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3年9月我正式退休了!那天我站在襄阳城外的万山顶上，俯看山脚下那一排排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高大厂房，真是心潮澎湃，感概万千……四十二年啊!弹指一挥间!
1971年，三线建设全面铺开，襄阳轴承厂开始动工兴建，我从插队落户的枣阳招工进厂当了工人，那年我刚满十八岁。
我算得上襄轴建厂的元老工人，进厂时厂址是一片荒山野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的是芦席棚子，喝的是堰塘里的水……创业者本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襄轴建设成中国轴承的四大巨头之一(哈、瓦、洛、襄)。
正当厂里的效益蒸蒸日上，工人们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来了：厂长责任制，五年承包经营。继而组集团、建公司、搞上市。再往后，减员增效、精减机构、全员下岗……四次卖厂。一次次折腾，一步步走下坡路，硬是把轴承行业的航空母舰败坏成一个破烂不堪的小舢板。看着这“死不了、活不长”的模样，怎不让建厂的元老工人心如刀割?看着一个个卖厂的败家子富得流油，又怎能不义愤填膺?
当我从万山山顶的小路走下来时，萌生了写一本关于襄轴的纪实小说的想法，用我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素材，让人们看到国企改革的实质，给真实的历史留下见证。这样的话，我对得起良心，也不枉此生!至于这本书有没有价值，只能等大家的评说了!
由于本人文化程度有限，写作过程十分艰难，此书从开篇到结束，用了整整十年，这本书的完成，我要感谢古正华同志的指导。感谢江龙海、柳英发、程维新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谢谢!衷心的感谢!
鲁爱国
目录
第一回 搞改革承包经营 求效益不讲公平
第二回 新官上任三把火 倾盆大雨从天降
第三回 邹书记现场办公 余行长开出良方
第四回 讲厂史为筹资金 救向轴主人同心
第五回 机修始建小金库 真正受益是何人
第六回 打平伙议论奖金 有人喜有人发愁
第七回 老实人开始变贼 小金库重塑灵魂
第八回 当师傅解惑释疑 做徒弟勤学好问
第九回 为打假元彪着急 集素材吉祥出头
第十回 屠吉祥经受考验 张元彪迎战恶狼
第十一回 吕小平带头装修 张老总被迫就范
第十二回 救兄弟寻找病因 砸金库诸侯寒心
第十三回 论承包部长担忧 谈未来凶多吉少
第十四回 迈大步组建集团 违初衷元彪就范
第十五回 承包奖鸡飞蛋打 承包人万般无奈
第十六回 奖牌奖状同时来 贪污偷盗从天降
第十七回 抓小偷全厂紧张 反搜查工人抵抗
第十八回 偷梁换柱救兄弟 瞒天过海耍阴谋
第十九回 办集团始尝苦果 搞公司品到甜头
第二十回 为攻关使用重炮 屠秘书故伎重演
第二十一回 袁生发上门擂肥 张元彪再次识黑
第二十二回 识整体恍然大悟 觅支撑另辟蹊径
第二十三回 董事长毛焦火辣 总经理培植党羽
第二十四回 自己屁眼流鲜血 还给别人瞧痔疮
第二十五回 股票上市及时雨 因福得祸实无奈
第二十六回 砸三铁工人下岗 抓特务元彪受惊
第二十七回 老厂长晚节不保 张元彪怒发冲冠
第二十八回 搞“三讲”引发民愤 “验收团”凉了人心
第二十九回 “狼来了”再响向轴 开发区沧海桑田
第三十回 御驾亲征去讨债 树个劳模寒人心
第三十一回 张元彪一败涂地 吕小平一捊到底
第三十二回 弃马列另择师傅 承恩寺皈依佛门
第三十三回 脱胎换骨又一人 真心忏悔求宽恕
第三十四回 袁生发阴谋得逞 沈收银打入地狱
第三十五回 袁生发一心卖厂 老工人被迫下岗
第三十六回 老工人悲愤离厂 新书记卖地扭亏
第三十七回 袁生发马急失蹄 一卖厂政府受骗
第三十八回 二卖厂又上贼船 遭折腾再交学费
第三十九回 三卖厂再吃闷亏 四出嫁惊天动地
第四十回 义勇军举旗奋进 拦路人节节败退
第四十一回 市委书记阴道拐 软硬兼施两面派
第四十二回 又黑又厚无高招 黔驴技穷搬救兵 417
第四十三回 邹省长落荒而去 袁书记终达目的
第四十四回 袁生发坐上飞机 张元彪打入地狱
第四十五回 好兄弟接连去世 众工人苦不堪言
第四十六回 入红尘净空无奈 出囹圄元彪悲伤
第四十七 回张元彪深夜谈禅 肖卫国黎明顿悟
第一回
搞改革承包经营 求效益不讲公平
1988年12月2日早上，深知“一晚三慌”的张元彪竟提前一小时来到他的办公室，平时他提前十分钟。
一进办公室他就关上了门，背靠着门的他深吸了一口气，以缓和那仿佛随着爵士音乐疯狂乱跳的心律。他那充满激情、闪着异彩的目光穿过因为近视像隔着一层白纱似的眼帘，环视了一下这司空见惯的房间：房间西部对着门摆着一张“人老珠黄”的五斗式办公桌，桌上铺着一块与它一样大的玻璃板，这晶莹透亮的玻璃板能使年老体衰的办公桌返老还童，这是当今办公室里最佳的“老少配”。玻璃板正中压着一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办公照片，照片两边各有张元彪用正楷的毛笔字抄写的毛主席语录，左边是“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右边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桌面上放着三件东西：二十岁的电话机，十岁的文件筐，五岁的茶杯。办公桌后是一把不带扶手的木制靠背椅，这把坐上去不时晃动的、“吱、吱”乱叫的、仿佛尚未驯服的马驹的椅子，让主人时时有股“如临悬崖，如履薄冰”的感觉，主人绝对不敢将千金不卖的贵体完全托付给这个不可信赖的家伙。办公室右边贴墙放着一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木制文件柜，这个肚子里藏着向轴机密的“老头”的出身也是河南洛阳(向阳轴承厂是洛阳轴承厂包建的)。左边窗下摆着四把钢管制的折叠椅，椅把磨得油漆斑驳，放亮处闪耀着金属的光泽。折叠椅前面有一个小茶几：一个竹壳热水瓶像“老气横秋”的高个智叟，独立在茶几边，几个搪瓷茶杯如老态龙钟的矮胖愚妪，倒立在茶盘中。屋顶正中，一个暂时不用的吊扇像捆住了四蹄的瘦羊，一动不动地悬挂在那里。室内四周的墙壁受到硝石和潮气的剥蚀，仿佛害着大麻疯……。这不收门票的“博物馆”内的每一件风格不同的物品，都争着说只有自己才能体现主人张元彪的精气神：厚重的老传统与轻灵的新思想喋喋不休地争吵，仿佛“梅雪争春未肯降”，着实让“骚人搁笔费评章”。
这间简陋得像王宝钏住了十八年的寒窑就是向阳轴承厂总经济师张元彪的办公室，也是一小时后即将上任的向阳轴承厂厂长张元彪的办公室。张元彪在此工作了四年，生性懒散的他觉得这个样子既大方又了撇，蛮好，就像穿一身土布衫的副总理陈永贵，让他穿西装扎领带会感到不自在。张元彪清楚，一当厂长便改变“衣装”会引来喜新厌旧的骂名，特别是厂里那帮来自WH市的中层干部和建厂的元老工人，一定会嚼牙巴骨：“伙计，莫发泡”。所以昨天“厂办”黄主任带他参观新的厂长办公室，一进门他看见地毯，沙发，吊灯，壁画……觉得浑身不舒服，格意得慌。他板着脸指示黄主任，把这屋里的高档设施全部搬到一楼的“贵宾接待室”。新厂长的这一命令搞得老主任蛮尴尬，拍马屁拍到大腿上，反倒挨了一蹶子。
坐上金銮殿的“龙椅”，他老张怎么也控制不了那滚滚春潮般的思绪，“香樊市人民政府聘任向阳轴承厂厂长暨签定承包合同大会”那一幕又浮现在他眼前。
昨天早上，市政府的大会议室里张灯结彩，气氛热烈，“四大家”的领导(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向轴及各个大厂的代表，省市新闻媒体记者共二百多人，将不大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来宾像地窖里的萝卜，一个挨一个地排着。这里即将召开的大会太吸引人了——工人挑选的厂长与政府签约承包工厂——这是新中国工业史上从没有过的大事。这个新闻一旦登了报纸，上了广播，进了电视，将像初春的一声惊雷，能唤醒大地，能复苏万物。随之而来的是：贵如油的春雨连绵不断，灌满堰塘;日长一尺的春笋破土而出，遍布山岗;最得意的当然还是他老张，他仿佛唐朝荆州的刘蜕考中了进士——“破天荒”。
隆重的大会由市委赵秘书长主持。首先讲话的肯定是官最大的，市委书记邹坚锐说：“国营企业的承包运营机制，是继我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厂推行‘厂长负责制’之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工业战线上的又一次延伸;是整个国民经济经营方式转型的一种必然;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产物。
“在农村，只有联产承包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春播二斗粟，秋当万元户’，看得见的实惠;在工厂，只有承包经营才能充分发挥厂长的积极性，‘辛辛苦苦干五年，舒舒服服一辈子’，不落空的梦想：这两者异曲同工，相得益彰。
“只有充分发挥厂长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企业里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只有充分调动了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工人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生产才能搞上去。厂长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他一动，别的都跟着动。还是那句老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承包经营的目的是啥?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企业不讲效益成何体统?光吆喝，尽亏本，不赚钱，喝西北风?当然，效益与公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认为：为了最大的效益就必须牺牲公平。这话不吓人……，没啥了不起……，它与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与党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是一脉相承的，是高度一致的。既要把一碗水端平，还要动作惊险刺激，华丽俏皮，那不是干革命，那是玩杂技，是夏菊花玩的顶碗。我邹坚锐属狗，爱啃骨头，我喜欢打大仗，打硬仗，喜欢干真实，干实事。这次把向轴作为我市企业承包经营的试点单位，是市委市政府深思熟虑后一个大胆的决策，向轴这一亩三分的试验田不是那好种的，我们打算用最肥沃的土地，用最新式的技术，用最充足的肥料，用去太空溜了一圈的种子，用最有经验的老农，我相信，稻谷可亩产万斤，棉花能百虫不侵……。种一两银，收十筐银，种一锭金，你绝对收百锭金!”
