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吕小平带头装修 张老总被迫就范
机修分厂的门市部创办于1985年，从此开始源源不断地往小金库填充银子，水不在小，有源成河;钱不在少，集腋成裘。日月穿梭地过了七八年，门市部到底赚了多少钱?那可是机修的一级机密，除有数的两三个人外，无人知晓。
人们看到吕小平整天笑眯眯的忙乎得很，“闲睱之时”不是叫两个拿综合奖的女科员到他的办公室“问问情况”，就是传那几位车间主任——圈子里的牌友，到他的县衙“汇报工作”，总之，他简陋的办公室里的欢歌笑语如同过大年的响鞭，一串接一串，从未间断。吕小平的心情好说明他的收成好，也就意味着机修小金库里的银子越码越高了。其实这跟老实的农民一样，当你看到他整天是憨厚的笑脸，不用到地里瞄，就能猜到庄稼长得不错：沉甸甸的稻穗，绿油油的棉桃……。
小金库的银子始终是吕小平思考的头等大事：没钱的时候他整天用商人奸滑的大脑千方百计地捞钱;钱多得用不完了(他仅给职工三不知地撒点胡椒面)，他又以一个县团级政治家的水平思考：从大局出发怎样妥善的用好这些钱。吕小平不光清楚“患均不患寡”是国人传统的思想意识，他还颇有感触：每次机修分食品，留心民意的吕小平便在楼上办公室露着半张脸的朝下窥视，当机修职工拎着小袋大包兴高采烈地在中央大道上行走时，马路对面锻工那帮打铁的汉子像饿了三天的狼，充满血丝的眼球闪烁着令人胆寒的凶光，这些浑身长满腱子肉的汉子恨不得当回土匪，来个拦路打劫，从那些人虽长得瘦点，但有满脑子技术和灵巧的双手的机修工人那，抢走那些令人眼馋的“进口”货。打铁的工人普遍患了红眼病，他们扳着青脸，紧闭着嘴，但牙巴骨咬得“格崩”响，他们心里肯定在埋怨张元彪：同是你的部下，福利悬殊竟这么大!生产的龙头不如搞辅助的龙尾，这口怨气谁咽得下?
吕小平觉得机修的福利不能再高了，苏轼老夫子都知道“高处不胜寒”啦。机修分这分那，工人说你伟大不假;但你想过没有，说不准哪天张元彪会枪打你这出头鸟。他老张想射杀你根本不用双管的高级猎枪，只要有一支小娃子打麻雀的弹弓就行了。哎唷，人活在世上遭罪：钱多了也使人发愁，甚至比钱少时更愁。
孔子说“富润屋，德润身”，世上的凡夫俗子无一人能逃脱大成至圣编织的那张闪着金光的罗网。凡胎俗气的吕小平也不例外：他首先想把每天必呆八个小时的办公室像模像样地装修一下。
吕小平对前来领命的董秘书说：“我的办公室是机修的脸面，也就是说，装修我的办公室并非为我个人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是为机修近三百职工长脸。脸上抹点雪花膏男人滋润，擦点增白剂女人风光。这年头男人女人爱面子的虚荣心都在与时俱进，只不过年龄大的像后秋的茶叶‘红袍’，有点苦涩，年龄小的如雨前的‘龙井，’显得清香。”
吕小平的办公室在二楼北头，是个套间。靠走廊的大间是他操心费神的衙门，里面的小间原来设计是分厂的管道集中地：横七竖八的蒸气管、压缩空气管、水管等的阀门都安装在这里。后来管道改路了，这里便空着，墙上大窟窿小眼的像蜂窝，地面凸凹不平的似丘陵。技术科的两大间通房紧挨着厂长办公室，因场地紧张，那些不常用的工艺卡片、标准件图纸等印刷品便堆放在厂长办公室的小套间内。小套间那扇通往地狱的窄门平日是紧关着的，只要打开，哪怕是一条微小的夹缝，那只浑身长着卷毛、被阎王唤作“霉气”的看门狗就会窜出那个它十分厌烦的牢笼，撒着欢地往你那红润润的肺里钻。在它经过的沿途，如鼻孔，气管，咽喉，狗的天性迫使它翘起后腿撒泡尿作个记号，那怪味的刺激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痒痒的，想抓抓，你使不上劲;辣辣的，想洗洗，你洗不干净。
技术科的工作人员要用那些束之高阁的印刷品，得先进厂长办公室，仿佛上华山只有那一条路可走。这种事虽不是天天有，但只要有一次，而这次又发生在吕小平与客户或好友正密谋“军国大事”，就足以让他感到尴尬、难堪、讨厌、心烦，正如亲朋好友们聚会吃着丰盛的午餐，电视机里做起“马应龙”的广告，太不合时宜了。
吕小平找来行政科长和几位车间主任，搞了“顶层设计”后机修“天字一号”的工程便开工了。除了基建处的王处长给吕小平一点面子，象征性的收了点砖、水泥、仿磁涂料等等的材料费外，其它的东西全部是从小金库拿真金白银在商场购买的。
一个月后，机修的形象工程完成了。一走进办公楼，走廊两边一米三以下的墙面全部刷上了绿油漆。两边的墙壁仿佛夹着小道的灌木丛，茂密的灌木让人们自然地联想到绿茵茵的草地，这样的境界多烦燥的情绪也会变得心平气和。在吕小平编写的“赚钱”的工艺卡片上，第一道工序是“心要平，气必须和”，毫不夸张，每天走这段过道便是吕小平上班前心灵的一次沐浴。
上楼右拐，原来技术科两大间的办公室改成了大会议室，技术科“服务现场”，搬到一楼去了。大会议室的中央是一个中间长两头圆的会议桌，围着桌子摆放着三十二把崭新的钢管折叠椅。会议室南边墙下，正中安放着一个大电视柜，里面是台三十四寸的大彩电，在向轴是独一无二的，它既可收厂里的闭路电视又可放影碟，是用来看教育片的。南头靠窗户的墙角摆着一台三匹的空调，采冷气，倾刻间你去了哈尔滨;取暖风，一眨眼你来到海南岛：比坐飞机还快。这位“霸王”在厂里也没有兄弟。另外三面墙下安放着长木凳，整个会议室坐七八十号人没问题。
除了放电视机的那一面外，另三面墙上分别挂着一幅大型的、豪华木框的油彩风景画：一幅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巨木参天，几缕强劲的阳光斜着从树隙间照射进来，满地青草，几簇鲜花，一条小路通向遥远的地方;一幅是大海深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巨浪滔天，一艘大帆船在其中挣扎，摇摇欲倾，船员们在顽强地划桨，在拼命地降帆;一幅是蓝天白云，无垠的草原，鲜花盛开，小河宛延，蒙古包旁一头奶牛恬静地站着，挤奶的少女含笑地操作，牛奶“唰”“唰”地喷入奶桶。这三幅油画是行政科的秘书董建仲在艺术画廊里买的，打了折扣后的优惠价每幅八百块。这些用油彩“堆”起来的画极具思想性，颇有立体感，看着看着就把你吸引进去了。看来西洋画的优劣跟中国画有相同的鉴别方法：这幅画让你“想去看看，想去玩玩，想去住住，住下不走了”，便是幅佳作。
关于这几幅画，吕小平的股肱之臣、常在“县衙”行走的生产科罗科长是这样说的：“老董买回来的画确实好，它们像薄荷，既能兴奋人的神经，又能活跃人的大脑。不说多的，这些画吕厂长每天只看三遍，他脑壳里生钱的好主意会像济南府的趵突泉不断地喷出，理财的金点子仿佛杭州的钱塘大潮滚滚的涌现。”夸得吕小平脸红了。
吕小平的红颜知己、财务科长张大姐另有说辞，“看了这些画，厂长你莫起歪心眼、想孬点子、出馊主意：包个二奶，或者带个小秘，到画中的世外桃园去偷个情、寻个欢。徐梅花晓得了非打你个头破血流，闹得鸡飞蛋打的划不来。”老姐姐的话又在吕小平的脸上抹了一遍红色。
吕小平对这几幅画有他的不同凡想，“这些画挂在卧室里绝对好，摆在会议室肯定不行。因为它让人想入非非，它能勾走人的灵魂，让你们当幻觉里的‘画中人’。如此这般，开会时我就是扯着嗓子喊，你们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这个堂堂的厂长……岂不成了跳梁小丑。”
红脸的陋习，难改吕小平“后来居上”的主意：当领导就要有当领导的的味，领导做的事、特别是说的话，总要高人一头才行，否则众人不服你的气，吕小平说：“你们公的说得有理，母的说得也有理，嘴是两张皮，咋说都有理，行了不?要说老董这个人啦，有水平，有眼力，我敢肯定，张元彪看了这画都会翘着大拇指说好：首先，大气;其次，意境深远。你们瞧，这林间小道意味着‘开拓’，这风雨中的大船表现着‘拼搏’，这挤奶的姑娘象征着‘进取’，而这些不正是广播电视里天天宣扬的、我们向阳轴承厂的企业文化吗?这几幅画虽然贵了点，但它美化了机修工人的脸面，我看值。”
会议室的窗帘是行政科的女秘书小袁和财务科的女会计小胡在市里逛了一天选料定做的。花色图案比较新颖：画很简单，一块假山，两枝兰花，几笔兰叶，从风格上看有点像郑板桥的作品。画边有行草写的李白诗一首，“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书画旁有两枚章印，一枚模糊不清的算是作者的，另一枚非常清楚地印着“古而不希”，这是清皇室的收藏章。画、诗、书、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水货的兰草图。拼凑是生产水货的一种工艺，三拼四凑的是小水货，七拼八凑的是大水货。
紧挨着大会议室的是小会议室，也就是原来的厂长办公室。小会议室的豪华程度在全厂首屈一指。小会议室不大，呈长方形，大约十二个平方米，比禅寺的主持住的“方丈”大不了多少。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室不在大，有钱即阔;官不在小，有权横行，辩证唯物主义不轻视形式，但更看重内容。
小会议室的整个地面铺着墨绿色的羊毛毯;东边窗前是一台苹果牌的12寸彩显电脑(全厂唯一的);窗子上端一边装着个排气扇，吕小平不吸烟，他极烦烟气，另一边装着台一匹半的海尔空调;西边墙下安放着个小玻璃柜，柜上摆着十二套带盖的青花瓷茶杯，柜下部活动梭门里放着招待客人用的精品茶叶和听装香烟;小会议室中间摆着一个四米长、宽仅半米的长茶几，长茶几两边各摆两个真皮的三人沙发，也就是说小会议室最多容纳十二个人：整个会议室显得既豪华又拥挤。“面积小了点”这个缺憾不是钱多钱少、舍不舍得花钱的问题，是历史与现实决定的。历史总是带有缺陷的历史，而现实又总不是尽善尽美的现实。
在这小会议室里吹空调，坐沙发，抽香烟，喝热茶，无疑是一种高档享受，但这种享受如周礼，是讲级别的。刘姥姥每年还能到大观园住上几天，可机修工人怕是一辈子没机会来这坐上一小时。
小会议室的套间收拾出来了，这里成了吕小平的办公室。东边墙上打了个大洞后装了扇窗子，既通风又亮堂;窗子上装了台一匹的小空调;整个墙面填平窟窿后刮了几遍仿磁，既平展又洁白;地面用高标号的水泥整得光溜溜的，然后铺上与小会议室一样质地的毛毯;窗上挂着与小会议室一样花色的布帘。
厂长办公室不大，绝对不超过十平方米。不过放三件物品还凑合，不显挤：一张高档的大写字桌;一把与桌子相匹配的、可旋转升降的皮座椅;墙角还放着一把专供主人休息用的多功能的折叠椅，坐上去可前后摇摆，放倒可当床躺下。行政科长像和珅侍候乾隆爷一样把吕小平哄得美美的：凡事顺着他的毛摸;凡事不用他开口就能领会他的意图;凡事想得周到，办得体面……。反正用的不是他的钱，小金库里的银子多的是。
吕小平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西边墙上由本厂书法大师张志新写的“慎独”二字，当时市面上有许多印着这两个字的条幅卖，吕小平觉得千篇一律，俗气。他想请张志新写一幅，别具一格。极为老练的张志新告诉他：“这两个字最好不要写在纸上，直接提笔上墙，这样才显得大气。”吕小平觉得是这个理。如是张志新挥毫而就，白底黑字，“慎独”二字便镶在墙上——墨磨得较浓，字给人凸出的感觉。这俩字每个大小一尺往上，高档的徽墨写出来的字，又黑又亮，隐隐约约你还能闻到它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吕小平自认为文人墨客喜欢吹捧，便熟练地溜起须来，“这有啥说的?王羲之的字入木三分，你的嘛……墨色入墙起码也有三毫米吧?!”才气确实不小，但文凭仅仅是个高小的铸造工张志新贵有自知之明，他轻描淡写地说：“莫吹了，轻轻一刮便干干净净。你老弟要是瞎抬庄，我心里烦!”真才实学的人爱尥蹶子，所以“马屁精”要看清对象，搞不好要挨踹。
吕小平敢于冒尖的大胆创举像春雷在向阳轴承厂引起轰动，他办公设施的奢侈豪华，令崇尚“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张元彪感到惊讶。各分厂的厂长和各处室的领导闻讯纷至沓来：参观学习，观摹取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吕小平忙于接待，送前迎后，不亦乐乎。听到大家说他有开创精神，敢于冒尖，带头致富，既腼腆又不善言辞的他笑得合不拢嘴。他不停地给领导们递着上好的云烟，口上挂着简单的一个词，“吸烟，吸烟”;他不停地给众来宾端上高档的龙井，嘴里重复着两个字，“喝茶，喝茶”：他并不想堵住他们的嘴巴，而是等他们吸足了烟、喝好了茶，发出更中听的奉承或更悦耳的颂扬。当吕小听到磨二的严厂长说：“机修的排场、机修的体面、机修的阔气，我们这辈子望尘莫及!”他心里的那个高兴劲莫提了，像捡了“百万英镑”，中了头彩大奖。他自认为笑得像朵山茶花，嘴裂得太大，却显得有点傻。
磨一分厂的厂长刘有豪在诸候中实力最大，他掌管着近千人马，因为他离“厂级”只一步之遥，众首领唯他马首是瞻。听了严厂长的话刘有豪有点生气，仿佛他的身价由黄金贬成了黄铜，他的职务由大县令降为小皂吏，“老严，你舅子尽长小平的威风灭老子的锐气，我不喜欢听啊!我就不信在座的厂长中没人能超过他。他是文圣人孔老二?还是武圣人关云长?今年超不过明年行不?明年不行后年行不?只要你有这个决心，就一定有这个能力。”诸侯对“楚襄王”非凡的胆略和超人的志向赞不绝口，相信他会成为赶超机修的领头羊。
各分厂厂长和各处室领导回单位后纷纷打开各自的小金库，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干开了，一个装修领导办公室的“比、学、赶、帮、超”在向轴慰然成风。这个不能上广播的新闻在向轴工人嘴里谈论了不下一个月，“如今当官的都会给自己营造安乐窝。”“哪个当官的不会养腰子?”“当官的与工人的距离不再是一层楼二十四级台阶，而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看到各单位的领导忙着装修自己的老巢，张元彪不想管、也管不了：因为他们没找张元彪要一分钱，用的全是自己的“私房银子”。再说有的分厂的办公室确实太差劲了，需要装修一下。张元彪以前多次到过吕小平的办公室，坐在那时不时的能闻到从小套间里渗出的霉气味。遇到黄梅天，关在小屋里的那个妖怪闹得更凶，像一个星期没吃食的金钱豹，拼命地想从门缝中钻出来。
厂里刮起的这股装修风，使高高在上的张元彪感到中层干部们在“逼宫”——强迫你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说实话，当初自己不搬新办公室是怕脱离了群众，怕哥们说“就你发泡”，怕搞了特殊化;现如今这帮兄弟的办公室都装了空调，而自己还在用吊扇，这种差异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特殊?难道你就不怕侯爷们说“就你廉洁”：难啦!老鼠子进风箱，这个厂长不好当。
不管咋说，最后张元彪还是给自己找了把下台的梯子：我好歹享受着地师级的待遇，这样的办公室与自己的地位确实不符，就像千里马配的是草鞍子。他把厂办主任叫来谈了挪个窝的想法，他觉得新办公室放在三楼的中间比较好，无论从东头还是从西头上楼，到中间一样远，这是他提的唯一要求。俗话说“金山银山，一日只吃三餐。广厦千万，卧床只宽三尺。”再大的官，办公室只用一间;再咋装修，又能花几个钱?
