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拍谁的故事，新中国都应该‘在场’。”

　　作 者 | 郭松民

　　01

　　6月1日，“特级治淮劳动模范”“治淮一等功臣”李秀英逝世，享年99岁。

　　老人家高寿，一生也颇为传奇。

　　1927年，李秀英生于安徽省颍上县慎城镇，在颍河、淮河边上长大。

　　4岁时，李秀英被过继给舅舅，长大后和踏实能干的帮工‌冯学永‌结为夫妻。

　　1946年，冯学永出门收麦子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断了联系。

　　当时，李秀英怀有七个月的身孕，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从此只能孤苦伶仃地生活。

　　幸运的是，苦日子没过几年，就解放了，土改了，李秀英翻身了。

　　1950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

　　刚刚获得解放，对新中国高度认同的李秀英，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激动。

　　她主动请缨，带领26个姐妹组成“女子民兵突击队”，走上治淮工地，并与男同志展开了“比干劲、夺红旗”的劳动竞赛。

　　淮河工地的劳动是艰苦的。

　　李秀英曾一下午挑断四根扁担，累倒在工地上也坚持不休息。

　　为了冲洗石子上的泥沙，她和队员们挽起裤管，赤脚走进没膝深的冰冷河水中，双腿常被冰块划伤流血。

　　“女子民兵突击队”冲锋在润河集分水闸工程建设前线，为打好拦水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因表现突出，李秀英两次被评为全国“特级治淮劳动模范”，并获“治淮一等功臣”称号 。

　　1951年国庆前夕，她作为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毛主席与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亲切握手，当他走到李秀英座位前时，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特级治淮模范李秀英。

　　毛主席点点头，微笑着握住李秀英的手，亲切地说：“你好啊，秀英同志。我知道你，你和数百万治淮群众一样，都是我们的功臣。我要感谢你！”

　　这时，李秀英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拿出自己的《治淮工程纪念册》笔记本和钢笔，双手递给毛主席，大方地说：“主席，我想请您签个名做纪念！”

　　毛主席欣然应允，微笑着接过本子，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座椅上，翻开本子，拿起钢笔，认真地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为李秀英亲笔写下“毛泽东”三个字。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治淮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其中就有李秀英的事迹和镜头，她的照片还登上了1951年第9期《人民画报》的封面。

　　但是，李秀英的传奇仍没有结束。

　　1952年的一天晚上，福建前线某部组织观看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连长冯学永一眼就认出了银幕上意气风发的特等劳模，竟是他失散6年的妻子，当场激动得浑身颤抖、泣不成声。

　　原来，冯学永被抓壮丁后，被迫成了一名国民党兵，被蒋介石投入反人民的内战战场。

　　在淮海战役中，冯学永所在部队战场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加入解放军后，冯学永精神面貌大变，努力学习，英勇作战，多次立功。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被提升为连长。

　　李秀英和冯学永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他们团聚了，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同时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李秀英的故事，是典型的新中国女性故事。

　　02‍

　　有一位搞文化研究的朋友，在看过《给阿嬷的情书》后说：“很像是台湾电影”。

　　一语道破心底隐隐存在的感觉。

　　影片的制作，以及影片产生的热烈反响，都凸显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实：当下的文化与社会心理，都高度民国化了。【点击阅读】

　　电影人找到了民国的感觉，相当一部分观众也找到了民国的感觉。

　　我一向认为，电影人有选择题材的权利，可以拍李秀英（尽管并没有人拍），也可以拍叶淑柔。

　　但是，无论拍谁的故事，新中国都应该“在场”。

　　叶淑柔的故事，至关重要的是1948年（郑木生逃避抓丁下南洋）至1978年（谢南枝停止寄侨批），与人们常说的“新中国前三十年”几乎完全重合。

　　但是，在《阿嬷》中，新中国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屏蔽了革命、解放、建设、治山治水、战天斗地……屏蔽了所有这一切对普通人生活的改变与影响——如李秀英经历的那样——就必然会变成一个“民国故事”。

　　李秀英与冯学永的故事，只能发生在革命年代的新中国；而叶淑柔与郑木生、谢南枝的故事，则既可以发生在民国，也可以发生在晚清。

　　为什么“新中国前三十年”会在影视作品中成为“无处安放的存在”？

　　也许，两个不同故事、不同的选择，能给我们一点启发——

　　简言之，如果李秀英是幸福的、值得歌颂的，则叶淑柔就是可怜的；

　　反之，则反之。

　　她们所承载的价值观，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即便不是根本对立，也截然不同。

　　这其中的内在矛盾，是“无处安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基本原因。

　　民国，已经在银幕上重返，在现实中呢？

　　新中国的女英雄李秀英老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