张元彪站在离邹书记两米远的地方，此时他眼里的邹坚锐仿佛不是文职的书记，而是提辖千军万马的将军。因为将军才具有的那种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征服的精气神，在他不同一般的五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引人注目的是那俩眼球：白是白，白得没有一根血丝，黑就黑，黑得像放亮的围棋子;那富于变化的瞳孔一旦聚焦，能产生激光那种无坚不摧的攻击力;这样的眼风够得上十级，这些年依靠它邹坚锐解决了不少难题。当然，风和日丽时那俩眸子仿佛磨砂的玻璃珠，那种朦胧散发的温柔极具亲合性。他具有一般将军生着的精致小巧的鼻子和薄嘴唇，它们能清楚明白、言简意赅地下达命令。他的眉毛是“常胜将军”形：因为捷报频传，得意得眉梢上翘了一公分，如果老天有眼，由这一生理习性改变遗传基因，那将是他们邹家莫大的佛气。耳朵嘛，偏大，因为好听的话也能养耳，就像常看绿色能养眼一样。要说个头，确实一般，但他具有“灵活机动”的身板，也就是说在三个座标上移动或旋转轻松自如，按机械工程师的行话，他的六个自由度没受约束。
邹书记继续着他那一板三眼、根本不用稿子的讲话，他脸上荡漾着激情，还三不知地打个斩钉截铁的手式，“张元彪同志是向轴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厂长，也是我市所有国企中第一位民选的厂长，我相信，金铸的菩萨与木雕的罗汉绝对不一样。张元彪既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既然向轴的全体职工信任他，我们市委市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呢?我可以坦白的说，把向轴这个近万人的大厂交给张元彪承包经营，我们市委市政府，我邹坚锐是放心的，放一万个心。”说到此邹书记斜着头瞄了张元彪一眼。
邹坚锐朝张元彪投去的是极满意的一瞥：现年45岁的张元彪身高一米八五，人略瘦，但精神。他言谈文雅，举止潇洒。一双大眼特有神，闪烁的是和善，慈祥;一张笑脸花常开，表达的是友爱，关怀。他天生一头浓密的黑发，象征肾气足，精力旺。他前额稍高，显出成熟;略有谢顶，反衬老道……好一位“四化”的干部，好一位改革的先锋，好一位企业家的形象。
邹书记最后说：“我相信，在向轴全体职工的支持下，张元彪同志一定能全面完成与市政府签定的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做出骄人的成绩，总结出可以用来指导我市，我省，甚至全国工业战线的宝贵经验。在此，我预祝承包经营的马前卒、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张元彪同志成功!到时候你抱个金娃娃回家吧!睡着了，笑醒了，哈哈……。”
邹书记的讲话像使用高压气筒，三下五去二便给在场的人打足了气，人们的太阳穴鼓得高高的，脖颈上的青筋涨得粗粗的，似乎有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派，有了搬走泰山的力量。
大会的最后一项是李市长与张元彪二人合演的签字仪式，五年期的承包合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五项承包指标和一项奖励承诺。发标人挂在口上、记在脑中的是上交利税的年增长率不低于百分之十，其余四项(产值，产量，质量，出口)他没放心上。而一般的接标人印在眼球、刻在心头的是“承包完成后由市政府出资奖励承包人二百万元人民币。”二百万啊!这可是个老百姓感到陌生的天文数字，但不要紧，只要你稍会乘法，略加运算，这笔钱的光辉形象便如实地展现在你面前：在农村，这是刚刚冒尖的、凤毛麟角的、最风光的“万元户”不吃不喝二百年的积蓄;在城市，这是收入颇丰的、充满希望的、开始奔小康的老工人分文不用，一千年的工资。当然，用这种算法显现赵王爷的真实面目是凡夫俗子，而“四化”的干部张元彪是用赤脚大仙的佛眼看这位他并不崇拜的财神爷。昨天晚上，张元彪的夫人还在他枕边可能是第一百次的赞美她日夜思恋的梦中情人——“二百万”如何的“高、大、尚”，如何的令她神魂颠倒，甚至如痴如迷。她再次希望老公不要漠视她的意中人。张元彪则表现出一百次一贯制的冷淡，“你要那多钱有啥用?看病，公费医疗不要钱;住房，排队分，我们家已从一间半搬到二室一厅;小孩上学，全免……你拿那多钱买房子买地?没有卖的;买轿车纳小妾，这年头压根不可能。列宁说过，到了共产主义要用黄金盖个厕所，黄金多值钱啦，硬通货!可你把它当钞票它是钱，你把它当建材它就是砖。我看你那个梦中情人不是个好东西……，钱是个王八旦。二百万在我老张眼里可淡球，是张擦屁股的手纸。”对他的屡教不改，老婆气得泪流。
预定的程序仿佛掐着秒表进行，交换了承包合同下班的时间也到了。众领导纷纷起身告辞，回家吃午饭。会议室里只剩下市委组织部胡部长和张元彪二人。胡部长想单独与张元彪谈话。
胡部长是小矮个，穿上高跟鞋也不会超过一米六。他的身材还不匀称，引人注目的是那两支胳膊，短得插不进裤兜，即使裤兜里统着个薄溜溜的小钱包，要拿到手他也得弯腿弓腰。走起路来那两只精制的小手仿佛企鹅的翅膀，前后一摇一摆的，给人一种极不顺眼、但很可爱的看相。张元彪不敢以貌取人，他深信，能当上市委组织部部长肯定有几把刷子。
长期干组织工作使胡部长养成了一个说话少、勤思考的习惯。说话少显得稳重矜持，但容易让人认为木讷呆板;勤思考则很伤神，胡部长额头上像铧式犁犁过的一道道宽沟便是他经常“往深处想”的佐证。
长期“琢磨”人需要非凡的眼力，而胡奇兵那双老而无神的近视眼很容易让人联想他看到的是模糊和肤浅。其实不然，那是双既能望远又能显微还能透视的好眼，在竟翔的信鸽中算是上等的“老干桃砂眼”。
长期超负载的工作使他的脑子转得极快，而这种飞快的旋转是不形之于色的，就像高精度的静压轴承，主轴转得飞快，却既无声响，又无跳动，像没转一样。他的面部表情无喜怒之分，如果用天气来形容：既无艳阳高照，又无大雨倾盆，始终是阴沉沉的。
服务员进来给他们更换了两杯新茶，便下班回家了。张元彪侧过身子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胡部长，赶在他未开口前诚惶诚恐地说：“胡部长，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在我厂人气指标最高的是陈新陈厂长，不巧报名时他出差了，为此报名期还延长了十天。但最终他还是没回来。我是在最后的时刻报的名，我能中标是矮子里挑了个将军。说实话，搞物资供应我行，生产轴承绝对外行。虽然签了字，接了聘书，但还是心有余悸。望胡部长多多指教。”
看到张元彪的样子十分诚恳，胡部长深吸了一口烟，沉思了一会才说：“冲着工人相信你，我真心地帮你一把。是这样的，一把手不一定事事都懂、样样都行，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汉高祖刘邦，打仗不如韩信，治国不如张良，理财不如肖何。可刘邦有他的独到之处：善于驾驭人才。当领导的要有掌控全局的能力。
“林学院研究木材，组织部研究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人才是组织工作的全部内容。这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强项吧。你要记住这一点：人无完人!人才绝对不是全才。做箱子最好的是樟木，但樟树的籽不能吃;桐树的籽可以榨油，但桐木是泡家伙，只能做床板。既然人才不是全才，我们就要最大限度地发现和使用他的长处;对其短处要宽宏大量，要包容，不可吹毛求疵，这一点挺重要。”
张元彪这个“人才学”的门外汉经大师三言两语的点拨茅塞顿开，求贤若渴的他当即向专家提了个实用主义的元彪满口答应。
双方沉默了一阵，忧心忡忡、满腹纠结的胡部长先开了口：“我不怀疑你的工作能力，因为你的经历是一步一个脚印。我担心在这不算长，但也不算短的五年承包期内，一旦上面出了错误路线，出了官僚主义的领导，瞎指挥、乱命令，你咋办?……你只是工厂的经理，你没有企业的所有权……。”讲到这，胡部长含而不吐，蓄而不发，沉默不语。这个从没想到过的重大问题使张元彪感到一片茫然，仿佛在大海上行船遇上了遮天蔽日、混沌迷离的大雾，他这个舵手十分盼望灯塔导航。束手无策的他只得求助胡部长，“这事我确实没想过，还望你指教。”
闭目略思片刻，胡部长睁开那眯成一条缝的小眼，那眼神毫不聚光，极为暗淡，不着边际地散射着。此刻的他既像能掐会算的星相家遥望夜空，又像学问渊博的预言家感知未来。“天机不可泄露”，左思右想，不讲，心地善良的胡部长于心不忍，最终他还是把避开激流、绕过险滩的秘诀告诉了张元彪，“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小平要‘摸石头过河’。往后各种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要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你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依靠党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二是依靠工人真心实意的支持。哪天你感到失去了这定海神针，失去了这压舱巨石，你的船就要翻了，向轴的气数就要尽了。我讲的是真话实话，切记!”捉摸到真的张元彪神情严峻地说：“你的话我记牢了。”