装修后的办公室焕然一新，张元彪像王宝钏从住了十八年的寒窑搬到皇宫：墙壁和屋顶刷的乳胶漆，这比大众化的仿磁高个档次;天花板中央吊着盏能调亮度的莲花水晶灯，地上铺着鄂尔多斯手工编织的羊毛毯，这在国内属奢侈级的物品;豪华超大的写字桌必不可少，原来那爷字辈的写字桌及小妾般的玻璃板交“社保”办退休了;桌面上摆着两个新电话机，红的通内线，绿的接外线，这俩伙计每天给主人传递信息，但中听的越来越少，扎耳膜的又避免不了。豪华办公桌门当户对的小夫妻是真皮的旋转椅，那把不可靠的瘸椅只有“让贤”的份;座椅后一尺远是扇与墙一样宽的、厂里独一无二的大书柜，如今“地师”级以上的领导都是“四化”的干部，那能摆一墙的书绝对抵得上“学富五车”。
给张元彪做个大书柜是屠吉祥的主意，柜中390本图书的书名是他转着眼珠子、眨着眼皮子写出来的。“不论大小，每个分厂摊派三十本，照单购买”——这是屠吉祥假传的圣旨。如是乎，这十三位侯爷高举各自的贡品，葡伏于张元彪的脚前。明道看，屠吉祥此举是为张元彪摆排场、树权威，实际上，书柜里大部分书是他青睐的仙丹，他可随时品尝。
书柜里除了马恩列斯的选集，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一类的专著。文学艺术方面的作品也占有一定的席位，如《鲁迅文集》、《郭沫若文集》、《莎士比亚全集》等等。书柜里还囊括了西方世界九位哲学大师的传世之作，这些张元彪的心爱之物被细心的屠吉祥摆放在最方便拿到手的地方。柜中的书籍如宫中的嫔妃，也分三六九等，也有一辈子不能侍寝皇上的。
已得宠的屠吉祥认为吕小平的“冒尖”行为是大逆不道：父母含辛茹苦，吃萝卜腌菜，子女视而不见，喝排骨藕汤;张元彪还在用摆头的风扇，你吕小平竟敢装三匹的空调，反了!一开始张元彪认为屠吉祥年龄不大，但陈腐的说辞属文革中批判过的孔老二“君臣父子”那一套;但静下心来慢咽细嚼，反而觉得很有味道。喜欢数字的张元彪自然钟情实用价值，于是屠吉祥的点子得到他的首肯。
张元彪办公室两边的墙下分别摆放着一排真皮沙发，两个单人的，一个三人的，所不同的是左边沙发上是窗户，右边沙发上悬挂着一幅装裱精美的、细长的、由本厂书法家张志新写的条幅，内容是张元彪十分欣赏的孔夫子的养生之道，也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可见张元彪追求的是“安”“和”。世事如此：物资充足，人学会养生;社会复杂，人变得圆滑。
张元彪把孔夫子的这条语录当座右铭，有比凡夫俗子更高一层的理解，他认为孔子是哲学家，对他的语录从哲学的角度认识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张元彪认为，“安”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主体的人之后，主观意识表现出的一种外部形态：高大，狂风吹你不动;牢固，巨浪打你不移。而“和”则是主体的人的内在品质：谦和，不出人头地，不唯我独尊;随和，不强加于人，不争强好胜。从哲学上讲，“安”与“和”有因果关系：先“和”而后才能“安”;无“和”不安;非装出个“安”的样子也是外强中干——水货。
张元彪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面超大的镜子，三米宽，二米高，这是诸侯所没有的、只有周天子才够级别享受的物品。一抬头他老张便能在镜子里看清自己的模样：是消极松懈，还是积极努力;是长胖了，还是变瘦了。
东边墙角竖着个三匹的空调，据张元彪调查，除了机修大会议室有台外，全厂没有第三台。由此可见吕小平已超越了侯爷，成为“一字并肩王”了。
张元彪还是在星期一早上提前一小时进入办公室，靠着门后他环视了四周，目及到的一切都体现着“与时俱进”——全是崭新的，他很满意。坐在压根不用你提心吊胆、可以放一万个心的“龙椅”上，张元彪拿着遥控器随心所欲地调控着吊灯的亮度，调着调着便产生了一个联想：人在世上能随心所欲地干的事实在太少，按照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应该说没有，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也就是说万事万物不以我老张的意志为转移。事实难道不是如此?我搅尽脑汁地搞承包，可老佛爷偏偏与你作对，不到两年他便安排了一场排山倒海的经济危机;好不容易依靠工人的力量走出困境，水货轴承又来势凶猛、铺天盖地;胡蹦乱跳的心脏刚刚安定，正准备撸起袖子与造假的老板大干一场，极不安分的诸侯又乘机造反，逼着你“改换门庭”，你不改还真的不行，那是长江的后浪推前浪，似山沟里的泥石流势不可挡。哎唷，搞了几年承包我算弄清了啥叫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老佛爷的脾气;老佛爷高兴，他给你好脸看，让你一顺百顺，老佛爷生气……他尽给你苦果子吃，让你事事不如意。明知道这套说辞终究还是唯心论，可唯心论像泰山压顶，唯物论似细细的竹竿，你支撑得住吗?人啦，最可怕的是信仰被事实强奸。
这时张元彪想起当厂长那天，他决定不搬新办公室时还聊以自慰地背了刘禹锡的散文《陋室铭》，当时不想在形式上拉大与中层干部间的差距只是个小小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思想上还存在一根文革中绷上去的、令异己分子谈之色变的“阶级斗争”的弦;而人们的口头禅“按着点”，只是由这根弦射出去的一支响箭。脑子里绷上这根无形的弦，是我老张的自觉自愿，它比皈依佛门搞的有形的剃度要规矩十倍，庄严百倍，仅次于入党时我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发出的誓言。这根弦，仿佛是毛主席的嘴，它年年、月月、日日喋喋不休地告诫你：要防腐拒变，要斗私批修。它极似周总理的教导：做人民的公仆要夹着尾巴;不要任性;要如临悬崖、如履薄冰。它还像我爹手中的戒尺：时刻提醒你要爱劳动，要防微杜渐，本色不能变。这根弦实质是个有形的标准——一个有素质的人必备的道德品质。一旦解除了这根弦无疑背叛了自己。细细量量，从天堂到地狱的最上层只有一寸的距离，不说凡夫俗子，即使是正国级的领导干部也容易胡里胡涂地迈出那该死的一步。
恶劣的大气候无声无息地改变着自然：岩石的风化、河流的改道。不同以往的社会生产方式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人们的大脑：价值观念的更新、思想意识的重塑。通过装修办公室一事张元彪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是一股时代的潮流，一股贪财、摆阔、比富的潮流，作为一厂之长的张元彪感到不可抗拒，但他还是觉得该给中层干部们敲敲警钟，否则会出大事的。欲知他老张采用何种手段，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救兄弟寻找病因 砸金库诸侯寒心
1992年年底，酝酿了几年的“向轴工人文化娱乐中心”准备动工了，建在国道边的它无疑是向轴人的面子工程。“宝马配金鞍”，张元彪想把它建成香樊市首屈一指的娱乐中心，“三十年不落后”是它的设计准则。
张元彪坐在新办公室里，手里拿着基建处王处长送来的预算报告心不在焉地看着，报告里的那些数字王处长早先向他口头汇报过。他那个崇拜埃及文化的脑壳擅长记阿拉伯数字：才开户的“全球通”十一位的手机号，瞄一眼他就记牢了，搁到别人得背三天。张元彪手里拿着预算报告，脑壳里想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此时张元彪在估算机修小金库里到底有多少银子，仿佛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前先摸清对方的家底。机修门市部从85年开办至今已有七八个年头了，向少处说，每年进账十万应该没问题;往多处想，只怕十五万还打不住坨：因为他们几乎是无成本的生产!给厂里上交的那点提成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老张没有说破，但他是“乌龟吃了萤火虫——肚里明白”。
张元彪是个爱闲逛的人，他多次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摸到机修在厂外的“地下工厂”——门市部，美其名曰“散心，看风景”。实际是实地侦察、现场调研。这位在工厂混了多年的大老板在那只瞄一眼，就能看出吕小平耍的啥猴把戏，玩的啥巧板眼。张元彪清楚机修的门市部就是孙二娘开的黑店，路人只见它做正经生意，卖个肉包子，下碗阳春面，却不知那是个血淋淋的屠场：横的来了砍，竖的来了剁，进来一个宰一个。
张元彪感到吕小平变了，他那唐僧似的慈眉善眼，时常的腼腆，变成了吸血鬼的尖嘴猴腮，青面獠牙。张元彪看着吕小平慢慢地变坏，仿佛看到自己身上的疮疤越长越大，他着急。为了帮助兄弟般的部下，他决定找出他变坏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其实人变坏的根本原因张元彪脑子里有现存的，可以说信手拈来。
人生经历的某些大事的“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往往给人极深刻的印象，比方说拿结婚证与拿离婚证那两天的情景，你一辈子忘不了。张元彪在寻求人生哲理的路上确实上了两堂终生难忘的课。
第一次是在1949年12月31日，这是一个十分好记的日子——张元彪五岁的生日。他父亲决定在那天给这个独子讲解人生最大的道理——人变坏的根本原因。有善心的父母都认为这是个极有意义的哲理。
晚饭后父亲用双手叉着平日里哄着逗着的张元彪的胳肢窝，将他放在方凳上，然后自己坐在一把只有方凳一半高的小靠背椅上。单看张元彪是高高在上，因为他不到一拃长的双脚够不着地;他爹坐在矮椅上，小腿与大腿成一锐角，但身材高大的他仍能与儿子保持平视。母亲是贤惠的，每当丈夫教育儿子时总是不做声，但不是无所事事，她跪在堂屋里的佛龛前，一心二用地做着她的佛事。
开讲前，坐在凳子上的张元彪已对他爹产生了不同以往的看法：爱唱京戏的父亲那张脸此时因为“事关重大”而变得空前的严肃，一向慈祥的他在听话的儿子眼中变成了夜叉。以至老爷子嘴里讲了些啥他一句没装进耳朵。末了，唠叨了半天的老子问他“记住了吗?”脑瓜一片空白的他点着头支支吾吾地答：“记住了。”
第二个星期六晚饭后，父子俩还是上次那样面对面地坐着，父亲问：“彪儿，上回我给你说的那个人变坏的道理还记得不?”看见父亲那严厉的面孔张元彪不敢吭声，只是摇了摇头。父亲的脾气似张飞赛李逵，火顿时上来了，他随手拿起老伴常用的竹尺子，掰着张元彪的小手厉声喝道：“老子的话你当耳边风!一个字都没记住?”吓得不得了的张元彪又是摇头又是点头，不知说啥好。“哦呀呀……”，盛怒下的他爸仿佛戏中的鲁达，着急时又是跺脚又是搓手，毛焦火辣地发出一阵咆哮，随后“啪”的一声，一寸宽的尺子凭空而下，那只发抖的小手顿时像发面馍肿了起来，张元彪哭得撕心裂肺。他爸左手握着那支红肿的小手，右手举着尺子高声喝道：“再哭!还想挨两下?”张元彪咬死牙关，紧闭嘴唇，噙着满眼的泪水不住地摇头。此时跪在佛祖像前的母亲一改做佛事时嗫嚅的常态，竟高声道了句佛号，“阿弥陀佛”。 这声佛号仿佛晴天一个霹雳，立即唤来了十方三世的一切菩萨，护法罗汉的威颜厉色一下子镇住了这位歹人的恶念，制止了他的暴行。张元彪他爹强硬的态度瞬间变得像面条一样稀溜软，他由一位使用电鞭的训兽师变成一位诲人不倦的先生。“彪儿，人变坏的原因很简单，就那五个字，‘懒、馋、占、贪、变’：人一懒就不想劳动，不劳动就闲得发慌;人一闲嘴就馋，嘴馋老想吃别人的;想别人的东西，便有了占为己有的欲望;弱小的欲望会发展成强大的贪婪;贪得无厌了，人就变坏了。彪儿，做人的大道理就这简单，五个字。这回记住了吧?”张元彪吞吞吐吐地回答：“记……住了。”“哪五个字?”“懒、馋、占、贪、变。”“还有?”“人不劳动就变坏。”
记住那五个字不等于不挨打了，又受过几次刑后年幼的张元彪才把那五个字及它包含的一套逻辑、运用的一种哲理，铭之于心，刻之于骨。哎唷，一篇振聋发聩的散文诗，必然伴有一首扣人心弦的交响曲。在童年的张元彪的心中，“懒、馋、占、贪、变”五个大字代表的是父爱，如同一个紫檀镂花的手饰盒;而“阿弥陀佛”四个小字代表的是母爱，仿佛手饰盒里的四颗夜明珠。
有关的“最后一次”是在1988年8月6日，星期六，这也是个容易记的日子，因为再过两天就是88年8月8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吉祥日。依据《鞍钢宪法》，向轴将每个星期六下午定为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那天下午一上班，张元彪直接到机修分厂大型组报到，那里是他主动要求定点劳动的地方，他的老朋友肖卫国早已是大型组的组长。
肖卫国把一切准备好了：一堆擦机床的棉纱;油壶里的润滑油装得满满的;拆装毛毡、油刮用的螺丝刀等等。一大杯张元彪爱喝的青茶也泡好了，在这劳动了十二年，张元彪与大型组的十二位英雄好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差烧香磕头换帖子拜兄弟。
龙门刨确实高大，擦它的程序是由上至下。熟能生巧，张元彪像只猴一下窜上台面，然后踩着横梁，攀上了立柱三米多高的顶部。早已不害怕了的他总想直直地站在那，鸟瞰一下机修的全景，他想摹仿拿破仑站在阿尔卑斯山上俯视整个欧洲的伟大形象。可每当他爬上立柱，在旁边擦另一台龙门刨的肖卫国就会大声喊道：“大彪，弯下腰，当心往来的天车将你撞倒。”张元彪想显示伟大的心愿十二年从没实现。从立柱上下来肖卫国不再“监视”他了，以后的小事稍加注意不会出大问题。
接下来的事当工人的都知道：把导轨上的毛毡、刮板拆下来用煤油清洗;刀架开一遍加一遍油，直到把导轨、丝杆、螺母里的黑污置换出来为止;机床的油漆面先用热碱水刷一遍，“咬”一会后再用清水洗净;地面要扫干净;工位器具得摆整齐……。最后师傅徒弟还要互相检查，直到双方认可为止。张元彪早学会了“验收”，其实这一套很简单，农村有句老俗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作我咋作”，小肖怎样挑老张的刺，张元彪依葫芦画瓢，同样地“整治”肖卫国。一个下午不累得你两手脏油一身臭汗，不忙得你舌燥口干，那台好戏是幺不了锣的。
张元彪第一次下车间劳动时，肖卫国就十分认真的向他作了介绍：1972年我国从意大利进口了三台这种能铣、能刨、能磨的龙门式组合机床，向轴能分到一台，说明周总理对向轴的偏爱。这台龙门刨是全厂最贵的机器，五十五万!抵七十台国产的车床。当时肖卫国拍着张元彪的肩膀说，大彪，由你伺候这位来自阿尔卑斯山无比高贵的亲王，应该说不掉你的身价吧?生怕张元彪一时放不下架子感到委屈，礼贤下士的小组长肖卫国不得不像皇叔刘玄德，将自己心爱的座骑“的卢”马送给他。
每次擦完机床经肖卫国同意张元彪才能跟它“玩耍”一会，纵行的台面，横行的刀架，非常听他的话，在老张的眼里这位意大利的亲王是个懂事的活蹦乱跳的小孩。当然这位极讲义气的亲王对忠心耿耿服侍他的张元彪格外青睐，十二年里将他提了两级：从采购科科长提到物资处处长;由物资处处长提到副厂长。
“最后一次”擦机床跟以往一样，五点钟大家洗了手便坐在一起吹牛，忙了半天也该歇歇了，这时是张元彪与工人交换思想增加感情的时候。因为好久没见到吕小平了，张元彪对肖卫国请了会假，便上楼拜访这一方的太守。
吕小平见张元彪头上有灰尘，脸上有油污，身上像个化工厂：既有润滑油的酸味，又有碳酸钠的碱味，少不了汗水的臭味。生怕这些怪味钻进他的呼吸道，吕小平一边用手扇着鼻前的空气，一边十分感慨地说：“大彪呀大彪，你这是何苦!睁大眼瞄瞄，现在还有几个干部像你这样傻不叽叽地参加劳动?大气候变了，人们早就不兴老毛那一套了。现在讲究个人价值：怎样抬高自己的身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到菜场看看，哪有猪肉卖萝卜价?自我掉价的人不懂经济学，依我看，就是个苕货。大彪哇，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反对你下车间。你一来，大型组的那帮爷们欢喜得不得了，个个像小娃子分了个罗汉糖。你上上下下地擦机床，累得一身汗，他里里外外地搞汇报，瞎嚼牙巴骨。一个人紧紧张张地擦一台机床，两个人磨磨蹭蹭地擦还是一台机床，啥意思?给国家多创造一分钱的产值?绝对没有!相反，你不来，工人少说几箩筐话，车间能节省一大桶茶。真的，机修不缺你这位挑水的和尚，不少你这颗榨油的芝麻。而这半天呆在办公室你不知能写多少字，厂级干部可是一字千金啰。”
下班前的半小时吕小平给张元彪上了一堂课，这堂有关劳动的课既没有五岁那天他爹讲课时的威严，又没他妈一心向佛的慈善，但这些话如同暴风骤雨，吹打得他那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树摇摆不定。
回到家，老婆看到他那副邋遢相顿时火冒三丈，以往的星期六看他也不顺眼，但没今天这肮脏。日积月累的怨气如同地心的压力，大到承受不住时，火山爆发了，“就你劳动，就你光荣。”“人家不劳动也没见掉二两肉，照样活得滋润。”“今天衣服不洗干净莫吃饭。”“身上臭味没去光莫上床”……老婆母老虎似的咆哮了一阵，张元彪脑子里那棵“人不劳动就变坏”的大树终于被“大气候”连根拔了起来。
哎唷，帮吕小平瞧“鸡眼”竟拿刀在自己的脚掌上剜了个豁：想想这几年自己不劳动，不脏手，不流汗，不大干，既是个不听爹话的坏小子，按妈的说法，又是个早晚会遭报应的小桀纣。张元彪不信这话会显灵，但也深感惭愧。可问题是向轴再去贯彻《鞍钢宪法》行不行?显然不行!过了这个村，没有那家店。工人还想搞毛泽东那一套，肖卫国以前见到我总是蛮热情的打招呼，“大彪，几时再到我们大型组帮忙擦机床?”问得多了他也懒理我了，因为每次问我都是“庙里的菩萨——笑而不答。”再说我也不想在这方面格外一条筋。
干部不参加劳动会不会像毛泽东断定的那样变成国民党?“与时俱进”了的张元彪既改变了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对伟人的高见便持怀疑的态度。此时他笃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这位包装胜过美女的老妪他极感兴趣。但政治学的低等使他这位哲学的爱好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社会学的色盲使他这位实用主义者只见小河绿油油的流水，而不见广袤的土地是黑黢黢的;他甚至幼稚到相信那娼妓般的理论家口里吐出的悬河，笔下开出的鲜花。他不知道：因为政治的需要，阴谋家有把“点”说成“线’”的口才，当然也有把“面”说成“点”的技巧;仿佛时下那些无聊的喜欢写“穿越”的作家，按照需要，他可以让一个人或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其无以伦比的精彩远远超过川剧的变脸。
张元彪放弃了“人不劳动就变坏”这一无比正确的祖训，因为这一真理仅在他的皮肉上留下浅伤，并没在他的灵魂中划出深痕。他习惯用熟练的套路解答难题，最终他运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哲理找到了吕小平变坏的根本原因。
在机修的生产中，总厂的计划占绝大部分，门市部只占极小部分。但不能以两种生产比例的多少来看吕小平的思想意识，而要看他把主要精力、大部分时间放在哪种生产上。毫无疑义，门市部这个弱小的新生事物，这个码黄金堆白银的地方对吕小平更具吸引力：她那白皙的皮肤，那水汪汪的大眼，那出水芙蓉般的身段，那处女特有的芬芳……早已令吕小平如痴如迷而难以舍弃，神魂颠倒而不能自拔。
张元彪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样发展下去极可怕，许多中层干部都会栽在小金库里，就像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一旦陷入草地的泥潭里，谁也救不了。他不忍心看着这帮一起进厂的哥们慢慢陷进去，直至污泥没顶。但他又无能为力：既不能采取行政手段，又不能过多的说教;因为人家合理又合法——枝繁叶茂的，你打个么杈?
