句都能给人噎死，所以他长期在文化圈子里被人们嫉妒，直到倒霉降临。“文革”中像赵树理、像丁玲一样真诚地提意见的人，就容易引火烧身。每一次批斗他，赵树理还都很倔，批斗他的多是那些不懂事的年轻人，他跟他们还是认死理，对人家都含沙射影地讽刺。最后的批判中，从桌子上摔下去，肋骨摔断了，髋骨也断了，过了一段时间含冤去世。应该说赵树理是真正含冤去世的人，而且他的冤屈跟有些人的冤屈都有所不同，可以用司马迁评价屈原的话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也。

　　赵树理在北京住的时候，北京的文人关系复杂，一些人住在东总布胡同，一些人住在西总布胡同。赵树理跟老舍虽然兴趣不同，但他俩都是厚道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老舍是比较讲究的老北京，他俩吃不到一块喝不到一块，但关系还不错。跟丁玲的关系呢，虽然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革命作家，但丁玲是莎菲女士革命了那种范儿，跟赵树理不一样。两个胡同的文人经常争论，有一次周扬就出来调和，说你们俩胡同里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党员作家，为了党的事业，以后不要再打架。（参见《文艺争鸣》2020年1月张屏瑾 罗岗 孙晓忠《再论“丁玲不简单”——“丁玲与当代文学七十年”三人谈》，以及萨支山《延安文艺的精神遗产：毛泽东要求深入工农兵》，《北京日报》2012年5月17日）丁玲有一次开会就说，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家，要为人民多提供面包，不要给人民吃窝窝头。这话说得很清楚，我们那条胡同主要是生产面包的，赵树理这条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我们都到社会主义了，怎么老给人民提供窝窝头呢？赵树理就火了，认为这是影射他，诬蔑我们是窝窝头。很多人就说，是不是赵树理神经过敏？现在经过研究，查了丁玲的日记，丁玲头一天的日记写的是：“当他（赵树理）看见我打开我的点心包吃了半片饼干之后，又看有面包，他惊奇地叫了一声：‘面包？’伯夏就赶忙分了一点给他，他推开说：‘我没吃面包的习惯！’我几乎笑了。”头一天果然因为面包这事，他俩有不同意见，所以才有第二天丁玲说的话，这个事丁玲确实指的就是赵树理。文人之间这些意气用事，千古都这样，从先秦两汉就这样。

　　下面我们来看看赵树理的创作。一般都感觉赵树理是个很土的作家，我们先看赵树理早年写的作品，《悔》《白马的故事》，跟创造社新月派差不多，也是五四腔。你看他1930年给同学题赠的一首诗：

　　萍草一样的漂泊，

　　或许是我们的前程。

　　此间一度的欢聚，

　　不知何时再会。

　　朋友们呵，

　　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去找。

　　这不是湖畔诗人吗？完全可以归入早期新文学的那类作品，赵树理是能写这些的，沿着这条路发展，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家。但是他觉悟了，他觉得老这么写有什么意思？这种东西太好炮制了。一种东西一旦进入了它的模式，会写之后，就发现很容易，越写越变成一种技术操作。所以他抛弃了这条路，他要探寻一条更险峻的路。

　　赵树理后面的路是他自己艰辛奋斗的一个主观选择。1943年，他终于写出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很多人说《小二黑结婚》是在毛主席《讲话》精神指引下写出来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如果从时间上看，很容易这么判断，《讲话》是1942年，然后1943年《小二黑结婚》写出来。——这就是做学问不扎实不严谨，要进一步仔细地考察。赵树理生活之地并不在延安，而在太行山区，太行山区交通闭塞，一个文件传达到那儿要很久。确实是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写《小二黑结婚》，但是他这个作品被当地的领导压制，认为写得很差，趣味不高，是农村鸳鸯蝴蝶派。赵树理一直很郁闷，可是他认为自己的路子是对的，他这人很倔，不听领导的，继续写。他都快写完了，毛泽东《讲话》才传达到这儿。他看了《讲话》激动万分，说毛主席太伟大了，就是为了支持我，专门发表了《讲话》。他特别淳朴，类似的这种事我听过好几次，后来还有一些农民也认为毛主席某个讲话是支持他的，可见毛主席讲话的感召力之大，讲话能说到很多人心坎上。赵树理一下子支棱起来了，坚持把这个作品修改完，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可是上级领导仍然不给他印刷出版，大领导仍然把握不准。