“干吧。希望你心中装着党的利益，装着广大工人的利益，依靠集体的智慧，放开手脚干。必要时我会帮你的，相信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只能闷在心里。星相家也有苦恼，预言家经常忧愁。
胡部长像一位在崎岖小道上负重的行者，路边的荆棘把他的手脚划得鲜血直滴，更可怕的是他心里怀有不可告人的隐痛，他清晰的思维逻辑，使他脑子里那个永不失灵的指南针和那双不知疲劳的脚板，早就意识到目前走的是一条越来越窄的死路。他个人秘不示人的哀伤，惨痛的失望，并没有把他引入看破红尘、不复信仰的荒土，或者随波逐流地汇入污水沟。他属于那种人：能在梦想的视野的深处，清清楚楚地望见绝对真理的高度和无极山峰触目惊心的景象。
胡部长仿佛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的刘伯温，连明太祖那沉重的心事他都掂过斤两，此时他却犯难了：这位勇敢的、坚定的、虔诚的、善良的政治家，不可能给张元彪这位刚上路的、信心十足的旅行者指点迷津。不可泄露的天机，即使你讲给凡人听，特别是满脑子“功名”“利禄”的市侩，那是对牛弹琴：听，那是古老的印第安语;读，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即使是博士，扭曲的心态加颠倒了的价值观使他一不会相信，二不会执行。
胡部长将指间的烟蒂尽力地吸了一口，然后狠劲地把它按熄在烟缸中。他脊梁靠着沙发背，小眼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一气，试图将心中的不快与肺里的毒气一并吐个干干净净。他忖度着：“承包难，难如上青天;承包坏，坏似吸鸦片……大气候已定，无力回天啰。”
一次非常坦诚、极为真心、但又十分短暂的交谈就这样结束了，在张元彪一生中这是值得怀恋的。张元彪深感胡部长是位伟人，无论工作能力还是思想水平都是如此。做人，他有强人坚定的原则性;做事，他有巧匠极大的灵活性。弓他不拉满，势他不使尽，话他不说绝：凡事留有余地。既张扬以显示权威，又含蓄宜隐藏城府。张元彪从没跟这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谈过话，今天头一次就获益匪浅。看来这位似先生如兄长的人物日后得常来常往。
学过统计学的张元彪当然会归纳法则，此时即将上任的他得出诸多似珍珠赛玛瑙的结论，其中最金贵、最耀眼的那个宝贝就是自己的形象变高大了：用数学的语言，他老张上升了一个数量级——由一位数变成了两位数;用物理的语言，他老张即将裂变——获得外部的特高温超高压，他老张将释放原子的巨大能量;用哲学的语言——他老张完成了量变 ，达到了质变——由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结论。
张元彪是个重情义的人。三十年前中考的那天，天特别热，他们班上那位有钱的同学二话不说地买了一箱二分钱一根的冰棒，每个同学派了一根……沉着“冷”静、心情极佳的张元彪超常发挥，考上了县重点中学。从此那个长得胖墩墩的、冬季喜欢戴瓜皮帽的同学，那“雪中送炭”的热心快肠，“雨里送伞”的慷慨大方便铭刻在张元彪的脑海中。前几年一个盛夏，张元彪出差到山东，顺道看望了这位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的好友,张元彪上门的见面礼是一箱二毛钱一根的雪糕——那是喜吃冷饮的朋友的最爱。见了面张元彪的第一句话，“地主，贫下中农给你交租子来了。”胖地主一阵爽朗的大笑,“你张元彪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二人握手言欢。这次张元彪又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竞选当上了厂长，此时他当然应该盘点盘点，看看截粮道的是哪位将军，救皇驾的是何路侯爷，他老张好论功行赏。
经过几轮竞争，最后只剩下张元彪与李兴荣二人，他俩仿佛台湾“总统”候选人，分别在厂电视台发布了各自的施政演说后，又在市政府委派的督导员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辩论。舌战的双方使用的语言是经过特别处理的：一方要攻击另一方，那语气是用了一百个四川的尖辣椒又煸又炒，呛人得很;一方面要挖苦另一方，那辞汇是用了十瓶山西的老醋精又泡又熏，能酸掉牙……他俩焦急地等待着最后拼杀。
投票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早上一上班党委程书记便来到张元彪的办公室，一盒香烟，二杯清茶，便开始了对话。共产党的大书记不该迷信，但今天程书记仿佛是个算命的老道，“老张啊老张，这两天我看你印堂放亮，而今日又甚于往常。伙计，只怕是紫气东来，黄袍加身啰，好兆头。”这话张元彪乐意听，但他希望这位以色列的钻石推销商把他的珍宝全摊在桌面上，他似信非信，“何以见得?”程书记以下的分析如数家珍，入木三分，且尽显唯物论，“凡事讲个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地利你和李兴荣都有，你俩顶的同一块天，立的同一片地，享的同一个政策……都有大专文凭。可比‘人和’，他远不胜你：你是建厂的元老，人脉广泛;现在厂里的中层干部大多数是七零年跟你一起进厂的知青，你们间的关系就不用我说了。”坐在桌子对面的张元彪左手夹着香烟，右手捏着下巴，眼睛不带眨的润着：是那个味。那帮小兄弟见了我，哪个不是“大彪”长，“大彪”短的叫，那个亲热劲恨不得跟你来个猴啃加熊抱。
“李兴荣的人品不错，但跟你比他的人际关系差多了。他调到我厂也就五年光景，算个‘半路出家’的和尚。以前他在河南两个厂当过厂长，口碑颇高，业绩辉煌。但来我厂后担任的是教育处副处长，原本半路出家的和尚又改了行。他的职业仿佛一付精制的笼头，将他这匹千里马牢牢地拴在教育大楼……”。听到此，张元彪意味深长地点了两下脑壳，“嗯”，是这个理。这些年他李兴荣仿佛市井的酒徒，成天拎着个酒葫芦闲逛在路边小巷的酒肆茶坊(教育楼建在厂外);而我老张不一样，我是大将军，我进出的是太上皇的御花园，我行走的是军机处的白虎堂;此外我还隔三岔五地深入大寨(进厂区)，看看哪营兵丁需要枪枝弹药，哪营将士缺乏夏服冬装，军中的十三位大将(十三位分厂的厂长)个个有求于我，恨不得跟我磕头拜把子。
人生是所大学校，直到你蹬腿翘辫子那天才能拿到毕业证。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门大开，西方资本主义的硕果、那句非常经典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格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便像蒲公英被十二级的西风吹了进来;而中华封建文化的奇葩：“忠、勇、礼、智、信”，被其毒素污染，潜移默化地凋谢了。张元彪眼中的那十三位曾讨好过他的侯爷，此时会不会学那个“小炉匠”栾平，来个“凤凰要把高枝站”，携带“联络图”，背叛候专员，投靠座山雕?刚从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走来的张元彪，确实没看清他即将迈进的这个暗室的旮旮旯旯。
十点钟，十三个分厂和八个处室职代会投的票，像放飞的信鸽开始陆续的返巢。刚才还信心十足的张元彪，此时肚脐眼上仿佛被人扎了根银针，丹田之气外泄了不少。他办公桌上摊着张向轴地图，图上原本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涂着蓝色，那是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张元彪自认的票仓;另外百分之三十涂着绿色，那是他的对手、民进党李兴荣的票仓：这个力量悬殊的势态是昨夜十二点时张元彪乐观的估计。当厂办黄主任给他报来十六个单位的投票结果时，张元彪目瞪口呆：1比1。势均力敌!他的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拿彩笔的手发抖了。地图上的蓝色绿色竟平分秋色。最恶心的是他精心豢养的那群汗猪(珠)脸皮真厚，这冷的天竟敢当着书记大人的面，在他老张的鼻尖上不知羞耻地展示她的丰乳肥臀。
张元彪原本得意的脸上露出了十分尴尬的、但确是真实的苦笑，他双手一摊，像丢失了刚拿到手的工资，“完了!程书记，今天算我倒霉。”但经常灵机一动的他话锋一转，打着一脸货真价实的哈哈说：“伙计，今天你这牛鼻子老道失算了。”此时程书记仿佛武当山的白眉老道，他相信自己的鹰眼能看清均县地面的野兔与田鼠。“老张，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这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五票全部属你。绝对的。”“哎唷……啥时候了，还在吹牛。”
“叮铃铃……”锻工分厂传来捷报：该分厂投了张元彪一票。张元彪拿着彩笔把锻工那一亩三分地喜滋滋地又涂了一遍蓝色。由于手笔是战惊惊的，国民党的蓝色已侵入了锻工与它对面的机修、与它左边的磨一、与它右边的车削的分界线。
“伙计，好兆头!”程书记有失身份的大叫一声，“这回你老张的厂长当定了。”“何以见得?……老程你莫瞎嘀嘀嗒，我烦吹喇叭。”这时张元彪最不喜欢有人扯“野棉花”，任何与选票无关的话，特别是与“结果”搭不上边的语言，都是堵窟窿眼的耳屎。