张元彪带着这个非生产经营性的思想问题找到党委程书记，他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小金库的看法和各种忧虑。程书记完全同意张元彪对大气候的分析，他给张元彪支的招是“限制发展，等待时机”。
1992年12月31日，在向轴办公楼五楼的大会议室里将举行“年度总结座谈会”。会场布置得很新颖，原来那种讲台对着听众的教室形式完全改变了模样，会议室的中央用课桌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与会者沿圈而坐。非常讲究礼数的厂办秘书屠吉祥为了突出地位的尊卑，还是将张元彪的座位安排在正对着门的地方，习俗认为站在门口首先看见的应是“一望无牙”的长者或权力至极的人士。厂级的其它领导和中层干部参杂着坐，这样可以营造一种随和的氛围，而“随和”是孔子“安和”思想里的一种元素，就像辣椒是川菜里一种必不可少的佐料。
今天大会议室里没有一丝的严肃，一毫的紧张，整个会场充满欢快，六个大红的灯笼悬挂在圆形会议桌的上方，十多条彩带连接着灯笼，像蛛网似的密布在空中，网格间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小花，五彩缤纷，格外祥和。会议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摆着标写着来宾名字的纸牌，一盘香蕉，一盘瓜子，一杯热茶。张元彪的右边是“钱多胜石崇”的生财高手吕小平的座位，左边是“势大越曹操”的镇国将军刘有豪的座位，很明显，这二位是张元彪的左膀右臂，恰似唐太宗的秦琼和尉迟恭。为了彰显平等，会议桌上没有安放麦克风。
进京恭贺天子的各路诸侯准时到达，厂办黄主任宣布大会开始，第一个讲话的当然是元首。张元彪今天显得格外精神，格外兴奋，即将走向战场建功立业的将军、凯旋而归满胸奖章的士兵也不过如此。张元彪开口前先对着摄像机的镜头打了个元首下飞机时常用的手势，然后发挥五官的功能，将眉开眼笑做至极致——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样子。
人逢喜事不光精神爽，声音也朗，张元彪用比平日高两度的嗓音说道：“今天是个庆丰收的聚会，忙乎了一年，来个‘秋后算账’很有必要。我先讲讲今年的各项收成，我想大家非常关心这事。我坦诚的告诉大家，每年详细的财务报表大概到元月中旬才能整出来，我这是从财务处汪处长那得到的一个大致的数据。但我可以说，这些数据跟最终的数据差不了多少，八九嘛……不离十吧。基本可用。
“我们今年最大的成果是总产值突破了三个亿，相对去年而言，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三个亿是啥概念?当年国家建设我厂的总投资才一点六个亿，也就是说我们一年的产值差不多可建两个向轴!这难道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今年我们的产量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万套，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点二。其中出口轴承二百零五万套，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一。我们完成利税总额四千四百八十万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其中上缴利税二千三百一十五万，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不说了，说多了你们那个脑子怕记不住。总之，形势大好。事物的发展是承前启后的，今年我们有个好兆头：国家计划年产三十万辆轿车，我厂生产配套轴承的五分厂正式动土 开工了，建成后我们将增加四百万套的年产量，那是锦上添花，发了更发。”
张元彪用数据全面的、于微至细的概括了全年的生产形势，小数点后的数字他不搞“四舍五入”：“舍”，像用刀子割他老张身上的肉，难受至极，“入”，有股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极不愿意;多亏他的记性好。引用这些带小数点的数据他老张认为并不是小家子气：这大数是波涛，这小数是浪花，波涛配上浪花才显得生动活泼、大气磅礴。
“今年的生产形势喜欢人，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喜欢人的：今年我们又给职工浮动了一级工资;今年我们又有三百套新住宅分给了职工;今年我们厂办的小学、中学、职工澡堂得到改建或扩建;我们厂区、家属区的绿化得到极大的改观;家属区的环境卫生、安全问题也得到改善，等等。我不一一罗列了。总之，凡是职工需要的、我们当服务员想得到的、我们的能力办得到的，我们都尽心的办了，我想全厂职工是比较满意的。我唯愿他们说，老张还是可以的，今年又给职工办了几件张得开口、拿得出手、挂得上墙的好事，不错!接着搞。能得到大家的赞扬我老张就是再掉几斤肉又何妨?人瘦点精神嘛。可这个头发却不能再掉了，再掉就难看了。再掉形式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改信佛教了;马克思是长头发大胡子，我老张一毛不长，光球一个。”
场内顿时热闹起来，厂长的自嘲引发了大家的戏语联珠，极度的开心。欢乐的人们香蕉吃了又剥，瓜子磕了又磕，会场内气氛融洽和谐。张元彪自己也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味。
张元彪拍了一下手，待大家安静后接着说：“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建设‘工人文化娱乐中心’的大事酝酿了两年，前天终于定下来了，准备下个月奠基开工。这是向轴职工盼望已久的事，你不能光叫工人干活，还得叫工人快乐快乐。初步预算投资二千一百万，准备从银行分期贷款。至于还贷能力，有点紧……但马马虎虎。这个娱乐中心在我市将是超一流的，在全省乃至全国企业所有的文化场馆中也算得上一流。娱乐中心占地六千五百多平方米，有德国的中央空调，有美国的杜比音响，有电影院，有舞厅，有图书室，有健身房等等。我们的设计基准很高，‘三十年不落后’。”
听到这一消息在座的中层干部又兴奋起来了：有空调多舒服啊;杜比音响啥味?确实没润过;天天看电影，夜夜能舞蹈……由此引发的话题像架子上的葡萄一串一串的，像三十晚上的鞭炮没完没了。
爱看书的张驰大声地对张元彪说：“老总，这是天大的好事。天天有好书看，我可以不吃饭。”
爱打乒乓球的姜云一站起身来大言不惭地说：“到那个时候我在乒乓室里摆个擂台，保准打遍向轴无敌手。在座的哪位敢挑战?先报个名。”张元彪对坐在身边的刘有豪说：“这家伙就会牛B烘烘。”“老板，这回你错了。”刘有豪替姜云一辩护道：“姜云一是我们铁路中学乒乓球队的队长，他还是区中学生乒乓球联赛的冠军咧。搞别的事他差点劲，打球，这个。”说完伸出大拇指。
同样喜爱乒乓球的张元彪见目中无人的姜云一嚣张至极，站在那得意地晃着身体。他觉得今天的会少不了这样的闹药、笑料、活宝，张元彪对圆圈对面的姜云一说道：“喂!姜擂主，要是你输了咋办?”
大大咧咧的人只知胜不知败，这种人绝对不会像诸葛亮那样就是兵败撤退也知道“步步为营”。被难住了的姜云一抓着头皮想了一会说：“我要是输了……送你一对紫金八棱锤，岳飞的儿子岳云用的那种锤子。”满堂的人惊呆了：这家伙牛!看到众人惊讶的神态，姜云一不以为然地解释道：“样子嘛……是那个劲;尺寸嘛……缩小了十倍——就是商店里卖的那种用玻璃纸包着的、二分钱一根的棒……棒……糖。”
这句搞笑的话再次引发哄堂大笑，诸侯磕着瓜子，剥着香蕉，吐着烟圈，品着茗茶，说着笑着、撩着闹着，热闹得像过年。
别人都在玩笑，张元彪却很平静地问吕小平和刘有豪：“二位贤弟业余喜欢干啥?”吕小平说：“有豪爱唱京戏。”“那你呢?”刘有豪替吕小平回答：“他也爱哼两句。”“那你们喜欢唱哪一出?”刘有豪拍着胸脯、牛气冲天地答道：“《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还有《龙江颂》，不是吹的，哪一出都行。只要你喜欢，由你点。”其实刘有豪比姜云一还要泡。
听完此话张元彪并不感到惊讶，他晃着脑壳有点自豪地说：“唱样板戏我肯定不如你们，但唱老京戏你们得拜下风。解放前我父亲是汉口新市场(民众乐园的前身)的清扫工，也是个票友，什么《三岔口》前《挡马》，《十字坡》上《偷鸡》;《武松打虎》《飞云浦》，《苏武牧羊》《天台山》;《双雄会》《插柳会》会会动武，《连环计》《空城计》计计耍文;关公《挑炮》《华容道》，侯爷《放饭》《汾河湾》;《司马拜台》《葫芦峪》，《诸葛观星》《五丈原》等等，不是吹的，家父出出能演，段段会唱。二位想个情：强将手下无弱兵，十几年的耳濡目染，咋讲我老张也够得上个唱家吧。这样，今天我教你们二人一人一段。吕小平，你学段《走麦城》，刘有豪嘛，来段《落凤坡》吧。”吕小平和刘有豪感到惊讶，那可是《三国演义》里的两个悲剧呀!不待他们发问，张元彪使劲地拍了两下掌，仿佛县令拍了两下惊堂木，待会场鸦雀无声后他按照预谋接着讲下去。此时张元彪的神情变了，他脸上呈现出一种威严的、让人不可抗拒只能顺从的面孔，极像旧社会裹着小脚、穿着搭襟、别着发簪、拄着拐杖的太婆，对着小心谨慎、但求无过、诚惶诚恐、惟命是从的儿媳发号施令。
“建娱乐中心是件大好事，但从银行贷款利息是‘庙里的菩萨——跑不了’的。所以嘛……我老张想少贷点款。啥意思?希望在座的从大局着想，从广大工人的利益着想，慷慨解囊。
“我知道，发奖金以来各单位的小金库多多少少攒了些银子，这些钞票要么是工人额外创造出来的，要么是你们扣工人的……总之不是从你们兜里掏出来的。我老张讲话是‘火车拉磨——不会转弯抹角’，我喜欢实话实说，得罪各位了。我不希望你们出去找活干，当打工仔，赚外块，更不希望你们建小金库。兄弟，小金库是‘潘金莲的竹杆子——惹祸的根苗’，绝对的!我这个当大哥的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断送美好的前程，甚至毁了自己的一生?在此我给大家敲下警钟。
“兄弟，发个善心打开你的金库，把那旮旯里的碎银子捡两块给我，这可是件功得无量的大事。我承诺：娱乐中心建成后，半年内全厂职工免费看电影，看演出，以后的事……以后说。当然，对你们这些充满爱心的慈善家，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用我的私房银子请你们喝酒，咱哥们来个一醉方休，咋样?”
张元彪并非口蜜腹剑，他心里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一旦承包奖拿到手，便在市里最豪华的南湖宾馆聚一次餐，他甚至连喝啥酒都想好了。
要割肉了!要放血了!晴天一个霹雳，谁不胆颤心惊!抽烟的放下了手，磕瓜子的闭上了口，吃香蕉的咽不下去，端茶杯的手发抖。割多少肉?放多少血?没个明确的斤两，心上坠着秤坨的诸侯焦急地等待张元彪的下文。
“建娱乐中心总投资两千一百万，你们这些向轴的栋梁不搞多的，拢共赞助个零头——一百万，么样?这个数大嘛，也不算大;小嘛，也不算小：对你们是‘笋壳套牛角——再合适不过了’!嫌多的，你莫做声，叫也是瞎球搭;嫌少了，你再掏点。老张脸皮厚，我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但我相信这年头没有嫌少的苕货了，一个比一个有心眼，一个比一个贼。
“一百万：血嘛……多少放了几滴;肉嘛……不过是手掌上的那点老趼皮;筋骨嘛……压根就没碰到。少放点血你们还是雄纠纠的好汉、气昂昂的领导。‘献血有益于健康’，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再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向轴准备写《厂誌》了，你们今天的善举将载入其中，你们的英名将留芳千古，与向轴共存。
“要说小金库的灿烂辉煌、历史悠久，首屈一指的是机修。这说明机修的工人聪明能干、本事高强，同时也说明厂长吕小平同志脑子灵光……，懂生意经……，会理财……。我相信这次赞助活动，机修的工人识大体，机修的领导懂大理。赞助就从机修开始吧。”
张元彪侧着身子一团和气地看着吕小平，会议室里的目光全聚焦到他的身上，摄像机的镜头也对着他，乖乖!这回非出彩不可：生就腼腆又不善言辞的吕小平真是慌了神、麻了爪子，脸红得胜过关二爷。此时，一点也不苕的吕小平明白了，自己在扮演败走麦城的关云长。
张元彪一挥手，秘书屠吉祥手捧着一本精美的记事薄走了过来，张元彪接过本子，翻到第一页，很随意地把它递给了吕小平，同时诙谐幽默但又饱含讽刺挖苦地说：“吕厂长，无论是腰粗气壮，还是屁股肥胖，在向轴你是‘鸭群里闯进一只鹅——就你脖子长’，你是‘没砣的秤——到哪都翘尾巴’。你的账上日进锭金，月进斗银，到底有多少钱?那是‘阎王爷的告示——只有鬼知道’。依我看晓得的人不多，‘陈玄奘的脚趾头——只有一个’——你自己。你吕小平天天笑眯眯的，地毯你先铺，空调你先装，派头大得令我老张都眼气得慌。见到你我是‘鸡爪炒大虾——蜷着腿、拱着腰’。虽然我是你的领导，但那是‘老鼠骑水牛——大的没有小的能’。‘王大娘的话——讲也罢，不讲也罢’，今天你可别一毛不拔，赞助个十万只少不多吧?!老弟，带个好头，千万别冷了场、寒了大家的心啰。”
吕小平低头看到这一页上写着“机修十万”，“签名”旁的冒号后空着。十万!十万啦!我那彩电、空调、地毯……加起来也没用到十万。这个数确实令吕小平心惊胆战。枪打我这出头鸟……好恶毒啊!怨谁呢?怨邓小平那个带头致富、敢于冒尖的理论，他完全不懂中国的历史：仇富……吃大户!!!哎唷，应了那句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
时值二九严寒，会议室里虽接有暖气，但因宽敞高大仍不乏寒意，吕小平的额头上却因焦急、恐惧而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屠吉祥递给他一支签字笔，像狗腿子逼着杨伯劳卖喜儿似的，用指头捅了一下他的后背，“吕厂长，签字吧。
吕小平压根没想到张元彪会下这陡的坎子，会设这恶的局子，会使这尖的叉子：在全厂职工面前逼着你垮自己的裤子，拿刀割自己屁股墩上的肉。张元彪敢作敢为，说明他有备而来：心中有谱，手里有牌，掐得住你才放你的血。价码他都开好了，还容得你斤斤计较?那样做无疑是自找没趣……。屠吉祥不容他多想，再次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脊梁，吕小平极不情愿地拿起那枝重若千钧的笔，抖着手签下他的名字。那个悲伤劲莫提了：当年杨伯劳被强行摁了手印莫过如此。
在座的中层干部们热烈地鼓起了掌，虽然这是个“笑人前落人后”的事，但大局已定，笑比哭好。吕小平像刚割掉盲肠的病人苦笑着摆了摆手，随后端起茶杯：以水压心头之火，以袖掩脸上的窘态。进退维谷的尴尬、无地自容的羞愧、面如桃花的腼腆，便是吕小平的写照。
演完《走麦城》，极赋天才的张元彪接着导演《落凤坡》。再接再励、乘胜追击的他侧过身来对着刘有豪说：“刘厂长，你是诸侯中本领最大的楚襄王：讲实力，你拥有铁甲雄兵十万，驷马战车千乘，连我这天子都畏惧你三分;论才干，你五洋捉鳖的那个胆量，锋芒毕露的那股豪气，诸侯中无人能敌……。”
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刘有豪也不问数额多少，他打断了张元彪的话后气宇轩昂、豪气冲天地说：“要多少?我认了!给你张老板抬庄是我刘有豪第一位的大事。莫说有，就是没有砸锅卖铁也要给你。”站在一旁的屠吉祥喜笑颜开地递上了翻在第二页的本子和签字笔，刘有豪用蔑视的眼光瞄了一下，上面写着“磨一分厂七万”。他二话不说地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上了他的大名，那轻巧的模样仿佛一位打着饱嗝的汉子用牙签剔除了齿间的一丝菜叶。
在座的领导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刘有豪作出了与吕小平截然相反的表情：他得意洋洋地站起身来，红光满面，双手一抱拳，对着众人十分豪爽地喊道：“赏脸了!赏脸了!谢谢诸位。”那个架式好像打赢后绕着场子叫唤的公鸡。
张元彪原本想让他演庞士元丧命落凤坡，哪知刘有豪不按张导的意思来，他串演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最后还斩了老蔡阳，将悲剧演成了喜剧。对想“限制小金库”的张元彪来说，这样违反了他的本意，不好;对想“观察生活”的屠吉祥来说这很好：一反一正，俩难得的写作素材。
屠吉祥像个跑堂的伙计，挽着袖子，搭着毛巾，眉开眼笑地吆喝着，“来了……”，一盘盘地上菜，一笔笔地收银子。会议室里的掌声和笑声像后秋的茄子越结越小，越来越少。张元彪仿佛看到各个小金库的银子潮水般地涌进他的大金库，喜欢玩歇后语的他心中油然而生了一句俏皮话，“小媳妇挨打——又是一顿”(上次是勒令诸侯进贡书籍)。他再次看到诸侯服了他的啄，他心花怒放，得意非常。他的微笑变成了大笑，大笑变成了狂笑，笑得众人毛竖，笑得众人心寒，朗朗的笑声震得他满口的牙齿都松动了。
在动物中间，一个生来要成为白鸽的生物是从来不会变成猛禽的，这种事只会发生在至高无上的人类当中。向轴的中层干部今天算是领略到张元彪的狠气，看到了他的阴暗面：宰人，他拿把钝刀;敲骨，他持柄圆锤;吸髓，他架台抽水机……非整你个要死不得活。而此时张元彪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残酷，因为这个时代下级对于精神上最剧烈的痛苦一向是逆来顺受的;而痛苦的制造者一般是以幸福的播种者的面目出现。
卑鄙的人同样有自尊心，妖魔鬼怪也爱听恭维话。
今天，在这个王权与诸侯、傲慢与卑贱、疯笑与狂怒的混合场所里面，在这个“假”感情与真悲愤的揉杂现象里面，在这个自称天使心灵的歹毒的暴露里面，在唯一的欢快与众多痛苦的汇合里面，也确有一种像罪恶一样不堪注目、像真情一样令人心酸的东西——天意。
老实人吕小平再不认为张元彪那个常态化的笑脸表达的是善意，是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友情。他认为那完全是虚伪的，是做给工人看的，是憋出来的。你看他今天的德行：那个微笑，好像强盗拦路打劫后摆的谱;那个大笑，仿佛土匪绑票后润的味;那个狂笑，就是歹徒强奸少女后的得意劲。他虚情假意地笑了十几年，今天终于大暴露了：原来是满肚子的驴肝肺!……累不累?