　　《小二黑结婚》最后是谁批准的呢？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这支军队很厉害，不光能打仗能生产能宣传，军队的很多军事领导都懂文艺，都插手文艺。像彭德怀这样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元帅，谁想到他能够看《小二黑结婚》，说这是好作品，命令马上就去印刷，而且是用了根据地比较好的纸。根据地的纸非常紧张，好纸都是到敌占区去买的，最好的纸只能印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连毛泽东的著作和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都不用好纸印，是用上面带草棍的那种草纸。（参见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1982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我们想太行山区大部分民众是文盲，认字的有多少？这个书一出版，竟然在当地就发行了3万多册，真是不可想象。后来周扬到上海、天津去，带着《小二黑结婚》，一时风靡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这也是没有想到的。竟然在大城市，在那么洋气的地方，在茅盾、曹禺、张爱玲的根据地，《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这里边隐藏着许多文艺的秘密。

　　《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并不复杂，普通读者一小时就可以翻完。要指出的是，这个故事本来是有一个悲剧原型的，确实有一个抗日自卫队的队长，小伙子叫岳冬至，他爱上一个姑娘，而村里别的人也爱上这个姑娘，就公报私仇，把岳冬至给打死了，这是真事。这就是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刑事案件，赵树理从刑事案件中看到了更深的意义，用这个素材写了这么一个故事。确实很容易从表面上看成是旧的鸳鸯蝴蝶派故事——小二黑、小芹这对青年自由恋爱，二诸葛是小二黑的父亲，三仙姑是小芹的母亲，父母各有各的毛病，不同意他们结合。还有坏人阻挠，黑势力是金旺、兴旺兄弟，他们公报私仇要把小二黑给捆起来。最后来了一个区长，深明大义解决了这个矛盾，真相大白，把金旺、兴旺抓走了，教育了二诸葛、三仙姑，一对年轻人终成眷属。故事很好看，不复杂。可是它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一定有秘密。

　　这个故事包含着多层的连环套的矛盾。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二诸葛不同意。二诸葛是个老封建，是以赵树理他爹为原型写的，什么事情都要占卜，他认为不吉利，他给小二黑已经包办了一个童养媳，小二黑不要。小二黑受了新式教育，他们父子之间有理念上的冲突，是两个时代的理念冲突；再一个是他反抗给他包办婚姻，反抗父权。他的父亲二诸葛是个有几分可爱又几分可笑的老封建形象，但是并不可恨。

　　小芹和她的母亲三仙姑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她们是母女，可却是特殊的母女。三仙姑嫁到这个村，她的丈夫于福是一个老老实实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不解风情，原文写“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不能满足这个年轻小媳妇。三仙姑对她的丈夫很不满，她就每天在家里招蜂引蝶，勾引很多年轻人来，把他们家变成一个“太太的客厅”，基本的情感模式是这样，以此来满足自己空虚的灵魂。时间一天天一年年过去，她自己年纪大了，不断往脸上抹这个粉抹那个粉，赵树理很刻薄地讽刺她化了妆之后，“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这也是一种农民的幽默。可是时间长了，她的女儿小芹长大了，她终于发现村里的年轻人不断到她家来，并不是看她，而是看她闺女，也就是说母女之间其实是情敌。她看上了小二黑，她用自己的闺女来勾引小二黑，没想到人家俩是真情，所以她对女儿婚姻的阻拦另有隐秘的心理。分析到这儿，是不是可以想到张爱玲的《金锁记》？很多人为什么不同意所谓“世上只有妈妈好”？亲情不存在天然的好不好，否则天下人都是好人——如果天下父母都是好父母，那等于没有坏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当父母，所有人都曾经当儿女。三仙姑的心理是可以深入挖掘的，若用张爱玲那支笔，就可以一直分析到三仙姑非常阴暗的性心理。但是赵树理点到为止，他不是张爱玲，他很厚道，儒家的厚道，还是用农民的幽默把它解决了。