“手握最后选票的那几个人是同班同学。”“哦……”，张元彪如醒醐灌顶，脑壳猛一清醒。平日老听那几位侯爷彼此“老同学”“老同学”的称呼，原以为他们仅是校友，哪知竟是“同班同学”。这样好，只要不是黄浦的同学，一般的同学关系都不错。
“锻工的厂长张华超在校时是班长，插队落户时是组长，是个‘长’放屁都响。那四条汉子唯张华超的马首是瞻，张华超这领头羊爬山，他们紧跟着过坎。”说这话时程书记兴致极高，说一句用手指敲一下桌面，仿佛卖夜明珠的在点钱，谁料到这几句俗气得不得了的话，竟是“专治脑血管、脑神经”疾病的程书记多年精心观察的发现，这个经过旁敲侧击、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证明的结论像代替拉链的子母扣，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利用这一发现程书记帮上一任的陈新陈厂长解决了不少生产上的难题。
不用预测，谁都知道过了清晨四五点天快亮了。但张元彪还是盼着红日喷薄、朝霞满天、东风劲吹的那一刻早点到来。
正如程书记所料：电话铃接二连三，捷报频传。已操胜卷的张元彪拿彩笔的手变得坚定有力，他把剩余的四块地盘迅速地涂成了深蓝。不用细看，自己的票仓远远多于对方。得民心者终于坐了天下。
隔着那张陈旧的办公桌张元彪激动得紧握程书记的双手，满腹感谢的话像茶壶里装的“三鲜”饺子，死活倒不出来。对坐的哪是算命的牛鼻子老道，分明是辅助朱元章打天下的军师刘伯温。此时他感到了政治思想工作不可低估的能量：程书记肯定找张华超叙过衷肠……肯定劝张华超带着那四路人马投奔我老张。此时张元彪对他们刮目相看，用政治家的眼光：这同学五人已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并拥有那种兵部大司马与九门提督勾结在一起，能威胁皇位、能颠覆朝廷的实力。这野心不小的“关、张、赵、马、黄”虽然有能耐自立为王，可苦于手里没有“营业执照”(大专文凭)，朝思梦想的小商铺难以开张。改朝换代之时他们需要我这样一位能包容、能赏识、能重用他们的明君，而对坐天下的君王来说，谁不希望自己手里有一只嗷嗷直叫的虎狼之师?
张元彪仿佛站立在检阅台上的三军总司令，他的目光那么坚定，并充满信心。在台下行走的是五支刚刚向他递交了降书、并愿意听他指挥的部队：
第一团(向轴总厂属地师级，分厂属县团级)，团长张华超，这条汉子身上显示的是说一不二的霸道。他领导的锻工是全厂生产的龙头：龙头舞不起来，身子尾巴全都趴着。
第二团，团长张驰，此人做人的哲学是中庸，做事的准则是“落好”。在他身上既闪耀着高贵儒雅的金黄，又隐藏着夫子陈旧的墨黑，在那个年代这种“二合一”的人属于另类。张驰领导的车削分厂在整个生产链中属于瓶颈：锻出来的套圈都要经过车削才能进入磨工。
第三团，团长刘有豪，这位侯爷头顶喷射着超凡脱俗的大气，凡事他都争当第一。他领导的磨一是向轴最大的分厂：全厂百分之六十的成品从他的王国运出。磨一若垮了，向轴塌了半边天。
第四团，团长姜云一，这个调皮鬼偏偏被搅屎棍们称为“智多星”，他满肚子驴屎蛋般的馊主意，但其间也不乏个把闪光的金点子。姜云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磨二”专干滚针轴承：其产品虽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却占总产“值”的四成。
第五团，团长吕小平，该同志在向轴是出了名的老实人，腼腆使他的脸色常现桃红，朴实让他的语言呈显灰白。他指挥的机修分厂就不用说了：如果说生产是第一号的首长，他就是首长的保健医生。
在五位威风凛凛的团长的率领下，五支受检阅的部队迈着骄健的正步通过了主席台……。
此时的张元彪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意识恍惚得像庐山的晨雾，在他朦胧的眼中那五位带兵的军官仿佛五位跪在地上候旨的大臣，而一心拥戴他的程书记则像立在朝堂上的宰相。得意至极的他眯着眼，晃着头，一板一眼地唱起了他爹高兴时爱哼的那段京戏，“……这一班虎将哪国有，还有那诸葛呈计谋……”。哎唷，有这样一批兄弟尽心尽力地抬庄，我老张是“怀里揣个篦子——舒(梳)心”得很，有这样几位侯爷把守险关要隘，我老张是“挑担干草进柴房——放心(薪)”得很。
想到此，从未练过气功的张元彪似乎感到身上的任督二脉打通了，遍体的真气开始毫无阻碍地运行起来，浑身无比的舒服，他甚至怀疑这十分美好的、神仙般的感觉是否是那位能在千里之外熄灭大兴安岭山火的气功大师严新，在异国他乡发功打通了自己的大周天，遥祝轴承业的又一霸主登基。
一种前所未有的精力充沛、前所未有的亢奋激动，使张元彪抬起了先前眯成一条缝的眼皮，精光四射的双眼所接触的竟是如此简陋的办公室，他不由自主地背起了唐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刘禹锡那篇仅八十一个字的著名散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近看室内满目疮痍，遥望厂区金光灿烂，这巨大的差异被他视为工作的动力，张元彪不禁脱口而出，“我就是孔明!我就是杨雄!”这胸襟虚怀若谷!这豪气直冲牛斗!
“叮……”上班的铃声仿佛缓缓落闸的大壩，截断了张元彪波涛滚滚的思路，他意识到很快会有人来找他。他从中间抽屉里拿出那个用于剔牙的小圆镜，对照着整了整衣冠，镜子虽然小了点，但能将就着用，把办公桌上的那三位老伙计归了位，他便草草地上任了。欲知张元彪这新官烧的啥“三把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新官上任三把火 倾盆大雨从天降
人精神的习性有如钟摆，一旦被理想上紧了发条，它便要走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理想已经破灭，挂钟是不会恰恰在钥匙丢失的时候突然停摆。上班的铃响仿佛启动了张元彪的大脑，按照以往的程序他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一条他急需的毛主席语录：“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心存大业，踌躇满志的张元彪打开了抽屉，从中拿出了五张早已填好的委任状。他将这由他签名盖章的状纸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两遍，生怕出现差错：万一将第“一”副厂长多写了一横，写成第“二”副厂长，那会贻笑大方……。更何况，对他本人而言，状子极有收藏价值：三好学生的“奖状”是成长期的鲜花，而将军的“委任状”是成熟期的硕果。不管咋说，我老张是响当当的园丁，他们是我亲手栽培的五棵牡丹芍药。颁发给人家一张书写工整的委任状，绝对胜过成全别个一段美好的姻缘。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得意非常的张元彪似乎救了五条人命，建了五座七级浮屠。
这次由他任命的内阁里有两位新面孔：他把竞争的对手李兴荣晋升为全厂生产的主管，这样既显示了他老张的大度，又讨得胡部长的喜欢;他还把那个喜欢“说话算数”的“老班长”张华超提拔为副厂长，作为第二梯队培养，他要训练他，让他懂得服从，他想分化他们五兄弟的联盟，让他们只对皇上效忠。
内阁的名单事前他征求过程书记的意见，虽然程书记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督军，被老佛爷贬为他老张的带刀侍卫，其职责是“保驾护航”，但张元彪眼中仍然有分有寸，心头还是有斤有两，他知道程书记有套匣子，里面装着许多闪着金光的奇珍异宝——被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穷得叫花子似的他还得常去那个大户人家乞讨。
那天邹书记的讲话仿佛把张元彪带到了外国，让他大开眼界地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米诺骨牌，随着第一张牌的倒下，其后的牌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生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奇迹：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案出现在眼前。极具联想的张元彪决定在向轴搞“层层承包”。
经济师都是满脑子钞票意识，层层承包很自然的让张元彪这位视自家二百万为一手纸的家伙，看中了别人兜里那张把毛角子钱——他决定人人掏荷包，在全厂搞“风险抵押金”。他老张确信：有风险意识的人才会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不停地移动秒针;仿佛那不知疲惫的蚂蚁，不歇脚地寻找食物。
承包经营纵有千朵花满枝叶，归根到底，职工选出来的厂长张元彪是真心想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张元彪是个喜欢“吹小号”的人，在向轴电视台他信誓旦旦地对全厂职工说：“只要完成了承包，我按银行利息的一倍支付你们‘风险金’的利息。”“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四年回本”，工人听罢笑眯了，仿佛他老张端着个聚宝盆，在厂大门口给职工挨个发元宝。老张当然不是卖红薯的，他多付的那一半利息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