张元彪摆出一副兄长的模样，他拉着吕小平和刘有豪的手极亲切地问：“二位贤弟，放点血不至于引发高血压吧?”拙嘴笨舌的吕小平一时想不出好的答词，仅说了不带一点颜色、也没一点味道的俩字，“不会”。油嘴滑舌的刘有豪的回答大放异彩，“血压升了点是肯定的，但那是高兴的。这些钱本来就是职工的，来源于磨一的职工，花在全厂的职工。小溪里来，大海里去，有什么不高兴不舒服的咧?他吕小平不高兴是有私心，他把小金库的钱看成了私有财产。”吕小平极不愉快地朝刘有豪翻了个白眼，“谁说我不高兴?老同学莫欺负我，莫忘了我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赞助搞完了，座谈会还得开，无外乎是群臣对皇上歌功颂德。放了血殃一截，没有心情总结过去商讨未来的众人，埋着头吃香蕉以补充元气，不吭声磕瓜子以养精神。
座谈会结束前张元彪给在座的各位挂了一瓶吊针，他还指望诸侯保持过去的那股干劲，他说：“今年的生产任务全面完成了，大家干得不错，辛苦了。我准备给你们发承包奖(厂内的承包奖一年一发：张元彪五千，副厂级三千，中层干部一千，车间主任六百，工人三百)，这样大家有钱早点备年货，过个肥年。”
过了两天，在“工人文化娱乐中心”的奠基仪式上张元彪又导演了一出正规的“赞助活动”：各单位的领导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喜笑颜开地捧着一块三尺长一尺宽、上面写着赞助单位和赞助金额的牌子，依次向张元彪走来。这批人已被老佛爷调教得具有特异功能：他们这些种子在盐碱地里也能发芽，这些枝条枯得发脆也能开花;干不情愿的事他们脸上堆着笑，说违心的话仍能打哈哈。走在第一位的是状元吕小平，第二位是榜眼刘有豪，第三位是探花……。厂电视台的摄相师拍下了各位领导迈着轻盈潇洒的步伐，挂着极自然的笑容，自觉自愿搞赞助的镜头;然后删掉前两天摄的座谈会后半截的镜头——各单位领导在赞助薄上签名的难看形象，合二而一，便编辑成了“本周向轴新闻”。没多久张元彪去市委大院给胡部长拜年，二人谈到“承包”这个共同关心的话题，欲知其内容，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论承包部长担忧 谈未来凶多吉少
最近三年，每年春节张元彪都要去市委组织部胡部长家给他拜年，在张元彪心目中胡部长既是老师又是兄长。
1991年胡奇兵被贬为市工业局副局长，其行政级别仿佛庐山香炉峯上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伙子从山顶跌至谷底。这位干了一辈子组织工作的老人还差两年退休，此时却“转业”了。“人上三十不学艺”，并非他厌恶自己的老本行，而是迫不得已：某些大人物对他看着不顺眼，听着不顺耳，用着不顺手。理由很简单，三条：他工作不大胆，少魄力，提拔新人蹑手蹑脚，像个太婆;仍然沿袭“任人唯贤”的原则，从不尝试别的招数、新的套路，似乎只有陈式太极拳才能打败天下无敌手;他思想僵化，有股子倔劲，极像阿凡提的小毛驴，叫它朝东它偏要向西。特别是在工矿企业承包经营这件事上与市里的几位当家人矛盾极大，一开会就像云南的斗牛，孟良再世难拉开，焦赞重生也无奈。
早该把他清洗出去了，大道上的绊脚石肯定碍事，沉在锅底的沙子早晚会梗牙齿。只因他爸还在世，这个省里的老领导咋说还挂着块“顾问”的牌子，中顾委委员与中央委员的牌子一样的尺寸，一样的含金量，但前者更珍贵，因为它享有“文物”的附加值，同是青铜鼎，铸有文字的比没文字的值钱。对胡奇兵这个烫手的山药，省里的几位新领导像闹肚子的找不到厕所，一直咬着牙忍着。他爸一去世，加上他死不悔改，连续不断地找总设计师的小毛病：今天说这里用的材料不对，刚性不够，大梁会折断;明天说那里少几颗螺钉，没固定牢，底盘会松动。如此这般，噩运自然降到他的头上。把他从“要害部门”的“领导岗位”清理出去，这是排除异己，对巩固专政很有必要。
事总是要人干的，胡奇兵是个“砸糍巴干实事”的人，这一点领导心知肚明，使用他即使出个纰漏也没啥了不起：他那把老朽的天梯只剩最后的两格，爬到顶也够不着星星。如是上级便委任他当市工业局的副局长，总算给他爹留个面子，没有一捊到底。
胡局长上任后便一头扎到市里五个承包试点厂搞调研，他像一个菜农，前天发现豇豆根爬满蚜虫，辣椒上尽是窟窿，昨天发现蕃茄落叶不开花，南瓜开花不结果……掌握了大量的真情，更坚定了他“国企一包就垮”的信念。
胡局长住的是一栋五十年代的楼房，破烂不堪的外表仿佛饱经沧桑的耄耋老汉，满墙的“爬墙虎”此时萧条得除了盘错的藤子，就剩几片暗淡无光、惨不忍睹的枯叶，它们在瑟瑟的寒风中抖动着、挣扎着，随时可能从与它联着肚脐的藤子上掉下来。这些为数不多的、出类拔萃的叶片跟它们的同类一样，曾有过风华正茂的形象，但值得骄傲的是它们饱经风霜，不因空气刚刚变凉就自甘堕落，随风而去。这些立场坚定的勇士仿佛泰山顶上的青松，咬紧牙坚持着，忍耐着。它们期盼着后代从即将返青的藤子上尽早的冒出来，在早春的严寒中、在曙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那时它们这些老战士就可以沐浴着春风，无牵无挂的解甲归田。
张元彪与胡局长两声问候，一阵寒喧，便落座在沙发上，两双充满期盼、真诚互信的目光像四支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沉默了片刻，张元彪先开了腔：“胡老哥，去年的日子过得好吗?”胡局长长叹一声，似乎这话问的过于俗气。市井小民的头等大事是“过日子”，而对他这位非同一般的人来说“过日子”是小事，不足挂齿。他完全没当一回事地说：“托你的福，马马虎虎。”
张元彪十分关切地追问：“听你这口气过得不是很舒心?”“过小日子没啥大问题。”胡局长郁郁不欢地说：“只是精神上感到有压力。食欲不佳，睡眠不好，早晚会出大问题。”“那你能不能放松点，比方打太极拳、练气功、钓鱼，这些活动对你的身体大有裨益。”“这些道理我清楚。也许这就是命，命中注定了我是那种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人。”“都这把年龄了，还有啥事放不下，非要你胡老哥操个心?”“最近从清华、北大源源不断地传出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狂卖国企，全面推行私有化的消息，国内一些知名教授像屎克郎听见牦牛放了个响屁，高兴得很，喋蝶不休地叫嚷着‘与国际接轨’、‘向她学习’。看来国企的好日子不长了。”“国企垮不了，除非地球不转了。少操心，注意身体。”“序曲”不是天气就是身体，二人一来一往地扯开了那厚重的屏幕，接下来的便是正剧。
胡局长像个佛爷坐在那呆了一会，“元彪啊，这些年我们间的互相了解应该说加深了，今天老哥给你说点心里话吧，我既有近忧又有远虑。目前最烦心的是国企的承包经营，以及承包经营后干部队伍的变化。这几年里承包经营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不是捊树叶、砍树枝的问题，而是在刨树根!我这个性急的老头夜里睡不着觉啊，倒下尽做噩梦。”
衣食无忧的富翁当然不相信天下还有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汉，张元彪满腹疑惑地问道：“有那严重吗?我觉得向轴搞得不算差，还说得过去呀。”胡局长耐着性子说：“承包经营市里有五个试点，你们向轴的情况是最好的，那四家坏得不能提。”张元彪反诘一句，“你能具体的讲讲它们差在哪里，我可以借鉴一下。”
胡局长十分自信，因而十分坚定，他仿佛课堂上讲道理论规律的老师，十足的底气并非来自那有点威慑力的教鞭，而是手里握着真理。他语气深沉地说：“存在‘短期行为’，十分突出，比较普遍。就说纺织机械厂，孙有才承包奖的基数定的八十万，但它不封顶，这点跟你老张的不同。比方上交的利税超过承包额百分之十，承包奖可多拿百分之十，即拿八十八万。超额百分之二十，可拿九十六万。政府‘免费赠送’的这一针兴奋剂让孙厂长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想千方设百计：怎样再蹦高一点，摘下树梢上那个最大的桃。他绝对想过找块砖头垫在脚下;想过寻架梯子往上爬;甚至想过借块弹跳板……。哎唷，人要是被万恶的金钱迷住了心窍，就会异想天开直到荒唐透顶，就会歇斯底里直到疯狂至极。
“孙厂长的短期行为首先表现在拼设备。按规定，金属切削机床每年要排计划修：三四年搞一次大修，一年搞一次中修，三四个月搞一次小修。可他孙厂长为了挖掘潜力，说难听一点就是杀鸡取卵，这几年他们完全取消了计划修，只搞故障修。这种把设备往死里踹的危害有多大?请你说给我听听。”
张元彪是内行人，“短期行为”对他来说完全可以想象，他像做生意的人刚开始都想着窍门赚钱一样，也曾有过这个念头。所以这个利弊的问题他像回答“三二得六”那样不假思索，“胡老哥，你算是一言中的。企业承包人的短期行为确实是个普遍的问题，不瞒你说，我刚上台也有这种想法。但大厂毕竟是大厂，‘船大调头难’，不少事情你这刚上任的婆婆还不得不沿用老祖宗传下的家规，变动太大，乱了套，你收拾不了。趟划子的是近视眼没关系，开航母的那得超视距——用雷达。
“凡事有利必有弊，短期行为也是这样。设备不搞计划修，利在可以节约大量的资金，可以提高机床的利用率，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弊是捡了小芝麻丢了大西瓜。许多事理是一样的，比方说衣裤，‘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就是说小洞你不及时补，等破大了就不好补了。机床也是这样，导轨拉毛了你不及时消除，它会越拉越长，越拉越深，再下去机床就报废了。
“这种拼设备的短期行为对企业的危害最大，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刨大树的根。工人的眼睛雪亮，这‘短期行为’的前因后果他们看得最清楚。五年的承包期到后，承包人拿到承包奖，个个笑眯了。可工厂呈现一个什么状况?不是这台机床断了胳膊，就是那台机床瘸了腿，整个工厂成了个荒货摊。”
“讲得有道理”，胡部长表示赞同。“光拼机床还不够，还得拼人力，因为企业的产值和上交的税金全是工人干出来的。纺机厂的工人经常加班，孙厂长把计划修省下来的钱给工人发加班费、发奖金，眼光短浅的工人多拿了钱极为高兴。有远见卓识的工人对厂长的这种短期行为毫无办法：写大字报，违法;嘴巴说说，瞎球搭;工厂是人家承包的，人家说了算。承包人跟过去的资本家差不多，搞不好他炒你的鱿鱼。
“有多少人想过：全国第一个‘五年承包’搞完后工矿企业是个啥情况?也就是说1993年我国工业战线将呈现一个啥样的局面?依我看绝对是‘企业要破产，老板像大款，十个厂长九个富，经理都是暴发户。’”
说到此，忧心忡忡的胡局长面容微变，前额上的抬头纹和眼角的鱼尾纹用刀刻了一遍，加深了。
喝了两口茶，胡局长以同样的心情延续他刚才的结论：“依我看，这种结局有两种人看得最清。一种是天天开机器干活的工人，他们清楚这样干下去工厂必垮无疑。有主人翁精神的工人看到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害极为痛心，就像被强盗捆住手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搬走家里的衣物、食品。私营企业的打工仔就没有这个心情，因为厂里的一切与他无关。当然私老板也不会傻到杀鸡取卵。再一种看得清的人就是那些鼓吹‘一包就活’、‘一包就灵’、‘一包就盈’的人，这些老谋深算的文化人也是‘高瞻远瞩’的：他们知道，‘普世价值’的根本就是人的私心;他们知道，一承包，大部分承包人会采用中国女排‘五联冠’的制胜法宝——‘短、平、快’;他们知道，‘短期行为’的结果必然是国企的叶捊了、枝砍了、根也刨了……。一步步地走下去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人间正道私有化’。”
张元彪仿佛看到了这个歪瓜裂枣的结果，他如梦初醒地说：“你老哥的这个忧虑很有道理，确实是个大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企业承包的经营问题。我原来是管人事的，最关心的还是企业的干部状况。”患有糖尿病的胡局长连着喝了几口茶后接着讲：“你老张承包向轴后厂里的中层干部队伍没变样，还是原班的人马——关、张、赵、马、黄。这样好。可那四个厂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用‘一朝天子一朝臣’来形容。市机床配件厂的程厂长是个独裁的‘专业户’，他一上任就给全厂中层干部来了个大清洗：听他的话、顺他的毛摸，你往上升;身上有刺、头上长角，你往下挪。一次大换血还不能稳定下来，他还在实践中考察他的干部，不中意的像菜园里的杂草，随时锄掉。91年7月21日上午开会，他捊掉两位中层干部后当即拍板提拔了两位。当天下午接着开会，又捊了一个，提拔了一个。毛驴碾两盘米中间还要歇一气，而他却一点都不觉得累。那四个试点厂都是这样。能否得出一个结论：在承包经营的企业里，独裁是绝对的，民主是相对的;独裁是普遍的，民主是个别的。
“你老张承包向轴后中层干部一个没动，很有哥们义气，这样好。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我清楚你搞了个层层承包，分厂的领导没动，可车间、班组这些基层干部全换了面孔。而在‘竞争’这些基层组织的承包人时中层干部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跟配件厂的程厂长一样，搞独裁、搞专制，听话的狗上，倔筋的驴下。分厂党组织多年精心培养的基层干部，训练的‘第二梯队’，毁于一旦。一些好逸恶劳的黑道混混、一些溜须拍马的白脸奸臣，乘机伸头搞承包，工人对此极有意见。是这样的吗?”
在张元彪还没回答之前，胡局长心中油然而生了一首流传极广的针砭时弊的民谣，他润着味说：“‘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看来这个问题有普遍性。”
既然胡局长不讲情面地点了筋，张元彪不得不自揭疮疤，他有点尴尬地说：“是这样的：要完成对总厂的承包，分厂领导肯定要用他看着顺眼、使着顺手的车间主任或班组长。基层干部的竞选只是走个过场，大家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对分厂的用人我不好过多的干涉，如分厂完不成对我的承包，我再追究他的责任。我只能这样了。”张元彪不愿意架“当头炮”，他喜欢使“马后炮”。
胡局长是个倔巴筋，这种人点别人的筋只是开始，他绝对会不依不饶地拿着锄头往深处刨，不到精疲力竭不会善罢干休。
“我们设想一下，五年承包期满后企业再换总承包人，下面的各级承包人是否又得大换血?!动荡不定的干部队伍对企业的生产、管理、经营是极为不利的。
“弹棉花的不谈钉马掌，三句话不离本行，最令我担忧的还是工厂里党组织的作用和建设情况。据我所知，你们向轴的党委在竞选承包人的全过程中都是‘靠边站’、‘入另册’的，就是那句老话，‘二姑娘拜年——只有你的席坐，没有你的话说。’不允许党组织参与，等于说党委混得连职代会、工会都不如。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而去搞所谓的‘竞选’，是否‘民主’过头了?要我看啦，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是否偏激了，是否上纲上线了，老弟认可吗?”
张元彪被点了筋，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一时没润过来，你接着讲。”因为他就是庐山上的人，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是必然的。
胡局长接着说：“工厂承包后党组织便退居二线，党委对承包人既无领导权又无监督权，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既无权指导又无权过问，你们五个厂都是这样。党委实际上是‘聋子的耳朵——摆式’。你说它一点作用不起吧，也不是。党委在安抚工人、化解矛盾方面，在宣传教育、鼓励生产方面，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这一切都是围绕承包人这个中心而展开，为他拿承包奖鸣锣开道。社会上的精英们现在将工厂党组织的职责冠名‘保驾护航’，何谓保驾护航?在海上，承包人是航空母舰，是旗舰，党委是驱逐舰、护卫舰;在空中，承包人是空军一号，是B52，党委是F15，大黄蜂;在地面，承包人是加长的林肯，豪华的奥迪，党委是开道的警车，护卫的摩托。过去党委书记在工厂是领导一切的皇上，如今在承包人面前却是一钱不值的小瘪三。前不久河南省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新闻，不知你老张注意到没有?”
不了解时政、不知道新闻的企业家是个水货，张元彪当然清楚“河南的”、“轰动全国”的那条新闻，“你说的是承包人开除了该厂党委书记的厂籍，而党委书记开除了承包人的党籍那件事吗?”
既然是“轰动全国”的大事，胡局长的旗帜肯定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定的。“是的。这仅仅是拼命争权力的问题吗?仅仅是任性耍淫威的问题吗?绝对不是!这是有人要动摇、要挑战我党一元化的领导地位!这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这件事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杨，各大媒体都转播，说明了它的严重性。”
“人不做贼心不虚”的张元彪迫不及待地表白：“我们向轴绝对不会有这事。我和程书记的关系融洽，彼此尊敬，厂里的重大事情我都主动征求他的意见。”
胡局长那双既能见舆薪又能察秋毫的眼睛对这一点肯定看得一清二楚，他十分中肯地说：“我知道你和老程的关系不错，这除了自身的修养外，还反映了你们向轴历史上良好的党政关系、干群关系，这些好传统好作风还在起作用，就像东北的大炕，猛地熄了火还能温暖半个时辰。但这并不能说明承包制度，无论用肉眼瞄还是用X光照，承包人搞的一套注定是独裁，是专治，甚至是法西斯。”
张元彪那个只关心“不沾政治的”哲学的脑壳立刻联想到：难道向轴只算个局部性的小气候，那四家厂反映的是普遍性的大气候?可大气候是必然的，小气候是偶然的;大气候是绝对的，小气候是相对的呀!
胡局长继续慷慨激昂地讲：“如果说刚开始我对国企承包持怀疑的态度，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讲，这是一条走向死亡的道路。在全国私有化的过程中，承包经营仅仅是一场必不可少的、按照导演意图编排的序幕。序幕中不会有太多的争斗与冲突，甚至鲜有不满或牢骚，因为一切都貌似公平，公正，公开，都在所谓的法制下民主的、自由的进行。然而未来的正剧却又是一番情景：舞台上充满着凄惨、悲怆，饱受欺骗、狡诈，漫溢着兽欲、疯狂;背景是满天乌云，是电闪雷鸣，是沧海横流。在砍伐者的利斧下国企这些参天的古柏香樟一棵接一棵，一片接一片地轰然倒下，这些支撑共和国大厦的立柱仿佛威武不屈、但又伤痕累累的战士，他们咬着牙坚持到弹尽粮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而全国的民营企业像蘑菇菌种，被深谙种植的高手点播在腐朽的栎木杆上，得天独厚的它们在温室中疯狂地成长。从此山不再青了——水不再绿了——天不再蓝了——资源枯竟了——产能过剩了——经济危机到来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说到此胡局长打住了话头，镜片后昏花的老眼慈善地看着张元彪，好像在倾听他的意见：你能否接受刚才我下的结论?胡局长的眼神是谦和的，态度是平易近人的，完全不像先生给学生上启蒙课，似乎是教授与研究生在一起探讨崭新的哲学命题。在学识渊博的导师面前张元彪这个后生显得很拘谨，他沉默了一会后才说：“老哥讲的不光在理，而且很有逻辑。依你看几年后全国的国企及我们向轴将是什么局面?”
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胡局长略微平息了激动，缓和了气息，但仍然忧心忡忡地说：“既然你想听，我就开诚布公、直言不讳的说：局面肯定不好!这第一个五年承包折腾下来，所有的国企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因为十个指头有长短嘛。原来较差的国企肯定会垮一大批;原来一般的国企必然会出现严重危机;原来较好的国企开始走下坡路了，你们向轴属于这一类。但那些乌鸦嘴、阴谋家决不善罢甘休，他们会换个名堂制造第二次折腾。经过第二次折腾国企又会垮一批，他们仍然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制造第三次折腾……。总之是每况愈下。随着一次次的折腾，雍容华贵的牡丹似的国企越来越少，难见踪迹;而娇艳无比的罂粟似的私企遍地开花，越做越大……，到那时‘砖家’才停止拍砖，‘叫兽’才闭住嘴巴。不远的将来这种局面难道不令每一位正直的国人、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忧吗?我是睡不着觉的，一闭眼就做噩梦，一梦魇就浑身冒冷汗。嗯……。”
忧虑使这位老共产党员愁眉锁眼，两处眉根皱得像两个小扣子紧紧地钉在鼻梁的两旁。额头上的抬头纹和眼角的鱼尾纹又被刀刻了一遍，更加深了。洞烛过去或预言未来的能力，只限于因躯壳受伤、因肉体生活遭到破坏的人，这是大文豪巴尔扎克的说法;而我们能掐会算的胡奇兵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做“改开”利益的既得者，但他抛弃了这些粪土般的功名富贵，非要做一名不忘初心、永远革命的共产党人。
看到胡局长焦虑的模样，张元彪有点内疚，“你说的这些我确实没想过，这与我承包人的身份有关。你老哥的话我记住了，我会像老牛反刍那样有事没事地吐出来嚼嚼，品尝其中的味道。好在第一轮承包只剩年把了，到时候是光头和尚还是满头癞疮，一目了然。企业承包的事就是你的近忧吧?不知你还有何远虑。老哥，对我这个可信赖的兄弟把你肚子里难消化的豆芽、嚼不断筋的肉块一并吐出来，你的心情可能舒畅一点。发泄总比憋着好，大禹治水用的方法是疏导。”
“嗯，有道理。”胡局长像登讲台作报告前一样做了一下准备，他清了清嗓子、喝了口茶后说：“我认为我们党这些年的政治路线和干部政策是错误的。既然我相不中它的叶、枝、根，就不能对它的过去、现在、将来一问‘三不知’。”
“还是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吧。‘林彪事件’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提前解放、重新登台，他们借‘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之机，把无私的跟随毛泽东参与反修防变的造反派像拍苍蝇似的一伙子打了下去。毛泽东再三恳求‘对造反小将高抬贵手’，但那帮心胸狭小、口是心非的诸侯置之不理。别的省我不了解，我们省抓了上万的造反派。当年省革委会的副主任、WH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的第一号勤务员杨道远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判刑十五年，现在我市劳改农场服刑。省革委会副主任、WH最大的工人组织的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在我市的劳改工厂服刑。大量的‘支派’干部像你厂的丁副厂长，原来是省革委会办事组的组长，还有你厂的厂办主任、政治部主任等等，都从省会赶到大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跟发配边关差不多。你造反，就叫你尝尝当年林则徐敢禁洋人的烟，最终流放大西北的滋味。我市一个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上午逐出班子，下午开除党籍，整天挨批斗。你造反，叫你‘流不尽的心酸泪，吃不完的后悔药’。他的新婚妻子不堪这种折磨跳楼自杀，人虽没死，却在医院躺了几个月，听说还是你们向轴的职工。多好的一对夫妻哟!郎才女貌、花好月圆的。
“当年受冲击的领导干部在粉碎‘四人帮’后退到二线当顾问了，而当年死保他们的‘铁杆’坐着直升飞机上来了。我省的省委书记、省长，我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当年都是保皇派。不满你说，我也是保皇派。当年威风一时的造反派现在成了臭狗屎，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当年殃不及及的保皇派现在成了香饽饽，得排着队买。晋代左思的《三都赋》引起‘洛阳纸贵’，今天复辟的保皇派鸡犬升天……。
“传闻老佛爷在高层会上对老干部们说，你们放心，今后再不搞政治运动了;你们放心，我会用我们自己的人。我这个搞了一辈子组织工作、写了一辈子人事档案的老家伙咋听这话都有问题：‘不搞政治运动’，那叫共产党员?没有火药味，豺狼能害怕?‘用我们自己的人’，还讲不讲阶级性?这完全是旧社会黑老大讲的话!