　　另外一组矛盾是，父母的阻挠客观上配合了黑恶势力，而这个黑恶势力恰恰是把持了革命政权的人，这是赵树理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又常常容易被忽略。金旺、兴旺兄弟他们看上小芹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以正义的名义、抗日的名义、革命的名义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区长只是最后解决矛盾的一个工具，最后区长来了，这个事情好像很容易就解决了，区长代表了一个天理，也就是赵树理改自己名字的这个“理”。赵树理小说里反复回荡着一个声音：这个世界为啥不讲理？能不能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又很像老舍，老舍的作品反复申诉的也是这个声音：什么时候有个讲理的世界？《骆驼祥子》的那个世界，《月牙儿》的那个世界，《我这一辈子》的那个世界，就是不讲理的。赵树理作为一个共产党的作家，他并没有刻意去描写共产党的形象，村里没有共产党，小二黑也不是共产党。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塑造两个党员，说几句党的好话？赵树理说，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赵树理这种赤胆忠心为党工作的人，恰恰不说这种形式主义的话，不来假的，所以他反而倒了霉。

　　我们看看小二黑的语言，开头：

　　刘家峧有两个神仙，一个是前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孔明也叫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我们看这很像评书的开头，仔细看却非常精练，一个字都不多，线条非常简洁，三言五语把主要人物推出，而且非常有生长性，吸引人继续往下看。其实他是巧妙地改装了旧评书的结构。小说的结尾，这两个人终于结了婚了——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小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赵树理小说还有个特点，喜欢给人物起外号。我最近看到有人说不许学校里同学互相起外号，说这叫“霸凌”现象。起外号算不算霸凌？后来也有文艺界领导告诫赵树理，说你能不能不要给人物起外号，赵树理说我尽量改，但是我现在正在写这个小说，还得起，不起外号表现不了这个人物。《水浒传》里每个梁山好汉都有外号，起外号是一个创作学的问题。

　　《小二黑结婚》爆红之后，过了5个月，赵树理就写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我们也介绍个开头：

　　一、书名的来历

　　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

　　这人现在有50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着看守村里的庄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是他爹给留下的，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

　　同样，这个开头非常简洁，非常通俗易懂，就像农民说话一样，但其实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农民语言，就像老舍提炼北京话那样——你看上去绝对是北京话，但是任何一个老北京说不出来的北京话。赵树理达到了这个程度。

　　《李有才板话》的内容是揭露一个假模范村阎家山，政权都被坏人把持着，有个叫李有才的聪明人，他利用板话——就是山西快板，他随口能编，民间有很多这种能人——作为文艺斗争的武器，最后团结大家揭露了坏人。风格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能够受欢迎呢？别的作家写不出这个作品来，你要认为赵树理不行，你试着写，没有人能够成功。生活气息非常浓厚，一读就好像进入了故事，仿佛跟这些人生活在一块儿，刻画每个人物非常生动准确。用的是传统的语言，但是仔细分析就知道这是五四之后的技巧，这是茅盾、叶圣陶的技巧，但是却不用茅盾、叶圣陶的语言，这是赵树理的厉害之处。

　　这个中篇小说成功之后，他又写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出版是在1946年了，写了一个村庄的阶级斗争和抗战前后的变化。这个小说的优点是它发挥了前面中短篇的特长，但是如果用长篇小说的眼光来衡量，应该给他提个意见，我觉得是结构不够宏伟，节奏也稍慢。它的开头也是这一套：

　　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老宋原来也有名字，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老，谁也不提他的名字；又因为他的地位低，谁也不加什么称呼，不论白胡老汉，不论才会说话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他用各种手法把线条尽量地简化，突出最主要的特点。以上我们介绍了赵树理短、中、长三部小说，对赵树理创作的秘密，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一方面大家觉得小说确实好，有艺术魅力，但是另一方面，这么土的小说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这里边一定有了不起的东西。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写了《赵树理文学特色》等文章，他说：“既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削弱现代小说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的。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进了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吧。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