在与各分厂签承包合同时，张元彪这个存心伐木的樵夫却碰到许多他未料到的荆棘，比方吕小平提出“对外创收”的问题。
机修分厂拥有本地区最雄厚的设备修理能力，但这个笑傲江湖的豪杰却有个类似痔疮的难言之隐：当年“大而全”的棒小伙，如今落了个“产能过剩”的后遗症。机修的工人，特别是开“大、精、稀”类(大型、精密、稀有)机床的那十二条身怀绝技的好汉，骄傲的脸上常显露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愧色。周末的“碰头会”上张元彪把机修的问题放上桌面，征求大家的意见。
“第二梯队”的战士总是斗志昂扬地想露头角、显能耐、当先锋，张华超抢着发言便证实了这一点。刚满四十岁的张华超个不高，但长得很结实，体内没有过多的脂肪，打铁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张华超的脸是长方形的，有棱有角，像锻锤打出来的;从不带笑的脸总是繃得紧紧的，以至能眉开眼笑的双眼皮也被拉扯成单眼皮了;面色是铁青的，跟锻件上的氧化皮是同一种颜色：那是张说到做到的男子汉刚毅的脸。
打铁的从不拖泥带水，张华超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赞成机修对外创收。不是说机修没有这个能力，这些年他们的门市部哪年不是硕果累累?凡胎肉眼的都能看见。可我为啥反对他们创收呢?我认为：不能捡了颗小芝麻丢了个大西瓜;不能因此影响全厂广大工人的情绪，毕竟生产分厂没有对外创收的能力。不说别的，单说生产的龙头锻工分厂，工作环境最差，劳动强度最大，如果职工再在生活福利上与马路对面的机修分厂拉大差距，眼看着人家隔三岔五的往家里拎东西：绿色的西瓜、紫色葡萄、红色的苹果、黄色的鸭梨……锻工的工人咋想?我不说，大家能体会。锻工不出套圈……全厂得趴下!所以我不赞成机修对外创收。”张华超这个老锻工锤子的情结没变，此时他对机修的厂长吕小平嫉妒得咬牙切齿。
李兴荣是河南灵宝人，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才生，上任副厂长前曾是向轴教育处副处长兼厂电大的物理老师。李兴荣身材高大，嗓音宏亮，他一口地道的豫西话让人感到格外新鲜，十分亲切，特别来劲。他那配着演员表情的文学语言既有农民淳朴、憨厚、实在的形象，又有学者智慧、幽默、诙谐的风格;既有教书匠诲人不倦的善意，又有领导者字字千斤的威严：他能给人深刻的印象。
吃红薯长大的河南人不掖不藏，李兴荣一开腔话里就夹着火药味，他对着张华超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机修的对外创收能力除了它的设备因素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个人内在的功夫。耍猴拳的能跟练太极拳的过招?不沾弦!不是一个档次嘛。锻工分厂劳动强度大，不假，但它是流水线生产，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大铁疙瘩里含金量少的可怜，就那一点点。”李兴荣伸出小拇指在张华超的眼前比划着，脸上的神情完全是睥睨。“而机修随便一个机床操作工，没三年不能出师，没五年不能独挡一面，没八年十年成不了精，这高的技术含量生活福利理应比锻工高些。这两年搞颠倒了：干工程师的，不如划鳝鱼丝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握笔杆的，不如握秤杆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盐茶蛋的。这样颠着个的整能行?机修的工人比锻工的工人活得稍稍滋润那么一丁点，有啥不妥?为啥不中?莫得红眼病!我的意见：放开手，让他整，看他吕小平能肥到哪?还真长个五百斤不成”。
五十八岁的杨光辉是“三朝元老”，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沉着冷静，遇事不慌，调到向轴前他就是洛阳厂的决策人物。“不走极端”是他办事的风格，稳沉持重使他成为仕途上的不老松。
杨光辉说：“二位讲的都有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奔小康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光辉思想，所以我赞成李兴荣的观点，但各分厂间的职工福利差距又不能太大，‘患均不患寡’是中国的传统意识。贫富差距太大肯定使一部分人产生不满……，搞不好会影响生产。我的意见：要允许产生差距，但又要人为的、通过行政的方式调控差距。我的观点是折中的，和事佬。我们三个人的观点左、中、右的都有，由元彪最后定夺。”
张元彪闭着眼、竖着耳，用手不停地捏着下巴，那地方仿佛是块海棉，每捏一下挤出的是无声的空气，吸进的是鲜活的意见。他这位开明的君主知道，臣子们的争论是好事：无论是房玄龄的喋喋不休，还是魏征的固执己见，那些火药味十足的奏章表达的是他们对他的忠心。最终张元彪同意杨光辉的观点，因为喜欢哲学的他青睐“中庸”，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推广“优选法”的常数就比较中庸，定在零和壹之间的0.618。
明辨是非的张元彪说：“华超和兴荣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个小道理，片面性的道理。杨厂长的话绝对是大道理。”杨光辉比张元彪大几岁，所以皇上对这“三朝元老”较为尊重。
“机修的对外创收我基本同意”。张元彪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问题是要严加管理。我有个初步的想法：机修门市部接的活拉进厂来干，进厂不用管它，出厂严格检查;他们机修只有接活干的权力，没有法人资格;他们干的活由总厂财务处开发票，创收的钱分文不少地交给厂财务处;财务处拿到钱再开出门证。跟他们不管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总厂拿小头，‘吃点亏，在一堆’。他们用总厂的设备，用总厂的水电，拿大头应该没话说。这样既不影响他们的创收热情，又没拉大与各分厂间的差距，总厂也增收了，皆大欢喜。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左派张华超连声说：“好!好!”右派李兴荣频频道：“中!中!”
老与世故的杨光辉则不慌不忙地说：“先莫说‘好’，先莫讲‘中’。”这带有否定口气的话语在时间上作了短暂的停顿，无疑给以为“了事”的张华超和李兴荣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在自己有绝对把握时硬着胆气说点有悖众议的话是有益无害的，这是金鸡独立的表示。当然，前提是你拿出手的是颗耀眼的钻石，而不是土 坷垃。杨光辉面容深沉地说：“我们要意识到：公开的允许分厂对外经营创收，这在向轴历史上确实是个开拓性的创举。但也是一个扒豁子、开口子的行动!此口一开，各个分厂都来要政策，都嚷着对外创收。随着中小国企和私企加工零部件的需求，一种雏鸟嗷嗷待哺般的渴望，你能保证没人找拔丝分厂拔根料?没人找磨一磨二磨个套圈?没人找锻工打批锄头镰刀?这话可不能说死，否则日后眼瞅着别人吃好果子你干急没门。这个口子一开，有一点是绝对的，那就是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包括单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会泛滥成灾。如果各分厂一门心思的搞创收，会不会冲击总厂的生产任务?……会不会乱套?……乱到啥程度：小嘛，仿佛搔个痒痒;大嘛，会像当年蒋介石扒花园口的大堤，滚滚河水一泄千里……。总之，我们将保持高度的警惕。”说罢他极自然地把目光转移到张元彪脸上，想发现那里是否有归他收获的瓜果。
看到不同观点的部下在尽心尽力的为自己出谋划策，张元彪很高兴。他深吸了一口烟，烟雾随着他的言辞一起从口里喷了出来，“杨厂长讲得很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疏忽可能带来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们的任何一项决策都要防患于未然。但不干是不行的，不干没有出路。承包经营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我们只能像高山上的伐木工：扎着宽腰带，穿着大头靴，背着酒葫芦，提着开山斧，高喊‘顺山倒’地干。而不能像小河边待渡的太婆 ：穿着搭襟衫，裹着三寸脚，提着小竹篮，拄着木拐杖，老眼昏花，手搭凉棚，望穿双眼地等待着。我看这样：由兴荣主持，再补发一个承包合同副本。首先强调一下我们会加大生产主项的考核力度，再副带的谈下各单位的对外创收。先搞四六开，我们拿小头。等他们摊子铺开了，路子走顺了，玩出去了，我们再视情况涨点把价，搞对半分。对外创收，一视同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本事的啃蹄髈，没有本事的喝清汤，怨不着别人。有一点要明确，对外创收不在承包合同之内，不搞考核，只能算个‘有益无’的副业。即使搞砸锅了，全部关它也没啥了不起。你们觉得咋样?”