“这些年我们党不提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像个抬不起胳膊迈不开腿、病入膏肓的老妪。社会上乱批条子、瞎走后门、腐败滋生、怨声载道……。你看看，哪个当官的子女没有一个吃香喝辣的岗位?咽喉心脏部门哪个不是太子党在那坐镇掌权?开皮包公司、倒地皮、搞房产、出国留学、拿绿卡……，尽是这些骑高头大马的‘八骑子弟’。
“河南人看《朝阳沟》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这不中用的老眼一瞄‘人事’就来神，现在台上掌权的是‘清一色’的保皇派或太子党，叫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一派赢了，一派输了……;一股政治势力赢了，一股政治势力输了……;一个阶级赢了，一个阶级输了……。哎唷，西风压倒了东风!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常常仰望星空，细细地咀嚼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一些讲话。毛泽东的思想深邃无比，但他的语言却通俗易懂，这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对愚昧的后生的谆谆教导，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对蹒跚学步的儿童的一种引导。为什么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文革失败了?谁赢了?胜利者像桀犬吠尧似的诽谤毛泽东、攻击文革、否定我们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长此以往，哪天敌人内外夹攻，我们党将大难临头!没有共同的信仰，国人如散沙;没有可依靠的力量，党像断了脊梁……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党内还有没有正确路线的代表?进步力量占多数还是占少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需看看他的个人财产;看看他对毛泽东、对文革的态度。
“说得简单，其实很难啦。那时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两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货真价实的资产者，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掌握着经济行政大权，掌握着军权……。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很难!一场血淋淋的撕杀在所难免。”
“哎……。”胡局长长叹一口气后说：“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寄希望于广大党员，寄希望于人民。”
胡部长知道文革仍然是个敏感的话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两头小中间大”;现在不关心政治的“逍遥派”是多数人，对文革敏感的是少数人;这少数人又是“一分为二”，“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所以文革这个话题还是少讲为好。
此时张元彪看到忧心忡忡的胡局长更加憔悴了，一个圈摞着一个圈的镜片后小眼珠是那么的无力聚焦，那么的昏暗无神;上下两片松驰的眼皮使眼缝变得越来越细，它们妄图联合起来，彻底地关闭那个宏观国情、微看民心的广阔视野;紧锁眉头的那两颗“扣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凸;额头上的抬头纹这回被犁了一次，更加深了;眼角的鱼尾纹因肌肉繃得更紧越来越像绽开的菊花;枯燥陈旧的脸皮，花白稀疏的头发……：好一尊刚刚用黄泥完成的雕像——思虑过度的老人。
情绪是可传染的，“哎……”，张元彪也跟着胡部长长叹了一口气。“不是我说你的话，你老哥的心操的太多了。毛泽东的事，文革的事，中央早就板上钉钉了，你那是‘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你不操心天会塌下来?真要塌下来有矮个子顶着。”
人事工作讲究认真，特别写档案时遣词造句得慎之又慎，喜欢咬文嚼字的胡部长对张元彪的话不解其意，明明“天塌下来由高个子顶着”，怎么到他那里变了样?等他会过神、润出味来后爽朗地笑了起来。张元彪来了个“客随主笑”，气氛活跃了。
“我们说点别的吧。”换了个话题人就不一样了，胡局长额头上的纹沟越来越少，眼缝变宽了，眼角的纹花也凋谢了，他用比较平和的口气说：“元彪，有两件事，先给你打个招呼可能好点。”张元彪忙问：“啥事?请讲。”“一件事是昨天省里下了个文，可能还没发给你。意思是将你厂的行政管理大权由市里收归到省里，直属省工业厅管。”张元彪听后鄢然一笑，那是属于轻浮嘲弄之类的笑，“有意思!85年元月1日我们厂的管理权由省里下放到市里，那时向轴办得也不错，但产量没上去，利税交的少，像个穷人家的野小子，省里的父母官嫌管着麻烦，现在好了，我们每年的利税突破亿，桃子熟了，他们心里痒痒的，孙悟空见了都会得红眼病。”
张元彪看问题习惯用辩证的方法，收到省里管有利也有弊，利是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今后自己不进市工业局的小县衙，而是跟省工业厅的知府大人打交道。这一点是肯定的：越往上机会越多，路子越宽。弊是香樊市这地头蛇今后怕是难缠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不说，那些毒蛇、蜈蚣、蝎子、癞蛤蟆、大黄蜂……还不一哄而上，啃你、抓你、蜇你，搞你个遍体鳞伤、浑身溃疡，不得安宁。
等张元彪消化掉第一件事后，胡局长接着说：“第二件事，是市委马上要改选了。市委书记的人选已定：是现在的市委副书记沈收银。”张元彪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对沈收银压根就不了解，就像现在的小娃子不知道“胡传魁”是谁一样。但善于察颜观色的他，还是从胡局长变化微小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沈收银并非凡人，他用探询的口气说：“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老哥。”
胡局长像当年的组织部部长那样认真负责的向用人单位介绍他们推荐的人，“沈收银是个‘千夫指’的人物，他的人品只能用动物来形容：嘴比河马还大，心比蛇牙还毒，性格比豺狼还凶狠，手段比狐狸还狡猾。此人最大的特点是贪财，那个贪劲离奇得很!古代有首诗用来形容他再适合不过。”胡局长闭目润了一下，把那首陈旧的诗从腹底搜寻了上来，然后睁开眼有声有色地说：“‘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别的我就不说了，如果他当了市委书记，你老弟可要事事长个心眼，处处多加提防哟。我知道，到了这个地步活着蛮累人，不如当和尚，图个清静。”
胡局长这老道的人对沈收银都感到“离奇”，张元彪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他十分关切地问：“既然口碑这差，为啥他还能当市委书记?”胡局长一反常态，用轻浮讥讽的口气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呗。他跟省委书记走得那么近、跟得那么紧、关系那么铁，在我市这不是什么新闻了。省委的官书记是个极不廉洁的人，到他家进贡的、跑官的，像新疆的葡萄一串串的，多得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物以类聚嘛。”
要说的两件大事说完了，胡局长站起身来，一边给张元彪续茶一边说：“还有件事想对你讲，明年我就退休了。”他打住了话头，含而不语地看着张元彪，想听听他有何感慨。
张元彪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他不假思索地说：“这确是一件憾事。像你这讲原则、这有政治头脑、这有马列水平的人退下来确实太可惜了。但反过来说也是好事，年龄到了说明你身体可能不行了，就像机器一样，该大修的还得大修。退下来休息对你的身心有好处，一门心思地颐养天年又何不好?”
胡局长像霉雨后的太阳，好不容易露出了个笑脸：“你张元彪真会讲话，凡事都要讲出个利弊来，这样好。三国时曹操在《步出厦门行》里写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奋斗了一辈子，看来只要不死还会为人民奋斗下去。继续革命是共产党人的宿命。我躺在床上想过，如果沈收银当了市委书记，我这种人肯定没好果子吃，说不准又官降三级。哎唷，老胳膊老腿的，由他剁吧。
“退下来你又能干点啥?与天斗，你无力回天;与地斗，地都私有化了;与阶级敌人斗，敌人在哪里?虽然毛泽东指明了‘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现今还有多少人记得毛泽东的教导?还记得中国出了个世纪伟人毛泽东?全忘了!当官的当然不会提阶级斗争，他们拼命地鼓吹和谐;而老百姓跟着那帮吹鼓手瞎吆喝……难啦。
“我想过，退下来后花鸟虫鱼我是不沾的，琴棋书画本来就不会，也没打算学，打牌摸麻将更没兴趣。我打算系统地读点马列的书，下功夫啃啃《资本论》，闭门读书是我的乐处。革命处于低潮时除了奋斗就是等待。好在我这人还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
张元彪见胡局长的话题告一段落，他抬起手腕一瞄手表，11点多了，便站起身对胡局长说：“老哥，就聊到此吧。今天我来给你拜个早年，如果没给你带来好心情那是我的罪过，抱歉了。”胡局长赶紧站起身说：“你来拜年我就高兴，能有个知己讲讲心里话比什么都强。你真不愿在我这吃中饭我也不拉拉扯扯，以后有的是机会。我送送你吧。”
门外，肆虐的寒风还在一个劲地吹着，星星点点的雪花在风中得意地狂舞，它显得那么的张扬，那么的轻狂……。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张元彪依依不舍地说：“我走了，老哥保重。”胡局长不愿松开张元彪的手，他那星相家久观日月的眼睛紧盯着张元彪的脸，他那预言家善卜凶吉的嘴巴吐出了语重心长的赠言，“老弟啊!你前面的路是坎坷曲折的，充满了危险，你一定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看你在这条道上不可能走到头：客观上，这是大气候、大环境决定的;主观上，是你个人的道德品质决定的。我没有啥法宝，只有一言忠告：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宁可抛弃国家，抛弃党，因为国家和党都有阶级性，因而都可能变成水货;但绝对不能与劳动人民为敌!人生光溜溜地来，赤条条地去……生你养你的人不能忘记!这是做人的底线。记住老哥的话吧。”
胡局长松开紧握的双手，用力地拍了一下张元彪的肩膀，“回家吧!老弟。”哎唷，当年矮个的哥哥武植，送高个的弟弟武松出远门办公差，也是这样情深意切，难分难舍。不出胡局长所料，没多久一件大事从天而降，对张元彪是福还是祸，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迈大步组建集团 违初衷元彪就范
1992年春天，邓小平这位“无官一身轻”的小个子老人，由子孙陪同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考察。身为“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他画的每一张图都极为负责，特别是那些类似发动机的关键部位，他更是记在心头，挂在口端。老谋深算，义无反顾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要用有生之年的、但仍是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光明正大”地提醒我们的党，“苦口婆心”地规劝全国人民：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
从京城驱车南下，一路上他好几次下车接见当地的省市负责人，老来话多的他像一位治家严谨的太婆，一再叮嘱儿媳妇：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再迈大一点;要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转弯抹角是拉磨的驴干的事，上了道的火车只能往前开。哎唷，大领导跟小商贩差不多：爱兜售自己的信仰与哲学，当年毛泽东也是一路南下一路宣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在WH火车站这位老人小心翼翼地下了火车，在女儿细心地搀扶下老态龙钟的他慢步在空荡荡的站台上，红光满面的老人家极像叶子落光的柿子树上仅存的硕果，风吹雨打他都经历过。等候接见的省委书记官都富和省长张仁志慌得一路小跑地迎了上去，当随行人员向老人介绍省委书记官都富时，个头小手掌大的老人握住官书记的手，面目慈祥、意味深长地说：“关起门来么样能富咧?要开放嘛。”不懂幽默的官书记不敢忘记祖宗的姓氏，忙说：“不是关门的关，是大官的官。”老人年龄大，耳不好使，他侧过头来问：“啥子关?”官书记大声地说：“官僚的‘官’。”老人把官书记的话关进了耳朵，滤了一遍后略有所悟，“哦……，官都富了，啥时候的事?……先富要带动后富，大家一起富才对嘛。当官的都富了，老百姓还穷得铃铛响，是要造反的啰。”
古训有：“伴君如伴虎”，书记和省长在这个耄耋老人面前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生怕话多失言，惹来杀身之祸。老人的威望太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只能仰望，而他却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南巡的讲话像强劲的春风吹遍了华夏九州，在祖国大地上再次凝聚起浓烈的大气候。“讲话”如兴奋剂，使思想解放了、但因目标不明确、且身心有点疲惫的省市领导再次振作起来，他们准备好扁担竹筐，要大干快上。
办公楼里HB省委的常委们在讨论如何贯彻执行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使本省的工作再上台阶，思想跟不上趟的省委书记官都富的态度暧昧，他认为，从形式上看，步子再迈大点就是“大跃进”，大跃进会摔大跤!这是有经验教训的，还是四平八稳的好。
激进派的代表省长张仁志不以为然，他像一枝挺拔的楠竹高风亮节，他毫不隐讳地谈了自己的观点，“迈大步跟大跃进外表上一样，这是‘下大雨前刮大风——笨虫都知道的事’。可我们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内容：石达开‘兵败过大渡河’，红军也是‘兵败过大渡河’，可领导人不一样，结果就不相同。这次迈大步的前提是解放了思想，打破了禁锢;我们是穿着李宁运动服在林阴小道上迈大步，是穿着奈克运动鞋在塑胶跑道上迈大步，是在小平同志的率领下，在‘奔小康’的通天大道上迈大步。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在崎岖小道上不断攀登的我们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喜爱中医的张仁志常背汤头歌，此时他产生了联想，他说：“我们光欣赏牡丹的艳丽还不行，还要清楚丹皮的药性——辛，寒，无毒，及安五脏，疗痈疮，通关腠，续筋骨的药用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不光用耳听小平同志的‘讲话’，关键要用心领会其精神实质。”
常委谁都不敢驳省长的面子，因为驳省长就是驳小平同志。对总设计师出言不逊……，得先瞄瞄在座的是否有手伸得长，耳竖得尖，眼睁得圆，专打小报告的“东场”之人。深谙官场之道的官书记晓得其中的厉害，他打了个哈哈，不再争议了。常委会最后决定由张省长挂帅，领导HB省实施总设计师的宏伟蓝图。
没多久，省委通过了张省长“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的战役构想，即将省内由地方管辖的国企进行资产整合，最大限度的优化资源，盘活存量，搞“托拉斯”。具体措施是在全省舞起七条巨龙，即以省里七个支柱产业的排头兵为龙头，以分散在全省各地同行业的中小企业为龙身，组建七个企业集团。如纺织行业以东风纺织厂为龙头组建纺织集团，建材行业以华清水泥厂为龙头组建建材集团，烟草行业以WH烟厂为龙头组建烟草集团……机械行业以向阳轴承厂为龙头组建轴承集团。
为了更好地执行张仁志的战役布署，省委决定把已下放到地市的那几家大型国企的管理权，也就是把七个龙头企业的管理权收归到省里。这样，七条龙的缰绳牢牢地攥在张省长手里，本省在祖国中部崛起的攻坚战谁打先锋，谁当后卫，由胸怀大志、运筹帷幄的张仁志统一调配，统一指挥。
大凡战役总要选一个突破口，一点突破，全面开花，极有帅才的张仁志决定先把向阳轴承厂拿下。张省长十分了解向轴，这两年他和主管工业的副省长邹坚锐多次到向轴实地考察，具体指导工作，每次去既像老娘盘问儿子的家底，又像婆婆调教刚过门的儿媳。向轴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高大明亮的厂房，花园似的家属区，能打敢拼的工人队伍，聪明智慧的科技人员……厂里的各项管理井井有条，非常到位。更主要的是厂长张元彪，确实是个有头脑、讲分寸、能做大事的人。
张仁志和邹坚锐驱车三百多公里前往香樊市，一路上两人各有各的心事：身为主帅，张仁志在思考拿下向轴后下一步怎么办?摆平向轴他认为是轻而易举的事，绝对不可能“一个骰子掷七点——出乎意外”;作为高参的邹坚锐则不然，看问题复杂些，他认为说服张元彪办集团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是“柳条编小筐——看看容易做做难”。邹坚锐是从香樊的市委书记提拔为副省长的，对向阳轴承厂的历史他可以说了如指掌。凡是三线工人都是白手起家，都有一部“先生产后生活”的光荣创业史，当年向轴工人住芦蓆棚、住干打垒时就急着生产，苦于没有厂房，李书记沈指挥长找地方帮忙，还是时任工业局长的邹坚锐出面在离厂不远的泥嘴镇农机站帮向轴租了五间瓦房，当年向轴生产了二十万粒钢球。当时张元彪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现在向轴财大气粗，富得流油，要这样一位大款去收养“一名”孤儿绝对没问题，他会把他养得肥头大耳，油光水滑，如同一只“京巴”。可问题不是收养一名孤儿，而是收养一群污头秽面、营养不良、没有文化、缺乏教养、咋看都叫人心烦的小叫花子，估计张元彪不愿干这事。更主要的是组集团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承包，至于少了颗小芝麻，还是丢了个大西瓜，难以预测。如今的人都洗了脑，对万能的钞票无人不斤斤计较。不要说他老张，搁到我老邹也会这样想。二百万啦!不是个能轻视的小数目：党纪加国法都没它沉重。邹坚锐深知张元彪这个心病不可用武力“压制”，但无论如何得给他诊好。因为他也有个与之相关连的心病：如今升官得有政绩，得看GDP，而邹坚锐这个出谋划策的人将“宝”全押在七条龙的组建上。这次来香樊搞向轴集团，邹坚锐这始作俑者不得不卖力地敲边鼓。一下榻南湖宾馆他便拿电话给张元彪打了招呼，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这种事不能像打仗那样搞突然袭击。
说实话，张元彪压根就不愿组建集团，此时不求上进但求无过的他认为向轴像目前这样办下去就不错了：每年给国家上交那多的税金，每年给职工涨工资……再好看的牡丹不过如此。组建个集团，自己得去管那些野惯了的散兵游勇，得去和那些胡传魁似的草头王、胡汉三似的地头蛇打交道，烦人得很。搞得好，马马虎虎过得去;稍不慎，劳命丧财瞎折腾。
张元彪不愿组建集团，特别是在93年干这事，有个不可告人的隐情：93年是他五年承包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绝对不能出纰漏!好好的红薯藤子生了根，不说绝收，减产是肯定的。损失千而八百元不算个啥，扔了眼都不眨，可那是二百万呀!一般老百姓十辈子也挣不来的二百万。现在“二百万”在老张眼里再不是一张手纸了，是高高一摞子钞票，随着承包期一天天的临近，纸钞还会变成沉甸甸的真金白银。想想这几年含辛茹苦地干，头发掉了一片，人也瘦了两圈，图的啥?不就是那二百万!悠悠万事，承包为大，大得像高山不可移位，大得像江河不能改道!再说啥叫承包?承包人相当旧社会的大老板!厂里的事我想咋干就咋干，阎王拿我没门，玉帝只能瞪眼，应该是这样的。爹爹也要插手、婆婆也要过问，影响了我的承包谁负责任?承包合同那可是受法律保护的，法比官大，再大的官也要服法。
吸了两下烟，喝了两口茶，心情十分纠结的张元彪思想分了岔，他猛地想起了签约承包的那天，星相家似的胡部长在市委小会议室对他讲的话，“对你的工作能力我不怀疑，我担心在这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五年承包期内，一旦上面出了错误的路线，出了官僚主义的领导，瞎指挥、乱命令，你咋办?……你只是经理，没有所有权……。”胡老哥的话显灵了，头年给送子观音烧香磕头第二年就生了个带把的胖小子，而张元彪却劳神，他想了许多许多……。一整夜他不停地抽着烟，喝着茶，人像陀螺不停地转，屁股没沾床边。
张仁志、邹坚锐那大的官当然是“明察秋毫”，张元彪的那点小心事绝对瞒不过他们的慧眼佛珠，不论采用何种战术二人志在必得，非把向轴这个突破口拿下不可。
第二天在小会议室里张仁志、邹坚锐与向轴的厂级干部举行会谈。张仁志首先讲了大气候、大形势。张元彪当然清楚大气候、大形势就是大帽子、大棍子，先声夺人的压着你，吓着你，然后逼着你就范。官场这套狐假虎威的工作方法张元彪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讲完开场白，张仁志接着说省里宏伟的规划、远大的设想……。张元虎两眼无神地眯着，手指不停地抚摸着下巴，感触着因昨夜的焦虑猛长了一截的胡子茬。表面上他若无其事地听张仁志讲话，其实他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知道待会知府大人就要提他过堂，不是屁股挨打，就是指头受夹，不屈招非把你整个要死不得活。张仁志最后讲了省委决定组建向阳轴承集团一事，他一再强调向轴责任的重大性、工作的艰巨性和那个八字还没一撇的事业的光荣性。
张元彪毫无表情地听着，像儿媳烦婆婆嘀哆。在张仁志讲完话等他表态时他才睁大眼，强打精神，慢腾腾地说：“大气候、大形势虽然喜人，但更多的是夺人，是逼人，省委关于‘中部崛起’的打算和构想是积极主动的，是力求上进的。思想和方向完全符合小平同志‘步子再迈大一点’的讲话精神。因此……对省委的决议我们一不能怀疑，二嘛……”
邹坚锐打断了张元彪的讲话，因为从他由急到缓的语气中邹坚锐听出了他对此事不感兴趣，从他由强到弱的声调里品出了他对此事疑虑重重。邹坚锐用将军质问少尉的口气反诘道：“听你的意思服从省委决议，但有许多顾虑?这样绝对不行!干大事要清清爽爽，干干脆脆，不能‘泥瓦匠干活——拖泥带水’。”
事关大局，张元彪只得开膛剖肚地说：“是的，我是有疑虑。首先一个问题：玉石能和沙子捏成一体?我们向轴的规模、实力你们当领导的清楚，那些县办小厂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不谦逊的说，我厂历史上曾是一机部管辖的企业、88年被划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91年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我们向轴是国家四大轴承厂之一。而那些县办的小轴承厂咧?那是‘小米充黄豆——个头就不够’。百把个人，几台老机器，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无论是工厂管理还是企业文化，跟我们比那有天壤之别!那可不是错一点，最少差两个数量级：从县级到省级，从省级到国家级。这大的差异，硬要弱妇嫁给强夫，捆绑难成夫妻!”