　　他的论述不一定都准确，但他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为什么不喜欢赵树理，甚至一些学者都没有好好读，凭印象就不喜欢，只读了第一段，然后说“这小说我不看”，为什么？我们一定有我们的病。我们的病就是受现代主义影响，认为现代小说必须有心理描写，甚至必须有很长的心理描写，有阴暗心理的描写，有意识流，得像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我们本能地认为那种小说是高级小说，所以一看赵树理就觉得说这是低级的。我们没有反思，心理描写就一定是现代的吗？心理小说就代表高级吗？凭什么这么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说，现代小说恰恰是被心理主义给引进了死胡同，有本事咱不带玩心理的，有本事就径直写人物的外部行动和语言，像《水浒传》那样堂堂正正一百单八条好汉，从来不写任何一个人心理活动。《水浒传》就写这些好汉的怎么打、怎么杀、怎么说，里面没有任何一段——李逵坐在那里痛苦地想，没有！而它就是伟大作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贺桂梅在《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中，借助日本学者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的启发，发现赵树理小说“恰恰在于超越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的‘苦恼’，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劝说过赵树理，包括丁玲，她虽然反对赵树理的主张，她还是很好心地希望当代作家能够注重心理描写。（参见袁园《隐文本视角下的心理错位——论建国初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悖反》,《常州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以及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赵树理说：“我过去所写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里面，不仅没有单独的心理描写，连单独的一般描写也没有。这也是为了照顾农民读者。因为农民读者不习惯单独的描写文字，你要是写几页风景，他怕你在写什么地理书哩！”他不但不写心理，风景也不写，而我们现在的学者恰恰认为风景与心理描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所以赵树理涉及了文艺理论最奥秘的中心部分。正是他的倔强，带我们进入了一个险地——现代作家竟然可以不写风景，不写心理，一样能写出杰作来。这个问题可以留给文艺理论界去深入探讨。

　　我们概括一下赵树理的贡献。从内容上说，赵树理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代农民，这一代农民是树人先生——鲁迅笔下没有的，是茅盾笔下没有的。塑造农民，鲁迅和茅盾都有贡献，当然茅盾的贡献主要还不是农民，而是资本家和时代女性。到了赵树理这里，出现了一代鲁迅笔下没有的农民，忙于树人的鲁迅，是看不见小二黑的，他只会看见祥林嫂、阿Q、闰土。而赵树理看见了小二黑，看见了李有才。有了赵树理，我们再往后看，到了柳青，柳青笔下是什么农民？浩然笔下是什么农民？再过几十年，莫言笔下是什么农民？余华笔下是什么农民？这是百年中国文学农民形象的一个画廊。赵树理的小说标志着现代小说向当代的一个过渡，所以讲当代文学也经常有很多问题要从赵树理那里开始。

　　从形式上说，他利用评书体、改造评书体，改造旧形式获得成功。这不仅对小说有意义，就是对评书本身，对袁阔成、单田芳等艺术家，也有极大的帮助和启迪。当代评书比之传统评书，也更严谨，更讲究结构艺术，更讲究思想主题。袁阔成1950年就录制了中篇评书《小二黑结婚》，被誉为“开创了评书说现实题材的先河”，后来又演播了山药蛋派力作《吕梁英雄传》，这些实践打通了当代小说和评书艺术，虽非赵树理一人之功，也可看出他的努力是“多靶向”的。（参见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从语言上讲，赵树理被列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语言大师之一。只有鲁迅、老舍、钱钟书等为数不多的几人，被称为语言大师，好像都没有人说茅盾是语言大师，巴金、沈从文更不是。当代作家里谁是语言大师？王蒙好像是，浩然算不算？王朔和莫言算不算？我认为王朔和莫言的语言功夫是非常了不起的，是绝对值得研究的，但是到不到大师级，还可探讨。莫言曾说情愿用他的全部创作，去换鲁迅的一本薄薄的《呐喊》。

　　从文学宗旨上说，赵树理是新一代的为人生的文学，他把自己的小说叫“问题小说”。所以我们可以探究一下，他的小说与五四时代的问题小说有什么异同？跟冰心的《超人》比，跟王统照的《沉思》比，跟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比，有什么异同？

　　另外，我认为赵树理小说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革命政权中有坏人”这个严肃的命题，这是许多作家没有指出的。反革命人士会认为：反正革命队伍里没好人；但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超前的赵树理，可能唯一的知音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半生很多精力都在担忧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革命胜利了，革命本身是不可战胜的，但是革命队伍中出了坏人，就不用人家战胜了，就像尼克松写的《1999：不战而胜》。赵树理小说一再讲这个问题，绕了半天，你觉得好像危险来自是外部，但不是外部而是内部。赵树理这个痛苦是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因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其他人不认为你这么写是对的，甚至认为你这是污蔑革命，革命队伍中怎么会有坏人？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地位低的，可以随时处理好的。当然茅盾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茅盾，到赵树理，到罗广斌，再到浩然和刘继明，这条思想脉络清晰可见：对革命纯洁性的忧思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由个体到体制。赵树理的困境在于，他早于时代察觉了权力异化的苗头，却无力命名它；而有些后来者或将其简化为路线斗争，或刻意回避人性复杂性，终究未能真正承接他未竟的诘问。

　　（节选）

　　责任编辑 侯磊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