不等有人接茬，言之未尽的张元彪又迫不及待地说：“鸟儿飞出笼才算自由，东西出了厂才是你的。关键的关键：我们要把好厂大门，没办手序的物品一律不能出厂!要跟保卫处郑处长打个招呼，敲他一下：‘五证’不全的物品，大到整台机器，小到一粒钢球，不论是从天上飞，从路上走，还是从地下钻，只要出了厂他都脱不了干系。拿工人的血汗做私人的交易就是割我老张身上的肉。他舒服我不见得舒服;我不舒服他绝对不会舒服!创收的事就这样说，大家看行不?”三位副厂长一致说“行”。
这样的结果遂了吕小平的心愿。机修门市部这艘潜艇由过去的半潜现在安全地浮出水面，吕小平这位艇长将如何驾驶这艘兵舰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层层承包的合同签完了，一场激战之后的张元彪一天都不愿意休整，在中军大账里他再接再厉地干。眼下从中央到地方最时髦的名词是“务虚”、“紧跟形势不掉队”的老张当然想秀一把“与时俱进”。喜爱哲学的张元彪十分清楚，“虚即实，实即虚”，“虚”与“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一幅云锦，“实”是经线，“虚”是纬线，经纬交织，浑然一体。“得了金马驹还想要它娘”的老张将务的“虚”就是企业文化。
要搞企业文化，张元彪脑子里油然地竖起了那幅毛主席的语录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胸怀大志的张元彪，决定在向轴办三件开创性的大事：创办《向轴人报》;编写《向轴厂歌》;制造向轴厂徽。(向轴已有了广播站，电视台)张元彪决定把这三件事交给宣传部杨部长办，他办事老张放心。
杨部长转业前是“二炮”的团政委，这位“军转干”的个人素质绝对是一流：思想状况，那是汹涌澎湃，从没有潮起潮落;政治眼光，敏锐得似苍鹰，能捕获微小的变化;工作效率，像生豆芽，上午淋的水，下午就冒尖。最主要的杨部长是“蓝营”的同志，即使算不上“铁杆”，也是他老张的“粉丝”。
张元彪对前来受命的杨部长说：“充分发动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办这三件事时希望你秉持这一原则。比方《向轴人报》报头那四个字，要发动全厂的书法爱好者写，从来稿中找出最好的。厂歌和厂徽也要由下而上的产生。”末了他还是像嘀哆的太婆再三叮嘱刚过门的儿媳，“你千万莫小看向轴工人，万山脚下深藏不露的大有人在。香樊是个人杰地灵的刹，春秋战国时有‘随侯珠’，‘和氏壁’;东汉时有‘王莽追刘秀’;三国时‘马跃檀溪’，‘三顾茅庐’;唐朝时李白逛岘山，孟浩然游鹿门寺……故事多得一抓一把。我相信你的工作方法，从沙里淘金吧。”军转干部就是不一样，办起事来风是风火是火的势如打仗，杨部长命令他管辖的广播、电视连续三天播放征求《向轴人报》的报头、《向轴厂歌》的歌词和向轴厂徽式样的公告，并一再声明：“选中有奖”。这事在向轴像张了“皇榜”，传得家喻户晓。
万山脚下的向阳轴承厂是块肥沃的土壤，背风向阳的小气候非常适应植物生长，这里人材荟萃、百花齐放。不出半个月，杨部长便把宣传干事们采摘到的三朵最艳丽的花，摆到了张元彪的办公桌上。
写报头的书法作品不用瞄，张元彪就知道夺魁的是张志新。这老转中的秀才是位铸造工人，舞笔弄墨像他熔化铁水的温度，达到了炉火纯青。
厂徽的设计者史卫国，是知青中的佼佼者，木模工人。根雕篆刻是他的业余爱好，搞图案设计则是这个爱好的基本功，在“业内”他也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令张元彪感到意外的是厂歌的词作者竟是他老张，他像中了一千万的彩票大奖，显得诚惶诚恐，“杨部长，我的拙作也能中榜?该不是你给我面子瞎抬庄吧?让我这范进晚年中举，承受不起哟。”当初张元彪给宣传部的三个“征集”分别投了样稿，一是表达领导的重视，二是敲个边鼓，奏下热闹。实在话，他这个穷秀才一开始就没奢望当驸马爷。
握了大半辈子枪杆的杨部长不卑不亢地说：“是这样的，厂里职工的文化程度大致分三个层次：老转多半是小学文化;知青是初、高中文化;你们‘老九’是大专文化。你这个‘四化’干部无疑是宝塔尖上的文化人啰。歌词海选出三首：一首是老转中的秀才张志新写的，一首是知青中的文豪韩林写的，再一首就是‘老九’中的精英你老张写的。这三首歌词的艺术风格不同，难分伯仲。但就思想水平来讲你略胜一筹。你是厂长，你所处的地位和你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深，你都比他们高出一头。经过争论后大家一致认为那两首诗是小家碧玉，充其量只能算苗圃里的芍药牡丹;而你的作品是气质截然不同的大家闺秀，完全可以用高山上的古柏苍松来形容。就看这两句：‘信誉有效向轴人，务实进取攀高峰’，写的多精彩。特别是‘务实，进取，信誉，有效’，这八个字表达了向轴人的价值观，体现了向轴企业文化的内涵，把向轴人的精神面貌一下子展现出来了。我建议把这八个大字打造成我们向轴的口号，并大力宣扬。”
“好!说得好!说得非常好!”张元彪对杨部长琢磨出来的玉雕给予了极大的赞扬。登基以来，群臣的好奏章不绝于耳，工人的积极性蒸蒸日上，整个向轴是大潮涌动、春雷滚滚。张元彪极具快感，一身轻松，仿佛过大年时的儿童。他喜气扬扬地说：“三件事就这样定了，厂歌的词作者就是我老张。”
看到准了奏的皇上心情格外好，杨部长就道上了一本：“我打算将谱曲的事交给鲁德安办，你意见如何?”鲁德安是机修分厂的钳工，厂合唱队的指挥，上个月市里举办厂矿歌咏大赛，由他指挥向轴合唱团演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技压群芳，获得了一等奖。张元彪当然清楚，这其中除了合唱团的工人对这首歌所表达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外，主要的还是指挥者那精湛的技巧 和高深的造诣。他对杨部长的回答，像不满十二岁的皇帝对三朝元老那样的谦和，“我看行。就这样办。”
杨部长说：“这气势磅礴的歌词，配上高亢激昂的声乐和铿锵有力的器乐，那才是红花配绿叶……，不对，这样形容太小气，宝马配金鞍……，也不对，这样形容太俗气，卫星配火箭……。”
“夸大了，卫星可以上天，火箭是要掉下来的。还是地上跑的好。”张元彪说：“充其量不过是向轴产的轴承配上东风牌的汽车——这是名牌的最佳搭档——绝配!”说罢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来颁奖的杨部长走后，张元彪坐在那把“一心想告老还乡”的靠背椅上，嘴里叼着一根中档的“白沙”牌香烟，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勤奋地思考着：各分厂的承包搞完了，生产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干;企业文化的种子已播撒了，假以时日必然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难道无所事事了?顽性难改、童心未泯的他自然想到：能否组建几个“玩得出去”的业余团队，像京剧团、豫剧团、汉剧团……，省内挂得上号的足球队、门球队、桥牌队……，无论是人才还是钱财，目前厂里的状况应该说都具备。
此时张元彪仿佛看到向轴这巍峨大厦的基础已按他老张的设计打好了，百十根粗大的水泥桩子已深深地插入地下，牢牢地立在坚固的岩石上，接下来按着“每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向上突飞猛进。这座大厦将建多高?能建多高?说实在，他老张心里没数。但有一点他清楚：在他老张手里向轴的产量，质量，利润，利税等各项生产指标，将像俄罗斯的撑杆跳世界冠军布勃卡，土耳其的举重神童、世界冠军哈里尔·穆鲁特，屡屡打破由自己创造的世界记录。想到此，张元彪开始得意了，他甚至有点忘乎所以。
酷热的星期天，迷糊了一个午觉的张元彪起床后大吃一惊：餐桌上高高地摞着二三十袋食盐，老婆王素珍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地坐在桌边。张元彪明知顾问：“咋回事?买这多盐，还准备买几口大缸开腌菜厂。”王素珍爱理不理地说：“你倒好，还雷打不动地睡个午觉。你也不看看外面多热门。”张元彪走到窗口斜着一瞄，十字路口上的两家商店门口排着长龙，购物者不是提着大篮子就是拎着大布袋。
张元彪坐在沙发上长叹了一气，再不作声了。每天必看三种报纸的他知道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开始了：物价像春笋般的狂长，恨不得一天长一米;人们发疯的乱抢，恨不得把商店搬光。昨天《香樊日报》刊登了几篇抢购的新闻：民主路的一位太婆一天内在不同的价位买了二十五个塑料盆，她也不想想，塑料盆是有寿命的，不用也会老化;荆州巷的一家人抢购了二百多斤盐，他也不算算能吃多少年;最出奇的数胜利街的一家人买蜂窝煤，一楼装满了又把小二楼腾出来码，结果把房子压塌了，好在没伤到人。
昨天星期六，早上一上班隔壁秘书室里热闹非凡，张元彪不用竖耳朵就能清楚地听到大铁铲炒板栗似的声音，“昨天工行与农行为了高息揽存打得不可开交，这‘工农大战’可是史无前例的事。”“好多工人班都不上去转存单，银行门口人山人海，外面的挤不进去，里面的拱不出来。”“听说央行规定的一年期利率为九点六，这已破了共产党的纪录。可它们两家为了揽存竞争到百分之三十!破天荒了……”
张元彪的生性像癞蛤蟆，专往人稠的地方蹦，当他走进秘书办公室时，刚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闻莉眨着她那清澈见底的眼睛，带着天真浪漫的微笑问张元彪：“厂长，国家银行也赚钱?你能给我们讲讲这次通胀的起因吗?”