给张元彪帮过不少忙、连“知遇之恩”都够得上的邹坚锐来气了，他用疑问中带着训斥的口气说：“你的意思：你们大厂富得流油，人家小厂贫如水洗，这油水合不到一起?说白了，你怕人家揩了你的油、沾了你的光、吃了你的大户。”
张元彪不讲情面地抡起了“大气候”这个风魔杖，他念念有词地说：“抵制揩油、沾光、吃大户有啥不对?现在国家的政策不是反对吃大窝饭吗?不是鼓励党员干部当万元户、当冒尖户吗?勤扒苦干，起早贪黑，好不容易发富，又遇到敢抢皇纲的程咬金来劫营，能不寒人的心，伤人的积极性?”
在张元彪风魔杖的打击下邹坚锐不得不以守为攻，经验老道的他深知“改革开放”是个碰不得的瓷器货。但不管咋做，这个“钉子户”今天非拔掉不可。转了个大弯、抹了个大角，邹坚锐说：“这点你讲的很对，我承认。可你那指的是农村的单干户，我们搞集团跟那不同。参加集团的所有企业都是国营企业，也就是说不分大小、不论贫富，都是一个娘老子。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你有明白的认识，只有头脑清醒人才不会发泡，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向轴是你承包的，这不假;但向轴的所有权并不是你的，向轴是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全国一盘棋，每个企业都是棋盘上的一粒子，叫你上马，你绝对不能下士。
“现在你们向轴混出了个富贵相，骑的是高头大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但小平同志咋教导我们的?先富要带动后富，大家要一起富。小平同志这句话是针对农村个体户讲的，但我认为对效益不同的国营企业同样适用，对贫富差异较大的地区同样适用。伟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靠你去领会，去发展、去丰富。
“今天我劝你老张莫忘乎所以，想想你们建厂初期，不也是百十号人，几台烂机器?呆在山沟里的那副穷酸相，用‘没有米下锅、没有大裤衩穿’来形容一点都不过份。可那些富裕的老大哥厂呢?没有一个嫌弃你们，你们是‘穷’在深山有远亲，上海、洛阳、安阳、天水、哈尔滨、瓦房店哪家轴承厂对你们不是全力支援、有求必应?帮你们培训员工，支援你们年老的工人、年轻的技术员。没有那些老大哥厂的扶持帮衬，你们向轴能有今天?你老张拍着胸脯讲句良心话吧。现在你们发富了，却嫌弃起那些县办的小工厂，老张，这是个十分错误的思想，要不得。记住哟，嫌贫爱富的陈世美没有好下场。”
邹坚锐避开了“大气候”这个风魔杖，意外的对张元彪使用了杀手锏——忆苦思甜，软化了的张元彪不得不退到最后的防线。他语气低沉地说：“我并不嫌弃他们小厂，要我们支援他们一下也是可以的。我的顾虑是捆绑不成夫妻……，我怕过不了‘磨合’这一关。三天两头的吵吵闹闹，毁掉集团、拖垮了向轴不说，他们也没落个啥好处。几年的歪掰，几番的折腾，最后树倒猢狲散，空空如也。既耽误了省里的发展机遇，又毁掉了向轴的大好前程，那时我老张就是罪人，跳到黄河都洗不干净。向轴人不骂我是个二球货，也要说我是个败家子。”
会场沉静了片刻，张省长咳了一声，这咳声仿佛知府大人拍了一下惊堂木，闲杂的百姓非得“回避”，冤屈的黎民只能“肃静”。张省长说：“元彪有顾虑很正常。我们省委一开始也是有矛盾的，经过一番争论才统一认识。改革开放是干前人没干过的事，我们没有经验，但我们有胆略，我们敢摸着石头过河。组建集团是省委的既定方针，作为大国企的负责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张元彪应该与上级党组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做具体工作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很正常，柴米油盐酱醋茶，面面俱到这是巧媳妇的看家本领，好事情。刚才讲的可能是你的第一个顾虑，我希望元彪你来个竹筒倒豆子，爽爽快快的一伙子全讲出来，在省内还没我老张解决不了的事情。”
既然省长狮子大开口、敢大包大揽，张元彪便一吐为快，“把全省的轴承厂整合成一个集团，我个人认为条件不具备：全省一二十家大大小小的轴承厂，有的在平原地区，有的在丘陵地带，有的在大山上，过于分散，不便管理，这样我们便失去了‘地利’;集团所属的工厂过多，管理层错综复杂：我们要管，省里要管，地县也要管，管来管去谁也管不了，谁也管不好，婆婆多是管理的大忌，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只占了‘大气候’这个天时，所以我认为组建集团条件不具备。”张元彪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
早已成竹在胸的张仁志不慌不忙地说：“你的这个顾虑很有道理。但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就像诸葛亮算准了火烧赤壁那天会刮东风。省委决定：凡是参加集团的国企，地方政府不再行使对它的管理权。地方国企的‘党、政、工、人、财、物、产、供、销’归集团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配。地方政府不得插手!我们省政府也不涉足。这样你不就赢得了‘人和’?我想这个‘九统一’你是满意的，你讲的‘人和’不就是要领导权嘛，这颗星星我摘给你。
“你刚才说的‘地利’也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要怎样去看：如果你还用计划经济的老眼光，还用国企‘大而全’的老思想，还是‘长衫马褂瓜皮帽——老一套’，你肯定觉得小国企是包袱，是烫手的山芋;如果你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用现代企业的眼光去瞄，你会发现小国企是资源、是金矿。挖到了金矿你当然赢得了‘地利’。
“现在企业不需要‘大而全’，它们惯用的是‘采购制’或者叫‘配套制’。它从全世界相关的企业采购有用的零部件进行组装，最后打自己的牌子就行了。整个过程像抓中药：吉林的人参，四川的贝母，宁夏的枸杞，西藏的红花……，要啥抓啥，配齐即可。轴承不是由内圈、外套、保持器、滚动体四大件组成的吗?你们能不能改变过去那种生产方式，在全省建四个加工中心，把轴承的四大件分配到四个加工中心去干。单一的生产才能上产量，保质量，出效益。把四大件从加工中心运回向轴组装，最后打你们的品牌卖出去。这样行不行?我看值得研究。
“我说地方小国企是金矿就是要你去挖掘它们，用你的心血去冲洗那些刚出土的粗矿石，用向轴的文化和管理去熔化和提炼它们，最终使它们成为跟你们一样发光的真金。以向轴为龙头带动全省的轴承厂;以向轴龙带动其它六条龙：群龙腾飞，翩翩起舞，天现彩虹，万象更新，何愁我省不‘中部崛起’。这就是我们省委的构想，省委对你们向轴的期盼和厚望。元彪，别让我们失望了。”
张元彪像个木头人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张仁志把他的未知数全求出来了：x——“大气候”;y——“九统一“;z——“配套制”，你还有啥理由不搞集团，再找岔就是胡搅蛮缠。张仁志的一番话像根银针，一下子扎中了张元彪的天突穴，他感到嗓子眼又麻又涨，紧繃的声带不能发音。张元彪并非无话可说，只是他心底的那点隐私难以启齿，毕竟那二百万跟党和国家的利益相比微不足道。
从张元彪麻木沮丧的脸上邹坚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时下当小官的都有应声虫的技巧，他们能把上级的结论加上些无聊而单调的按语，不厌其烦的加以发挥，当然那个声音必须在领导定的调调之内。
邹坚锐神气十足，“元彪，说了半天，张省长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啥叫放下包袱?就是要你打破那些坛坛罐罐;破铜烂铁该扔的扔、该卖的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劝你老张学点辩证法，啥叫‘舍得’，只有舍才有得。‘舍不得娃子套不得狼’。”
“孟子咋说的?”邹坚锐闭目略思片刻，然后摇头晃脑地说：“‘天降大任于厮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你老张要有干大事的胸怀，只要能成其伟业：他想喝你的血，你就割腕给他放一碗;他想吃你的肉，你就把胯子上的肉割一块给他，爽快点。佛经上不是有割自己的肉喂老虎的故事吗?我的意思是你老张要有‘放血’的思想准备，要有‘被宰是福份’的长期意识，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
“张省长叫你放下包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你少点私心：不要白天想着你那一亩三分地，夜里梦着你那二百万承包奖。千万不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思想上、政治上不要做凡夫俗子，要有水平，要有高度，当不了百十米的乐山大佛，当个三五米的龙门石佛还是可以的。
“好了。我和省长嘀哆了半天，不知是我们‘对牛弹琴’，还是你老张‘一窍不通’?你总得表个态吧?我和省长的态度是鲜明的，既然来了我们就横下了一条心：组建集团你老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水到必须渠成。啥时候想通了，啥时候我们走人。你想不通，我们坚决不走，赖在这，你管饭。”
在大气候的威逼下，在领导们的感召下，张元彪不得不屈服，他表示立即组织专门班子调研，实施集团的筹建。承诺的话说了，但这毕竟是“推小车的扭屁股——不由自主”。张元彪心里总有些格意。
晚饭后张元彪陪着张仁志沿着护城河散步，两人边走边聊。风景如画的河边非常清静，可见的四周没有他人，此时说的话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两个同姓的大老爷们毫无忌讳。张仁志开门见山，“讲心里话，你老弟是不是怕搞集团耽误了承包?换位思考，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感到心焦。”
张元彪敞开胸怀，“这个担忧有，而且很大，这是实话。二百万承包奖搁到哪个身上不是沉甸甸的?你要说是私心，也行。不是吹的，我老张这颗心不是黄金做的，起码也是一疙瘩高纯度的白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工人拿超产奖，干部拿承包奖，既合理又合法，政府都像文革期间‘立四新’那样大力提倡、大力宣扬。可见这个听之不雅的‘私心’是我们工作的抓手，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明年是我承包的最后一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插根签子你说我会舒服吗?搁到谁身上不晓得疼那才怪，除非他是个石佛。”
看到张元虎剖开了胸膛，亮出了肝肺，张仁志感到很欣慰，毕竟这是对自己的信任。他心平气和地说：“这几年你干得不错，大家都清楚。明年是你承包的最后一年，在这个节骨眼上叫你搞集团是有点不合适，但这也是没法的事。小平南巡讲话后各省都行动起来了，河南搞出大名堂，山西玩个新花样，我们省能无动于衷?既然在舞台上，你总得亮亮相。不能因为你还有一年的承包期就把我省的‘舞龙战役’推后一年。这起码与小平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小平要我们加大步伐往前走，而我们却原地等待，按兵不动。不进则退，等一年，我们将失去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我们省委的政绩，我们省的GDP……，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响鼓不用重敲，你是聪明人，这点你明白。
“至于承包奖一事，我认为你不必担忧。组建集团对你承包肯定有影响，但我相信，老弟有本事把损失减到最小。如果最后还是没完成指标，你莫着急，动了肝火伤身体。相信我!到时候我们省委出面替你捧场，给你助威，帮你圆和(hú)”。我们向香樊市委施加压力，非逼他承认你老弟完成了合同。合同书上一般都有‘天灾人祸’一词，咋说你也有个‘不可抗拒’的理由吧?!放心吧!连这事都摆不平我还当个啥省长，不如回家卖红薯。”张仁志着实地捶了一下张元彪的肩膀，那只握大印的手传递给他非同小可的力量，这一下仿佛五百公斤的空气锤恶狠狠地砸了下去，把张元彪那颗还有点气泡的心脏锻打得结结实实。话都说顶头了，张元彪感激万分，“行!行!一切按你的意思办。日后还望你多多指点，多多关照。莫忘了：两支箭一张弓，八百年前我们还是一个祖宗。”
香樊是座有两千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在护城河边鹅卵石铺的小道上散步，周身涂抹着夕阳的光彩，通体沐浴着和煦的金风，杨柳的绿枝像丽人的纤纤秀发时时拂面……确实是件非常惬意的事。张仁志的目的达到了，精神焕发;张元彪的心结解开了，倍觉舒展：“二张”同时感到“老乌龟甩掉大石碑——浑身上下猛一轻松”，都有一种“隔着灶台上炕——非迈这个大步不可”的欲望。
没多久HB省第一家跨地市的大型实体企业集团——向阳汽车轴承集团成立了，集团由二十五家轴承生产厂、轴承加工设备制造厂、科研院所组成，七家较大的生产厂为紧密形的核心体，其余十八家为松散形的合作体。成立大会上省长张仁志当场任命张元彪为集团的总经理，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的向轴龙“嗖”的一下飞上了蓝天。其余六条还处在雏形的小龙无不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它们憨吃哈睡横长肉，没多久便争先恐后地腾空而起。
看到这七条清一色的巨龙上了天(全部由国企组成)，虽然像蹒跚学步的幼儿在天空摇摆不定地翻腾，但张仁志满怀希望，他坚信：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这七条龙能呼风唤雨于巴山峻岭之间、能腾云驾雾在荆楚平原之上;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这七条龙能翻江倒海于云梦大泽之中、能极乐遨游在神龙故里之巅。
张元彪的承包期说来就到了，那二百万朝思梦想的承包奖能不能拿到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承包奖鸡飞蛋打 承包人万般无奈
对张元彪来讲至关重要的1993年终于拼过去了，往年十二月底他就可以对全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作个八九不离十的估算，但去年的业绩是万万不可估算的，非有毫厘不差的数据不可。万般无奈的煎熬一直持续到94年元月10号，财务处汪处长将规规矩矩的年度报表呈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他才确信与市政府签定的五年承包合同全面完成了。
这五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企破产;工人下岗;物价飞涨……。市场经济这数百岁的老魔头用它那“无形之手”，不光折腾得名山崩溃，大河断流，还把国人脑壳里最宝贵的、精心培育了三十年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观”捣得一塌糊涂。钱，在“前三十年”不是万能的;可这五年，“无形之手”向世人充分展示了钞票无穷无尽的、能让凡夫俗子神魂颠倒的魅力——只要有钱，你能购小轿车，能买大房子，能包二奶，能养小三……。毫无疑问，张元彪的价值观也随着大气候变化，原先他把那二百万视为一张干净的手纸，统在屁股兜;可这五年那张纸先变成一麻袋沉甸甸的百元大钞，老张背着它白天上班不觉累，夜里睡觉分外香。现如今，它又变成一张闪着金光的银行卡，过两天拿到手，张元彪会把它放在箱子底压着。
这时不知道用个啥词来形容他那个高兴劲恰当：用“心花”怒放?不行!这个词过于含蓄，略显深沉，缺乏表现力，还是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为好，因为这时的张元彪必然会“张扬”：此时他最需要的是发泄，像三伏天的葛州壩，十几个闸门开到最大，困在三峡里的江水顺畅无比地一泄千里……要不会憋出毛病的。张元彪喜冲冲地走到办公室中间，他想来个“青蛙吃飞虫——一蹦三尺高”，来个“张飞吊嗓子——大吼几声”。当他摆开架式准备行动时猛然看到了右边墙上的“安、和”座右铭，孔夫子的语录敲响了他心里的警钟，强大的冲击波将他脑子里的轻浮、张狂荡涤得一干二净，他激动的情绪慢慢地稳沉下来了。二百万就兴奋成这个熊样子，似乎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如果那是两千万，两个亿，岂不犯精神病?张元彪知道自己现在需要的是“安”，他四平八稳地回到座椅上，摇头晃脑地背起了苏洵《心术》一文中写的那段名言：“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面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一遍不过瘾，又背了一遍，之后波浪滔天的心情才平如境面。
经过再三斟酌，张元彪打电话叫厂办黄主任到他的办公室，他有要事找他，黄主任风风火火地赶来后，张元彪吩咐他到财务处将这五年有关他承包的数据全拿过来，逐一整理，编制成一个表格的形式，盖上财务的公章。然后再搞一个报告，全面地总结一下五年的承包情况，报告后要盖厂里的公章和党委的大印。文件一式叁份，一份呈报市委书记沈收银，一份呈报市长赵振山，一份留厂存档。(沈书记和赵市长都是换届上来的。)
至于这个报告用什么标题，诸如“张元彪全面完成承包合同”、“向阳轴承厂的五年承包经营”……，张元彪思想再三，就像给老婆买布衫，不是嫌这个花哨，就是嫌那个素净，始终挑不出个中意的。他把这个难事交给了黄主任，黄主任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曾在省委办公厅供过职，书写公函，拟篇讲稿，特别是画龙点睛地起个标题，那是他的本事。他笔下能生花，而且是光彩夺目，张元彪放心。
黄主任当然清楚张元彪的意思，他即将起草的这个报告的宗旨是提醒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张元彪的承包合同完成了，该兑现标书上的承诺——奖励承包人人民币二百万!