“银行也是企业，也讲利润，也要交税，不赚钱它喝西北风?”跟银行才打一年多交道的张元彪，对银行的印象坏极了，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从银行贷款没有以前那顺当了，那个球行长不再像店小二那样弯着腰地迎你进去，一脸笑地送你出来，视你为总统级的贵宾，摇身一变，他变成了一副财神爷的模样，好像我老张是个借钱不还的二赖子。但张元彪对银行的不满又不便对闻秘书无休无止的发泄，他得顾及自己的身份，当然他也得简单扼要地回答人家的问题，这是尊重女性必有的绅士风度。张元彪说：“这年头你可以把银行家想象成一个吊着老花镜、蓄着山羊胡、扒拉着小算盘、尖嘴猴腮的奸商——旧社会放高利贷的老板那副模样。以前企业是大爷，银行是孙子;现在搞反了，行长是大爷，我这个厂长成了孙子。你要从他那贷款，比割他的肉还难。当然，有板眼的人还是能从银行贷到款的：不管看僧面还是看佛面，太子党都有脸面。他们从银行拿钱轻而易举，仿佛银行是他爹开的钱庄。他们用银行的钱在海南，在防城，在深圳，炒地皮，倒房产，一本万利;他们用银行的钱加通过‘关系户’拿到的批条，大量地买进计划内廉价的生产资料，然后利用‘双轨制’高价卖出，一转手又赚海了：这就是先富起来的人的‘第一桶金’。各地政府的形象工程和一窝蜂的大办‘开发区’，也从银行贷了不少钱，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说到此张元彪猛地打住了话头，当厂长的那天他便告诫自己，说三句话要停一下：扎个壩，以防那些牢骚话江河直下。但这个毛病不好改，就像竹筒倒豆，叫它嘎然而止，难啦!此时老张突然关话闸是他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昨天王素珍想到自家在工行还有几万元的低息存款，想把它转存高息的，可银行转存的人太多，何况上班的时间她这“第一夫人”又不便混同成一个老百姓，免得授人以柄。由于工行与农行的揽息大战，存款利息一天内由百分之十五上涨到百分之三十，多来钱的良机呀!谁的心不狂跳那是个苕。刚才张元彪回到办公室后便关上门，像特工队似的小声地给工行行长打了个电话，让他把后门开个缝……。
此时张元彪的耳边又响起王素珍既含有诉苦的辛酸，又带有表功味道的话语：“老张，你不晓得街上的商战有多激烈，街南的张老板的盐价一毛一一斤，街北的李老板一毛二一斤，‘一个便宜三个爱’，人们都跑到张老板的店前排队。可张老板马上把牌子一改，‘一毛三一斤’，人们又往李老板的店子跑。李老板见人潮水般的涌来，他也把牌子一改，‘一毛四一斤’……。看来张老板、李老板是四川人，都会变脸这一套，一晃一个脸谱，把老百姓盘苕了：到底买谁家的好?慌了神的人们只有采用实用主义的那一招：管你啥价，抢到手再说。我是这样想的：啥不抢都可以，这盐你一顿不吃绝对不行。你看这大热的天我搞得黑汗水流，衣服都贴着肉……。老婆在外面受罪，你这大老爷们倒好，在屋里睡大觉，睡得着不?”
女人操小心：数不清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男人操大心：可能一辈子只为那一件事。中午张元彪确实没睡着：柴米油盐酱醋茶长个分把角把的损不了筋骨，最多伤点皮毛。这两天眼见着物价飞涨，钱变小了，张元彪的心眼也变小了：“二百万”原先在他眼里是张纸，现在升值了，起码是二十万，他担心起那笔承包奖，那个大钱飞了才剜你的心，要你的命。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元彪这个行走在山间小道一心砍柴的樵夫，万万没想到会遇上他从未见过的海啸。反应敏锐的他已感觉到有一条闪着寒光、冰冰凉的铁链套在脖颈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紧缩银根——减少放贷……;结果必然是中小国企关门，大国企掐着脖颈，勒紧裤带。
此时最让张元彪感到遗憾甚至悔恨的是那份承包合同，上面“天灾”的定义为啥偏偏要套用保险公司青睐的名词——“战争”或“地震”，而不用西方企业家谈之色变的那个魔头的名字——“经济危机”!哎……怨谁呢?怨自己!怨自己太嫩了……。真是一辈子没做过发财的梦，刚闭眼半个小时就被一个响炮炸醒了，想着想着张元彪感到心脏一阵阵地搅着疼。欲知张元彪从何处讨来灵丹妙药，使向轴起死回生，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邹书记现场办公 余行长开出良方
1990年的冬天香樊特别寒冷，十一月底，吃了大量人参、精力格外旺盛的北方之神，便鼓动令人打颤的寒潮滚滚南下，呼啸的西北风如同穿铁甲、戴钢盔、一队紧跟一队的骑兵，挥舞着大刀一路杀来，人世间满目疮痍，哀鸿一片。十二月上旬下了场柳絮般的小雪，这支由班长率领的“尖兵”，不到半天便被对方消灭干净。十二月中旬下了场纷纷扬扬的中雪，带队的团长满脸杀气、威严无比地向世人宣告，“要打大仗了!赶快逃命吧。”没两天，“大如蓆”的暴雪从天而降，而且是“接二连三”，间隔极短，就像头场万人的拼杀之后，伤的兵，残的将，丢的盔，卸的甲，还没清扫干净，第二场集团军级的大战又开始了。这一年的冬天狠心的老天爷不睁眼，非要把人冻得鼻子通红，腮帮灰白，个头缩短三公分不可。
“大寒”时节，张元彪像只藏在树洞过冬的黑熊，因为缺乏“秋膘”而睡不着觉：饥饿使它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寒冷令它浑身打颤，毛骨悚然。洞外的冰天雪地断了它觅食的欲望，天地间一片茫然又使它惶惶不可终日……骨瘦如柴的它命在旦夕。
从下半年起银行开始紧缩银根，不少中小企业因贷不到款而停产，最后饿断饥肠，抛尸闹市。几家支柱性的大国企手中无钱，不是毫无生气，步履维艰，就是面无血色，奄奄一息。它们当家的一封封告急的信件像三九隆冬的大雪片，纷纷扬扬地飘落到市委书记市长的办公桌上;一个个求救的电话似呼啸山林的西北风，一阵阵响彻在邹坚锐李棋的耳旁。
室外玉龙飞舞，周天寒彻，心急如焚、火烧火燎的邹坚锐无心出门看雪景;室内暖气融融，春意盎然，他却像呆在冰窑里，浑身颤抖，阵阵心凉：今年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涉及到政绩的GDP像个磨盘坠在他心上。
向轴是市政府的心肝宝贝蛋，在众多的儿子里他争的钱最多，少了他政府餐桌上的鱼肉将换成萝卜白菜。而此时这父母宠爱的骄子却躺在医院的急救室：氧气管子插着，心脏监控器安着，技术高超的医生和周到细心的护士二十四小时的候着。室内是有几个喜眉笑眼的小天使扇着翅膀，但室外的树上却栖息着一大群不停地聒噪的乌鸦，慈爱的上帝在天空向这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不断地招手……哎哟，死神离他不远了。此时父母官邹坚锐正带着一位神医风尘仆仆地往向轴赶，神医的挎包里装着一付能令向轴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张元彪从厂办得到消息，知道市府的领导这次来向轴一不是视察，二不是指导，而是现场帮他老张排忧解难，所以他的心情像五月的鲜花，特别的美好。当“解放大军”的小车队一出发，他就带着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在厂办公楼前恭候着，那个迫切期盼的心情像受到天灾的地方官，等待带着丰厚钱粮来慰问的钦差大人;像闹饥荒的灾民，等着大户人家施舍自己一碗羹。
为解决向轴的资金紧张，邹坚锐虽然车马劳顿三上省城，但仍然衣冠整洁，风流倜傥、气宇轩昂的他总是一副赶场吃酒席的喜庆相。邹书记对恭候他的向轴领导们说：“我带来的人大都熟悉，不说了。今天我介绍一位你们陌生的。”他走到一位年近五十、身材魁梧的男子面前，带着对财神的尊重与感激，用十分恭维的口气说：“这位是工商银行香樊分行的行长余杰同志，是今天这场戏的主角。戏演得咋样全看他了。”乖乖!赵王爷到向轴来了!而且还唱主角。此时张元彪内心的感觉是“火烧红莲寺——妙哉(庙灾)”、“三伏天喝凉茶——浑身痛快”;他外部的表情是“弥勒佛的脸——笑眯眯”的：一副十足的得意相。
似乎看到余行长衣兜里统着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张元彪快步走近余行长，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生怕这位从上帝那来的天使一个不高兴，扇一下翅膀飞了似的。张元彪闪着亮眼，张着笑脸，抖着眉梢，喜出望外地说：“还请余行长亮金嗓、展银腔，甩长袖、舞丰姿，给向轴人演台好戏哟。”
见两位这有份量的大人物抬自己的庄，余行长有些受宠若惊，他诚惶诚恐地说：“惭愧，惭愧。今天我不过是个小演员，邹书记是编剧，李市长是总导，我按他们的要求搞，不敢造次，不敢越轨。”
众人在温暖的阳光下寒暄了一阵后，便走进办公楼一楼的小会议室。向轴自己烧锅炉，车间和办公楼都有暖气，室外零度以下，室内温暖如春。落座后邹书记问张元彪，“张厂长最近忙些啥?”张元彪知道这是一种漫谈，一种切入主题前的闲聊，就像平民百姓见了面先问你“吃了饭没有?”或者“日子过得咋样?”虽然漫不经心，却充满爱意。也好，正想对相信自己的领导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他极认真地说：“上个月市民政部门发起向贫困地区捐款捐物的活动，我们厂配合了一下。活动刚结束，全厂共捐现金46912元，粮票7836斤，衣服4065件。准备后天装车运走。”
李市长的言行稳重得像他身上穿的中山装，他用少有的夸奖说：“张厂长去年干得不错，听说那个蛮赚钱的7815E还被评为国家轴承行业唯一的银质奖，可喜可贺呀!这种叫得响的拳头产品要多干快上。”