黄主任将张元彪十分满意的报告分别呈报给了市委书记和市长。时间缓慢地过了两个星期，“草帽当作钹子敲——没声音”，也没动静。张元彪开始坐卧不安了，他的心态不再是平衡的、安稳的、祥和的，倒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随着日历一天天的翻过，各种各样的猜疑像钱塘江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他脑壳里的那个大堤经受着百年难遇的波涛的拍打和涌流的冲撞。
“会不会市长和市委书记意见不和，市长同意发承包奖，而那个姓沈的坏书记不同意发?他想讹我老张。”
“会不会他们怀疑那份报告里的数据?准备组织专班来厂调查。”
“会不会厂里有人得了红眼病，跑到新书记新市长那，给我插签子、上眼药?”
……
针锋相对，有问必答，众多的“会不会”必然派生出众多的“万一”：
“万一市里来人调查财务数据的真假怎么办?由着他们查好了，我老张人不做贼心不虚。”
“万一有人到市里使我老张的坏怎么办?非跟他三头六面地对质，我老张人正不怕影子歪。”
……
张元彪硬是搅尽脑汁地设想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万一”，他感到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有了十足的底气，“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后，心情才平静下来。他不断地安慰自己：老张，好事多磨。不要性急。哎唷，我们的张元彪缺乏战略家的经历：人计划好的事，老天爷常来搅局。
扳着指头算，黄主任的报告送上去整整六十天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他老张还没绝望，那朝思梦想的二百万对他来说是支撑躯体的脊梁，是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星期一早上，坐在轿车里的张元彪忐忑不安，黄主任已对他说明市委沈书记约见的内容：有关他的承包奖。这可是张元彪期盼已久的头等大事。此时的张元彪像学生娃子进考场，厕所上了一趟又一趟，说他不紧张，那才是鬼变的。可老张毕竟是知天命的年龄，他明这些理：有账不怕细算;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张元彪在轿车的后排座上微闭双目，他想思考点别的事来减轻二百万的压力，改变力的方向能产生分力这是高中生都明白的道理。张元彪左手托着右肘，右手不停地捏着下巴，终于从那里挤出了个“理”字，然后把它放到嘴里嚼嚼，想品品其中的味道。
“理”是先写一个“王”字，后写一个“里”字，那意思分明是“王者手里有理”;而不是先写一个“里”字，后写一个“王”字，即“手里有理者为王”。看来创造这个“理”字的人不光有个官僚的立场，还有个官僚的身份。“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细细咀嚼，“理”这个东西本身就含有说不清、道不白、言不准、讲不透的味道，比方：理有大理小理之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可谁大?谁小?谁评说?理还有正理歪理之别，正道理战胜歪道理，可谁正?谁歪?谁判定?
子女与父母争执，子女再有理，有天大的理，可在父母面前那是个小道理：一个“孝”字，一个“情”字，便把子女的大道理变成了小道理。
百姓与官员斗嘴，百姓再有理，有再正的理，可在官员面前只能算个歪理：一个“权”字，一个“利”字，便使百姓的正理变成了歪理。
琢磨完“理”字，张元彪又在心里罗列出一些由“理”字组成的词句，自古以来，有理者与无理者那可是天生的一对冤家，两个宿敌：一个是理直气壮，一个便是理屈词穷;一个是心安理得，一个便是伤天害理;一个是通情达理，一个便是无理取闹;一个是以理服人，一个便是不可理喻;一个据理力争，一个是置之不理……。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有理走遍天下”，有谁知道，有理者的步履是那么的维艰，付出的代价是那么的巨大;人人都说“无理寸步难行”，谁曾料想，无理者却是风光无限，舒舒服服地“坐”享其成。哎哟，是否有理，泾渭何等分明;颠倒黑白，老天经常瞎眼。
理啊理，自古以来穷百姓为了讨个“理”字，搞得多少人不得安宁!闹得多少人家破人亡!逼得多少人妻离子散!理啊理，今天我老张也要进衙门，见州官，论道理，嚼牙巴骨啰!我堂堂的一个集团总经理，日理万机，手里有理还是无理?有个小道理还是大道理?算个正理还是歪理?那可是“阎王爷的告示——只有鬼知道”。
唉……，张元彪叹了口长气，暗自思忖，“苍天在上，神灵在望，老天爷给我评个理吧”。第六感让张元彪意识到凶多吉少。
司机将小轿车稳稳地停在市委办公楼前，坐在副驾驶位上、一路在反光镜中观察张元彪的屠吉祥回过头来小声地说：“张总，到了。”张元彪睁开眼一瞄，确实到了，本来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张元彪不紧不慢地说：“慌个啥?坐五分钟再说。”此时张元彪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安”，先“安”而后才能“和”，如是他又耷拉下眼皮，舌顶上齿龈，意守在丹田……。
沈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的最东头，办公室的布置跟张元彪的差不多，一进门给人的印象是舒服、明亮、宽敞。直眼所见的是房主人办公的桌椅，椅后便是整扇墙的书柜。这种“整扇墙”的摆设，房主人想表现的是一种城府，一种厚重，说白了是“学富五车”的象征。其实不然，满柜的书籍即使囫囵吞枣主人最多只吃了一半;要说慢嚼细咽，有个两成就不错了。精装的书籍如古董，是一种摆设，主人喜爱的这种虚荣跟他身上华丽的衣衫一样，只要花大价钱都能买来。
两边墙下分别摆着两排沙发，每排两个单人的、一个三人的。左边沙发上是大玻璃窗，右边沙发上是本市著名的书法家王树人亲笔写的横幅“与时俱进”。古朴、有力、苍劲是王大家的书法风格，激进、逐流、弄潮是房主人的思想写照。
两边墙下大小沙发之间有两尺宽的距离，中间各摆着一个一米高的花架，左边花架上摆着一盆直径约一尺的虎刺，右边花架上摆着一盆两尺高的霸王鞭。这两盆植物长得极有特色：虎刺，既大又圆，颜色黄得泛金光，根根刺既长又粗且坚硬;霸王鞭，造型奇特，色彩绿得含墨黑，簇簇针既细又短且柔软。二者都属于热带的耐旱植物，花期似昙花，极短。
时下养这类植物的玩家大有人在：这种人懒，懒得松土、浇水、施肥;这种人贪，付出一分的辛劳想得到十分的眼福;这种人狠，他意不在花而在刺;这种人毒，谁摸他的宝贝就扎谁的手。养花者，意在修身养性;而种这种刺类植物的人培养的是冷酷、凶残、狠毒，修炼的是兽性、恶念、贪欲。
办公室里早有五个人等着张元彪。市委书记沈收银歪靠在他的宝座里，搭着的双脚高翘在办公桌上，交叉的两臂紧抱在胸前，微闭着眼的他仿佛一位放羊倌躺在避风向阳的山坡上养精神。眼下，捉襟见肘的市财政已威胁到公务员工资的发放，这事常闹得他头疼。至于哪来的“闲钱”兑现张元彪的承包奖，不要紧，请放心，他这个凶狠而且狡猾的赌徒早有了赖账的借口。
市长赵振山是位军转干部，个子不高，但长得蛮墩实。他声音宏亮，那是长期喊口号形成的;他说话干脆，那是下命令的必需;他的言行既大气又霸气，那是军人的风度。此时他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来回地度着步子，今天他是阵前的大将军，他在思考怎样先声夺人、怎样镇住对手、怎样掐住他、怎样一招置他于死地。这种演习中对付蓝军的思维方式他不知用过多少次，按说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但今天不同，对手不是头上一颗红星、领口两面红旗的军人，而是位有文凭的大集团的总经理、地师级的干部，他不得不考虑最佳的对策。
张华超的中学同学袁生发现在是主管文教卫的副市长，这位文学博士满腹经纶，他看问题的角度与打铁的张华超截然不同，如果说张华超是包谷地里的老鼠目光短浅，那他则是草原上的苍鹰视野开阔。此时他站在花架前静静地观看霸王鞭，貌似木讷，内心却在苦思冥想，他在寻找香樊市没有第二个人思考过的问题的答案：古人云，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竹令人韵，春海棠令人艳，秋海棠令人媚 ……照此思路，霸王鞭令人畏，虎刺令人寒;古人又云，栽松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那沈书记养霸王鞭和虎刺想邀的啥?城府极深的袁生发搅尽脑汁地攻克着这一官场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他这位非同小可的副市长而言，觊觎市委书记的龙椅，仿佛小骑手想驾驭一匹极认生的汗血宝马，好像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梦想司法部长的权杖，极似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妄图罗马教皇的冠冕。这事看起来想入非非，但合情合理。
纪委书记付秋菊虽女流之辈，但非等闲之人。久浸宦海的她知道等会的大战上沈书记会考验她的忠诚，自己要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表现……。付秋菊坐在沙发上，外部形态是“二小子穿大褂——规规矩矩”，内心却思想着最佳的出手部位——瞄准对手的下三段使劲踹。
政法委书记谷峰左边屁股坐在沈收银的办公桌角上，右脚踮在地上，真是“二小子进学堂——坐没坐象，站没站象”，就那他还在思考怎样给张元彪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坐镇刑部大堂没有吃素的。谷峰那张阴阳怪气的脸这时是泾渭分明：左边铁板一块，纹丝不动;右边仿佛三叉神经发炎，皮肉不停地抽搐。相面大师刘伯温如果研究过这张脸，会从上面发现秃鹫与法官的混合形象;猛禽与讼棍能互相丑化、互相补充，讼棍使猛禽卑鄙，猛禽使讼棍狰狞。
张元彪和屠吉祥一走进办公室就感到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空气似乎由气态凝结成固态;活生生的五个常委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木偶;室内的温度仿佛低到开尔文零度——连分子都停止了运动。沈收银像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黑熊，无力的、极不情愿地端正了一下身躯，斜着眼，板着面具似的脸，用手指着屠吉祥厉声问道：“你是谁?”屠吉祥第一次见到五大常委聚集一堂，且个个面带杀气，其恶象完全可与手提大刀的刽子手相比。他战战惊惊地回答：“我是张总的秘书。”沈收银朝门外挥了挥手：“去，去，去。到楼下接待室候着，不叫莫上来。”屠吉祥瞄了一眼张元彪，见他不置可否，便提心吊胆地走了。
张元彪对着众领导拱了拱手，说了声“大家好”，便在靠门口的大沙发上坐下了。他知道那四个小沙发不是他坐的，那是四个千岁的固定位置，那儿离皇上近。
沈收银使劲地挤了一下眼，这个动作既可以提精神又可以去疲劳，他面色冷淡地说：“因为忙，一直拖到上个星期几个常委才开碰头会，专门研究了一下你的承包奖。该不该发……，能不能发……，确实是个大问题。二百万人民币毕竟不是个小数目!发奖金的事先搁一下，先谈谈你在承包期的作为，回头再谈这个话题，咋样?”这是谋划好的战术，是既定的程序，不管他张元彪是否同意都得这样进行。
张元彪听到沈收银讲“该不该发”、“能不能发”，就觉得头皮上每根毛发都在燃烧，脑内每个细胞都在爆炸。而浑身上下却结了冰，肌肉繃紧了，关节却放松了，周身不停地抖动，像筛糠似的。接下去评价他的话他压根就不想听，但又不得不听。
沈收银摆着谱不紧不慢地说：“财务报表我们都看了，咋说咧，一句话：无可挑剔。这五年你老张干得不错，向轴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产值上去了，利税上去了，工人的工资也上去了……，一切好得没话说。成绩嘛，我就不帮你吹了，说多了节外生枝反成累赘。作为领导要多讲下级的不足，这是逆耳之忠言，‘打出来的娃子揉出来的面’嘛。
“你老张的成绩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还有许多其它的因素，就像农田里的庄稼长得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一项不能少。别的不说，你的前任给你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除了大量的生产原材料外，还留下一笔非常可观的真金白银。家底厚，干劲足，这一点我们清楚。
“你承包的这几年向轴的产值和利税大幅提高了，可你想到没有，这是水涨船高。你就是站在珠穆朗玛峯的尖尖上有啥了不起?个子还是那高。别的不说，单说你们引以自豪的银质奖轴承7815E，你承包的头两年出厂价是三十八块五一套，你承包的最后一年出厂价是多少?五十九块三!五年整整涨了百分之八十。涨得太吓人了，这个涨幅怕是世界第一。如果考虑涨价因素，按89年的‘可变价’来计算，你老张完成的那几项指标是要大打折扣的。不说剔光浑身的肉，扒掉一层皮绰绰有余。我为啥讲这些不中听的话，无非是给你泼点凉水，让你清醒一下：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向轴多了不起，‘瞎婆抱个秃娃子——人家不夸自己夸。
“好了，不多讲了。你老张朝思梦想的二百万承包奖该不该发?是福不是祸，是祸你躲不过。下面由我这一届的市长赵振山同志代表市委给你说说。”
赵振山咳了一声，板着面孔，迈着每步七十五公分的军人步伐，稳沉地走到坐在沙发上的张元彪跟前，居高临下地瞪着他。那恶狠狠的眼神大有先声夺人的威势，好像蜘蛛能摄服苍蝇一样。他说：“在我讲话时你不要争辩，有意见我讲完再说。我们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虽然你完成了各项承包指标，但我们不该给你发承包奖!”讲完这句带着宣判性的、具有极大刺激性的话，赵市长有意地停顿了一下，检验刚才他说的话算不算数，同时也在观察张元彪，看他是不是那种爆竹脾气，别人一点火就蹦三尺高。当他看到对方气鼓鼓地坐在那，仿佛一只冠子被啄得血流但仍不服气的公鸡，暂时占上风的他只得再接再励。
“为啥?两条：第一，签承包合同时你厂归我市管，但去年承包期未满你厂的管理权被张省长拿走了。因此你们的税金相当一部分交给了后娘，我们这亲妈拿的可能是小头，你不为我打工反找我要奖金，天下哪有这好的事?你别做梦娶媳妇;第二，你的承包合同是与上一届政府签的，上一届政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利令智昏，为了把向轴办成试点，竟给你那优惠的政策，明知道生产资料市场化后物价会飞涨，还跟你按‘不变价’签合同。要我说，他李棋绝对是憨B一个，傻透了、苕到了家、要脸不要腚的货。说穿了，你们搞的是个对国家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合同，跟袁世凯签的‘中日马关条约’差不多。而我们这届政府是个清廉的、高效的、负责任的政府，不承认你们那个合同是理所当然。
“你张元彪心里有数没有?五年内轴承厂一共给市里交了多少税金?你开口就要二百万，是不是狮子大开口?你也不想想，我这个市长的年薪就算一万，也得干二百年啦!这大一摞子钞票不说我眼馋，只怕省长的血压也会升高，总理的心跳也会加快，手掌痒痒的，他们不想孬点子贪污才怪。罗列了半天一句话：不该给你发承包奖!要钱，没有;好梦，别做;工作，还得继续干。我的话完了。”
此时的张元彪是“孙悟空关进老君炉——三魂冒火，七窍生烟”，满腔的愤怒憋得他快要爆炸了!今天他算碰上了一伙强盗，一伙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强盗。这帮强人要毁他做了五年的美梦，要抢走他辛勤劳动的成果，要把他朝思梦想的二百万化为乌有!而这帮匪徒却打着“遵纪守法”的招牌，亮着“精神文明”的旗号……。张元彪在心底大声呼喊：老天爷，看见了吧!这伙坏蛋是“卖布的不带尺——存心不良(量)”，是“补锅的戴眼镜——有意找岔”，是“教悌忠信礼义廉——无耻”，我老张做了一千八百二十五天的美梦只怕是“三十晚上盼月亮——没指望”了。
张元彪清楚此时自己最需要“安”，在这些“父母官”面前任何激动毫无作用，只会适得其反。张元彪吸了一口可达丹田的长气，用这口鲜气把体内憋了半天的浊气逼了出来。一声长叹后他感到自己平静了许多，起码身体不打颤了，他尝试着站起身来，还好，立得住。
张元彪面对主将赵振山说：“刚才你讲了两条不该给我发承包奖的理由，我想针对性地谈谈我的看法。第一点，税收问题。我厂是93年收归省里，前四年的税金全部交给市里了。收归省里后我厂仅‘所得税’这一项税金上交给省里，其余的十几项税金还是交给市里了。而‘所得税’占全部税金的比例日破天不到百分之二十。不仿算笔细账：前四年你们收了百分之百的税金，第五年少收了百分之二十，总的来说：零点二除以五，少收了百分之四。你们是额头能跑马，肚里能撑船的人物，这区区百分之四完全可以四舍五入、忽略不计。”
眼看赵振山被张元彪“精打细算”得一筹莫展，功于心机的付秋菊觉得她该挥刀上阵了，她站起身来尖着嗓子说道：“‘癞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税金的百分之四你都敢四舍五入?你知道百分之四是多少?一千万是四十万，一个亿是四百万!再说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花花的税金流失吗?绝对不行。不要说几百万，就是一分钱的流失都不行!‘五十步笑百步’，都是犯错误……。”付秋菊越说越带劲，徐娘半老的她黄脸上呈现出绯红，她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压压激动。
张元彪压根不理睬这个女流之辈，对她的花拳秀腿视而不见，他仍然面对赵振山，全力以赴地还他的招，“在我的承包期内该交的税金我都交了，地税也好、国税也好，一分不少。仅仅最后一年的百分之二十没流进你的腰包，你就嫉妒我了?就算93年的税金全部交给了省里，可那前四年的税金我是分文不少地交给了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咋说你们也得给我发个五分之四，也就是二八一百六十万的承包奖吧?向轴归到省里，你们少收了税金，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压根就不想组建那个球集团，省里是‘牛不喝水强按头’，逼着你搞。要说我违约，那是天灾人祸，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要讲理找张省长去，他会让你服气。”此时张元彪极自然地想起那天张仁志夸下的海口，张省长信誓旦旦地模样浮现在他的眼前。
“你莫拿张省长来压人，别以为你是‘苍蝇飞到驴胯上——抱住粗腿了’”。付秋菊不依不饶、毫不示弱地说：“谁不知道你跟张省长走得近，跟得紧。你有张省长，我们有官书记，谁怕谁?”妇道人家摆开架式跟人打口水战时，极容易得意忘形地亮出自己的后台老板，仿佛他是附在她身上的鬼，每到这时必定跑出来吓唬人。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们敢有持无恐地讹人，原来有这硬的后台。张元彪知道了这个扎人手的野玫瑰的根，也是长在那个石头缝里。这话当然也验证了胡部长对张元彪的谆谆告诫，“沈收银跟官书记走得近，你要特别小心。”
张元彪对付秋菊这种妇人之心不屑一顾，他仍然一门心思的对付赵振山，“上届市政府与我签的承包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们不承认它，因为你们都是法盲，你们不了解《合同法》。全国刚搞完《二五普法》，你们的法纪观念、法律知识像‘武大郎的个头——一点也没提高’，要求子女当博士、考研究生，自己却是个不求上进的大文盲，这是时下很普遍的现象……。”
听到张元彪说“法”，政法委书记谷峰的兴致极高，就像乡下娃子听到“卖麦芽糖”的来了。他不失时机地披挂上马，冲到阵前，把撕杀得香汗淋漓的付秋菊换了下来。他厉声喝道：“我们五大常委都是法盲，就你懂法?你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太离谱了?当心风大伤了牙。沈书记不懂法他能领导我这个管政法的书记?本书记不懂法能号令我市的公检法?我倒反问你：你懂法?你守纪?你怀疑党的领导，与我们唱反调;你不相信政府，跟我们对着搞：这本身就是法盲的所作所为。因为法纪是执政党的化身，是政府的灵魂。你懂不?”哎唷，这样的法纪要跟一个伤心人找麻烦，真是难以想象，那简直叫人恨光明而觉得盲人的世界可爱。
谷峰一上阵就对张元彪没头没脑地挥了三斧头，他自以为这是程咬金眼能剜、腰能砍、头能劈、天下无敌的绝技，哪知张元彪对他这甚荒唐的花样既不躲避又不接招，对这位轻浮得不知斤两的法律门外汉置之一笑。他继续对阵前的主将赵振山叫板。
张元彪毫不气馁地说：“刚才赵市长说我与上届市政府签的承包合同是个败家子合同，我觉得其辞过于夸大，纯属无稽之谈。93年的产值和税金按89年的可变价计算肯定要打折扣，打多少?去斤把泥?刨二两皮?说不准。但另外几项按‘率’计算的指标我们不是同样完成了吗?比方说产量的‘年增长率’不低于百分之十，89年我厂的产量不到一千万套，而93年达到二千万套，五年翻了个斤斗——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的质量合格率、出口创汇率不也是完成的很好吗?这些鸡蛋里你挑不出骨头。五年间我们的宝贝疙瘩7815E的价格涨了不少，百分之八十，不假。可五年间生产轴承的原材料价格涨了多少?说出来嚇死你，同样是孙悟空翻斤斗，由每吨两千三涨到每吨四千六。
“在我承包的五年里一共给市里上交各种税金过亿元!这在全市的企业里可以说名列前茅。这大的贡献难道你们当领导的视而不见?端起饭碗就该想到这一点!承包合同给我的奖励是二百万，也就是百分之二，这能算狮子大开口?我说你老赵是个糊的，心里没数。看到别人夹了块肉心里急，急上了火，火红了眼。
“我上交的税金按‘不变价’计算你们说有水分，要打折扣;照此逻辑，我那二百万承包奖也是按‘不变价’签的，今天物价飞涨，承包奖一点都不升值，还是二百万，我岂不吃了大亏?”
形象玉树临风，阳刚明显不足;言谈一贯潇洒，举止总是风流;鼻梁架着金丝镜，顶上蓄着大分头;肩扛北大文学博士的招牌，头戴市文教卫主管的桂冠：这便是副市长袁生发的模样。“你不要老把‘我吃亏了’挂在口头。”急不可待的袁生发早在一旁热完了身，叫罢板，他便来了个“许诸战马超——赤膊上阵”。
讲俏皮话是种口才，标示着文学水平。副市长袁生发是文学博士，要论玩歇后语，他算得上顶级。无论场所，只要他讲话，那张能吐莲花的嘴里总能冒出一两句，既像行云流水那样顺畅，又似水到渠成那般自然。
袁生发的“前奏曲”跟沈收银是一个谱子，但低一个调子，“你老张和你们向轴是‘萤火虫落在秤杆上——自以为是颗亮星’，其实不然，你们是‘司号员打鼓——自吹自擂’，没啥了不起……。”看到袁生发一上场就用狼牙棒向自己砸来两句歇后语，同样有这个爱好的张元彪本能地想用霸王鞭回击他两句俏皮话，“摇着脑袋吃梅子——瞧你那个酸劲”，“鼻头上搽白粉——一副奸相”。但看到人家文质彬彬的一副“二姨子”样，又念及他是张华超的同窗，张元彪架式都摆开了，可那恶狠狠的两鞭还是没使出来。
袁生发继续嘀嘀嗒地吹着他的小喇叭，他说：“我们当领导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和形象，不要开口闭口‘钱!钱!钱!’这是凡夫俗子、市井小民的口头语，难听的很。难道你就差那一点点?不发二百万就穷得揭不开锅、没饭吃?又是五分之四呃，又是二八一百六十万呃，你嫌不嫌掉底子、丢身价?孔子说得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依我看，你活脱脱的小人一个。”
“我是小人，你可是个道貌岸然的大人。”张元彪本不想理睬这些偏激、牙将，可这位不知好歹的家伙太讨人嫌了，他手持的狼牙棒上尽是尖刺，而且直捣自己的眼窝，你不得不接他一招，杀杀他的锐气。
张元彪面对着这位衣冠楚楚、貌似斯文、言语却极不干净的副市长，心中涌出的第一个念头：张华超竟有这样的朋友!他从上至下地打量了一下这位看似陌生但曾有过“一面之交”的故人，他那眼神像把锋利无比的七星刀，“刷”的一下给袁生发来了个大开膛，里面是驴肝、马肺、黑心肠……。当二人的眼光对视成一线时，袁生发那冷若冰霜的眼珠感到剧烈的疼痛，不得不转移方向，因为张元彪目中的气焰太盛，灼伤了它。
张元彪单刀直入地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商品制度，交换商品的媒介是啥?……是钱!……你吃的米面要钱买，你穿的衣服要钱买，你抽的云烟要钱买，你喝的龙井要钱买……。一句话，地摊上的萝卜白菜，不给钱你拿不走!我保证：你一天不说三个钱字，我给你磕仨响头。”
乘张元彪停顿之时，袁生发接上茬说：“生活的必须品那是用我的劳动报酬、我的工资交换来的……”
“你为啥不说‘用我的钱买的’呢?”张元彪看准时机打断了他的话。“好一个伪君子!以为你是王衍，硬要把钱说成‘阿堵物’。英雄秦琼为啥贱卖他的黄骠马?没钱住店呀;好汉杨志为啥标售他祖传的宝刀?没钱吃饭呀。两个月不给你发钱试试，你还是大人?我看你就是个孙子。到那时你也会丧魂落魄、低三下四，到那时还看你满口的‘仁’呀、‘义’呀，说不定就是活生生的‘男盗女娼’。”
“你说谁男盗女娼?注意一下礼节行不?说话出格会激化矛盾。”看到袁生发这文学博士原来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水货，张元彪三招两式耍得他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阵前的主将赵振山忙打马舞刀上前营救。
张元彪顺其自然地说：“我是个小人……，不懂礼节……，文化水平低……，刚才那个词用得不准确……，莫见怪。袁副市长只是一个人，他可以当强盗，但他绝对不能当婊子。男盗女最少是两个人，多点嘛……是一伙人。”
“那你的意思是……?”谷峰用手环指了一下众领导，表情十分惊诧，“你骂我们男盗女娼?”
张元彪略显得意，他心平气和地说：“岂敢，岂敢。我这个小人连一个大人都斗不过，怎敢打击一大片?男盗女娼是个骂人的话，不中听，脏得很，可你不伸脑壳天下掉下来的石块会砸你的头?”赵振山对谷峰小声地说：“他又在骂人，叫我们当缩头乌龟。”
此时张元彪的心情倒平静了许多，不再是惊涛骇浪，而是微波荡漾。他知道跟这帮人讲理是对牛弹琴，他们摆出的阵势就是打狗子架，这只冲上来对你狂叫几声，那只扑上去狠咬你两口，转着搞，轮番上。自己能应对的办法除了四面出击、见招拆招外，唯有“撒泼”：你们是有头有脸的爷们沙，老子自掉身价，跟你们来个竖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是个人都怕不要脸的……老子搞负急了!
我只管随意地撩你们，你们不发恼就算了;要是发了恼、动了粗最好：我就像泼妇跳着脚、扯着嗓子、通娘骂老子地跟你们对着搞。我要让办公楼里的干部都晓得：张元彪把五大常委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得他们狼狈不堪，身价大跌;骂得他们自觉无理，不敢还口;骂得他们日后见了老张就害怕、就头疼、就弯道走。以后人们自然会去究其原因：想讹人家的承包奖!
要跟我挥拳踢腿那更好，我这大的块头不是吃素的：我不光把你们打得人人趴下，还要把这屌书记的办公室砸个稀里花拉。把他高档的办公桌砸了!把真皮包的沙发、红木雕的花架砸了!把那天天想扎人手的虎刺、时时想喝人血的霸王鞭砸了!把万恶的世界、人间的地狱砸个稀巴烂!!!……
当众人唇枪舌剑的拼杀时，老谋深算的沈收银在一旁冷静地观敌料阵，博击双方技艺上一招一式的更改，情绪上一丝一毫的变化，他尽收眼底。今天他像一位冷酷的杀手熬练恶鹰、调教猎犬，看见他们四位表现极佳，配合默契，他挺高兴。
想穿了的张元彪企图打“极限战”，因为这是“弱势”对“强权”最有力的手段。但事态并没按他的意愿发展。当沈收银看到张元彪由一上场的极怒变成现在的安定;由拘束紧张变成洒脱开放;由只打主帅被动接招变成了全面应战主动出击：他深感形势不妙——张元彪可能找到了法宝。而张元彪最好的武器是啥?毫无疑义——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沈收银觉得该鸣金收兵了：如此这般，一旦遂了张元彪的意，中了他下的套子，进了他设的笼子，只能挨他的叉子。那时自己没有主动权，想下台也幺不了锣，肯定“吊得大”。
“好了，好了。”分寸拿捏得极准的沈收银平摊的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声说道：“莫争莫吵，大家要有君子风度，和为贵嘛。张元彪的承包奖该不该发，市委已定下来了，不该发。”此话刚一出口，他赶紧站起身来指着张元彪说：“你老张先莫激动，肝火一上百病丛生。你坐下听我往下说。山穷水尽你莫疑无路，柳岸花明还是有一村的。下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张那二百万能不能发。‘该不该’和‘能不能’不是一码事。我们知道这五年你老张干得蛮下锛：起早摸黑，含辛茹苦，有目共睹。我们当领导的不给你意思一下太不尽人情了，说不过去嘛。你看这样行不行?二百万一分不少地发给你，但钱不由市里出。你厂先拔根毛，把钱交给市里;然后由我们发给你，还是以承包奖的名义。当然市里不会叫你厂吃那大的亏，毕竟二百万好大一堆。到时候适当地减免对你厂的税收，两扯平。这样既给了我们面子，又照顾了你老张的个人利益。公私兼顾，两全其美。你老张先回去考虑考虑。”
沈收银侧过头来对袁生发说：“你去把老张的秘书叫上来，接他的老总回去。”沈收银挂了“免战牌”，下了逐客令，他这一举措像一柄大铁锤，将张元彪刚刚昂扬起来的斗志一下子砸了下去。张元彪无话可说，他口里迸出硬梆梆的五个字：“不用了。告辞。”说罢扭转身子走出了这个他感到十分恶心的房间。出门没走多远，听不清沈收银说了句啥，他手下的四大金刚发出了一阵狂笑，笑得山动地摇。这笑声使张元彪着了魔似的头晕目眩，他感到天地在打转，五个面目狰狞的妖怪围着他不停地晃动……。
在回厂的车上，张元彪脸色铁青、眉头紧锁、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像个在地狱中熬炼的冤鬼。善于察颜观色的屠秘书深知此时老总的心情极坏，最好莫理他，万一摸倒了毛他会尥蹶子踢你。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张元彪对屠吉祥说：“你出去把门关上，任何人都不准进来。我要安静一下。”大脑里更激烈的拼杀是真，“要安静”绝对是假。屠吉祥走后张元彪便躺在沙发上，他想放倒身体，放松思想。“是祸躲不过”呀，刚才的那一切不去想它都不行，只要合上眼，就像按下VCD的播放键，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又呈现在眼前。今天的戏名叫《承包奖》：上半场《该不该发》幺了锣，戏完人散;下半场《能不能发》还没开场，主角正在着装。
一想起上半场的唇枪舌剑，张元彪的心头之火又燃烧起来，这帮人简直是强盗!哪像共产党?政府换了届，上届政府签的合同可以不认账!照此逻辑，上届政府卖出去的国债下届政府可以不兑现，哪里还有法治观念，哪里还有诚信可言!原来天天叫嚷“以法治国”的官员竟是强盗，天天叫嚷“取信于民”的公仆竟是无赖。百姓不要脸，男的去偷，女的去卖;政府不要脸，啥丑事它干不出来?!
两个月前我也是一个人躺在这沙发上，思考政府为啥还不给我发承包奖，我设想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万一”，哎唷，老话说的好哇，“智者万虑，必有一失”，今天早上从天而降的那个“该不该发”就是我老张挖空心思、搅尽脑汁都不曾想到的“万一”，一个名副其实的“万一”——万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要脸，耍赖怎么办?
现在看来自己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不!老张还是我老张，丝毫没变样，而是社会变得太复杂、太阴险。以前的社会像一湾小河的流水，鱼翔浅底，目及卵石，清澈透明;现今的社会似涧端的深潭，黑不见底，恶龙卧藏，时翻巨浪。那天自己躺在这，怀疑这怀疑那，唯独没有怀疑共产党，为啥咧，因为党是母亲啊!儿子能怀疑娘?……可现在不说“世上只有妈妈好”，也不“唱支山歌给党听”了，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不唱《国际歌》了……。难道共产党变了?不受人欢迎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像根转了基因的竹笋，三九天在张元彪的心头破土而出，他有股不寒而栗的感觉，胳膊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此刻他猛然明白了那天胡局长与他长谈时为何表现得愁眉不展、忧心仲仲，原来胡局长那双佛眼既看懂了过去，又看清了现在，还看到了未来。
张元彪像个僵尸一动不动地挺在沙发上，而他的思维却像一条小蛇在水草中不停地游动，堰塘只有那大，窜来窜去也出不了那一亩三分地，绕了几个圈子还是解不开那个痛苦的心结——二百万人民币!民间歪搅赖账的事也有，可那是地痞流氓、土豪劣坤;而今天欺负我老张的不是一般的人，是市委书记，五大常委。明知他们专横，可我上哪评理?“你有张省长，我们有官书记”，看来他们在省里、部里，可能中央里都有后台，要不咋这发泡、这硬气? 这时张元彪又想起了胡局长对他的告诫：要提防新市委书记。咋提防?提防得了?本来就是“染匠穿白大褂——再当心也不行”。单单一个市委书记还好说，人狠不缠，酒狠不喝，惹不起老子还能躲;可那“关、张、赵、马、黄”是几位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镇守着香樊的四座城门，把持了所有的行政机关。你不喝“演义”酒可以，你能不喝香樊的江水?不踩香樊的土地?不吸香樊的空气?绝对不行!看来只要在他们管辖的地界里，我老张早的晚的都是“案板上的排骨——挨剁的货”。
哎唷，人生如同坐过山车，总会遇到几次能影响他一生的万般无奈，仿佛明镜不幸而遇嫫母，古砚不幸而遇俗子，宝剑不幸而遇庸将……，你又能咋样?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无情的现实，无法躲开。万般无奈是人生历程中最大的坎坷，是人生记忆中最深的划痕，它将对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无情的打击，甚至更新他的理念，改变他的信仰。
张元彪悲伤的思想游移到哲学上，因为哲学是方法论，它能说明问题，能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即它的强大，又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创造力。“该不该发”已成铁的事实，我老张万般无奈;而“能不能发”还有回旋余地，能否做点文章?
按照沈书记的意思：厂里拿二百万交给市里，再由市里以承包奖的名义发给我老张;到时候适当的减免向轴的税收。再傻的人也能看出对他这是转嫁危机，对我是火中取栗，可问题能否找出个两全其美之计?张元彪由表及里地展开了分析。
首先，能不能这样干?从我老张承包向轴的第一年开始，同时在厂内推行层层承包。当时厂里明文规定：完成了全年的各项指标，年终我老张可拿“厂里发的”承包奖五千元，六位厂级干部是我的百分之六十——每人三千元，近百名中层干部是我的百分之二十——每人一千元，七千多职工是我的百分之六——每人三百，每年这笔巨额的承包奖由厂里出，“井里放白糖——甜头大家尝”，肚皮大的多喝点，能耐小的少抿点。
这次由“厂里拿”二百万，经市里转个手再发给我老张，叫我老张在腰子角悄悄地吃独食，全厂职工能接受吗?中层干部能接受吗?这样干太出格了!这样干会怨声载道，无疑将自己架到火上烤，将自己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因为谁都会说业绩是大家干的，好处人人有份，要撒胡椒面。
如果我老张拿了从“向轴”这只肥羊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二百万，六位副手要割属于他的百分之六十，中层干部要割他的百分之二十，工人要割那百分之六，随便扒拉一下，乖乖隆的龙，八个多亿!向轴这只肥羊身上的肉会割完，血会放尽，连骨头碴子都啃得光光的!
此时张元彪的心情是“老太太住高楼——上下两难”：不拿，于心不忍;拿吧……味全变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二姨子。
明着干这种转手的交易是万万不行的，那么暗着干行吗?这是掩耳盗铃，也不行!你能瞒得一时能瞒一世?迟早会暴露的。这样我老张在向轴呆一天，就有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骂你一天，干部骂、工人骂、人人骂，我这个“千夫指”还有么活头?
如果厂里先拿二百万，以后市里“适当的减免”向轴的税金……，这一条也万万不行!首先，减免多少“适当”?那是“天上的星星——没有确数”。如果是二百万，那还有点眉目，值得斟酌一下，因为这个拿得出手的理由可以搪塞职工，他们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咋说我老张脸面上有点过不去，毕竟转了道手，干得不如原来的干净利索、光明磊落。这样的结果嘛……，我老张还是乐意的，毕竟那些银子落进了我的麻袋。
这里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适当减免”的不是二百万，仅仅是千而八百、万把两万，或者干脆是个零;仅仅是沈书记口头说说，一个托词而已……。如果是这样我老张就吊得大了，厂里职工不光骂我卑鄙，还会加个骗子的罪名。
“适当的减免”不可相信，绝对靠不住!它不光是句没有量化、模棱两可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说话的人压根就没有人格。跟这种“秤杆塞进肛门里——一肚子心(星)眼”的人打交道，你脑壳里非得加根弦。“不见鬼子不挂弦”，不说死，不立下“减免二百万”的字据，你万万不可把钱交给他们。沈收银这个老狐狸把我当苕盘，我那傻?这个圈套我不钻!哎唷……我老张也该多个心眼，长点记性了。
有一种东西被抢，比一所银行被抢更令看见的人痛心，这东西就是耄耋老汉刚拿到手的退休金。张元彪的承包奖类似退休金，那也是拼着命干出来的;虽说数目大了点，但买卖双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初是有合同的。最终这个原本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梦想”，却被阴谋家施了魔术：用一种惨痛的方式、充满悲伤的结果所代替。即使是那些额头能跑马、肚里能撑船的好汉，这也是口咽不下去的恶气。张元彪在灾难的泥潭中沉陷着，眼见着那高高一摞子钞票在熊熊的烈焰中烧成纸灰，腾空而起，随风而去，绝望的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当淤泥快埋到脖颈时，他清楚地听见沈收银在空中狞笑，并看见他那双匪眼充满下贱的喜色，也是一个奸狡、不义、凶残成性的人，能有机会践踏和侮辱他所眼红的、哪怕往日与他无怨无仇的对象时具有的那种喜色，一个能把脚跟踩在巨人头上的侏儒的欢乐，一只豺狗在开始撕裂一头病到已不能自卫、却还有知觉感受痛苦的雄牛时的欢乐……。愤愤不平的张元彪立即恢复了人的天性——求生的欲望，他朝着这个魔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承包奖》的全剧就这样结束了。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欲知何种苦难接踵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