李市长唱完赞美之歌的第一节，邹书记很熟练的哼起第二段，“元彪去年确实干得不错，在企业文化方面尤为突出：创建厂报，编唱厂歌，制作厂徽，极有特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近万向轴工人身穿蓝色的工作服，胸前佩厂徽，口里唱厂歌，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在宽阔的中央大道上……这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多么的朝气蓬勃!多么的欣欣向荣!多么的显示力量!多么的令人向往!我都想成为其中一员。扳着指头算算：从85年市里把向轴列为‘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试点单位开始，86年到89年你们连着四年长工资。听说88年还一伙子涨了两级，真是大发不离双八呀!去年元彪接手又涨了一级。乖乖隆的龙，不算不知道，算了吓一跳：同年参加工作，到向轴当工人比在市政府当公务员多拿一倍的工资。难怪市政府的七个仙女八位金刚闹着辞职，非到向轴当工人不可。哎，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好的地方不争着去那才是个苕货。我们来的时候，几位年轻的女秘书托我向你张厂长打听一下，问需不需要办事员?我才不帮这个忙咧：人都放跑了，难道还要我们书记打字?市长整理文件?元彪，我可告诉你：千万莫挖我的墙脚哟。哈—哈—哈!玩笑话，玩笑话。”邹书记是一副大大咧咧的笑脸，他自信有弥勒佛的肚量，张元彪为贷款的烦心事整天愁眉不展，哭丧着脸，他不下十次的指责他，“老张，莫鸡肠小肚的，办法会有的。”
看到两位主要领导发了言，张元彪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他添了最后一把柴，“前两天去年的财务报表整出来了，跟市里承包的五项指标全面完成了，还略超一点。这要归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归功向轴近万名职工的拼搏，刚才邹书记说我们搞的不错，工人的工资像万山上的竹笋越窜越高，这是事实，一点都没夸张。我的前任陈新陈厂长比我的板眼大，四年涨了五次工资，工人很满意，因此干劲冲天。说一千道一万，只能说我老张有佛气，承包的基础好是我老张家积了阴德。去年我们说是涨了一级工资，其实是浮动的，当月有效益就发，没效益不发。我考虑过：基本工资不能涨得太快，要适当地照顾一下左邻右舍的情绪：你家天天啃蹄髈，隔壁顿顿喝清汤，不好意思嘛。至于市政府的七个仙女八位金刚想跳槽来向轴，邹书记你放一万个心，我可以肯定地说：一个都不要。向轴现在人满为患了，我们正在考虑精减非生产人员。当然啰，关紧向轴的大门并不容易，还得你们这些父母官大力支持。听厂人事科反应，现在每天都有市里的干部子女托关系、走后门，削尖脑壳想进向轴。有些我们可以推掉，有些像橡皮糖，粘劲大得很，扯不开、甩不脱。这事还得两位领导发句话，帮我撑撑腰。”
这种明摆着有理的官司，“明镜高悬”的州官岂能推掉，邹书记十分爽朗地说：“我们今天来就是帮你们说话的，就是给你们排忧解难的。这件事回去下个文，政府机关里不管是天王的老子还是阎王的爷，任何人都不准迈进企业人事科半步。这要形成一个铁板钉钉的规矩，违者要追究责任!李市长，你看行不行?”
李市长板着面孔，严肃认真地说：“非常必要!在张厂长去西天取经的路上，我们佛门只能派出五方揭谛、六丁六甲为他保驾护航;决不允许从佛门溜出神通广大的飞禽走兽、小鱼蚂虾干扰他的行程。回去我督办这事。”
闲聊的差不多了，邹书记说：“我们转入正题吧。咋样解决你厂贷款难的问题，这事我们跟余行长沟通过了。具体办法请余行长讲。”张元彪的目光刷地一下转移到余行长身上，仿佛他是尊身高三丈的观音菩萨，只要他开口说话，无一不是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语言。余行长习惯性的清了下嗓子，“这次物价铺天盖地的飞涨大家看到了，说明啥?用老百姓土得掉渣的话说，‘钱变毛了’，用我们的行话说，‘流通过剩了’。政府调控这种局面通常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银行的存款利息，鼓励大家多存钱;另一种是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紧缩银根，减少放贷。这次反通胀无论是存款利息还是存款准备金率都达到了新中国的历史之最，说明形势空前的严峻。这次通胀像八级地震：山摇地晃，房倒壩裂，土崩瓦解，人心惶惶。前三十年我国也曾发生过两次通货膨胀，但很小，像一二级的地震，可以说老百姓感觉不到。那时的计划经济对付通胀可以‘关、停、并、转’，可以‘限量减产’，效果嘛，那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们银行所面对的除了国营企业，还有大批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完全不受国家行政调控：你一不能命令他并转，二不能强迫他停产，只有通过税收或放贷国家才能掐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服气。”
嘀哆了半天，讲的全是与向轴无关的话，本事大的演员会察颜观色，这是与观众互动的基本功。经验老道的余行长看出张元彪这位主要观众那兴奋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了，微笑的面容像凋谢的花朵，激动的艳丽由厌烦的色彩代替：要是在“大上海”的舞台上，自己这个演法台下早起哄了。他知道该尽快结束这种不疼不痒的“形势报告”。
余行长说：“严格的讲，在存款利率和准备金这两点上各个银行是没有自由的，这是中央银行定的硬性指标。但是，……将减少后的有限资金贷给谁?……这一点各个银行有自由。谁都知道，女儿要嫁到帝王家，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各家银行都会将微薄的资金贷给资产最优良、信誉最好、赢利能力最强的企业。这两个月为了你们向轴的贷款，邹书记多次跑省城找我们的朱行长，跑烂了两双鞋，磨破了嘴皮，最终他们协商了一个办法，我遵照执行。”余行长的话恰到好处的告一段落，他端杯子喝起茶来。他也是个官，虽不大，但能掐别人的脖子，所以他经常摆谱要味。“卖关子”、“吊胃口”是他常玩的手法。
通胀以来轴承钢的价格涨了百分之四十，老厂长传下的真金白银早已花落水流，职工交的“风险金”也水尽山穷，每到买钢材的日子张元彪都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一面遭孽巴沙地对银行说，“能不能贷一点款?求求你了!”一面低三下四地对钢厂说，“能不能赊一点钢?求求你了!”一面讨好卖乖地对汽车厂说：“能不能付一点钱?求求你了!”就这三个“一点”，随时能使向轴十分脆弱的资金链断开;就这三个“一点”，随时能使向轴有序的生产陷入瘫痪;就这三个“一点”，像个煮熟的鸡蛋噎在张元彪的食道，既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随时有窒息的可能：近半年张元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是眼前的情况。从长远看，向轴还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八五”的技术改造……。以后的事可以缓一缓，如何渡过眼前这一关?张元彪确实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听余杰说邹书记找过省工行的朱行长，看来市领导还是挺重视向轴打的那些救援报告;听说还搞了个协议，看来八字有了一撇，吉多凶少，得耐心听余行长讲下去。张元彪拼命地拔着烟，大口地喝着茶，极力地稳住神。
摆足了谱，润够了味，余行长说：“今天我们到向轴现场办公，首先，落实向轴在‘八五’规划中地方贷款百分之四十的问题。向轴计划‘八五’期投资6700万人民币：中央贷款4226万，占百分之六十;地方贷款2480万，占百分之四十。中央那一大块我们管不了，但能肯定，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去年国家把30万辆轿车轴承的配套正式定在向轴，可见国家对向轴的重视，所以……既使减少贷款，也少不到哪去。地方贷的那2480万，我们跟市领导协商过，既然向轴是我市的支柱产业、我市的纳税大户、我市的改革试点，我们应该有和市委领导一样的心眼——偏心眼。我们把贷款的重心偏向向轴：我行决定在‘八五’期间向你厂分期分批贷款2232万，也就是将你们的贷款压缩百分之十。这是我们尽的最大努力，希望向轴的各位领导谅解。”说罢他站起身来十分抱歉地对着向轴的领导拱了拱手。折扣了别人二百多万觉得理亏，他表现了应有的风度。
不管咋讲，脚镣打开了，虽然手还铐着。有点把解放感觉的张元彪忙站起身来说：“理解，完全理解。‘困难时期’有碗稀面汤喝就不错，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我们打心眼里感谢余行长，感谢市委的各位领导。”说罢十分诚恳的对着余行长和各位领导拱了拱手。虽然花开得小了点把，但他还是对献花人表达了谢意。
乘张元彪讲话之时，余行长抓紧吸了两口烟，序幕刚刚拉开，好戏还在后头，精气还得十足。待张元彪落座后余行长接着说：“当然，一旦形势好转，我们会尽快恢复你们2480万贷款。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关心的不是那‘远水不解近渴’的2480万，而是眼前迫切需要的流动资金。向轴现在危险很大，可以想象，它像一个重症病人，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如果能针对性的挂上两瓶吊针，再输点营养液，它又会活蹦乱跳。这吊针和营养液我不说，大家心里有数，那就是钱!钱!”
财神爷说到“钱”这个世人注目的话题，张元彪又来神了：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瞳孔闪烁着期盼的眼神，像饥饿难忍的乞丐，排着大长队等着慈善机构的施舍，快轮到他了。
“我发现大家有个十分错误又非改不可的观念。”余杰接着讲：“大家认为银行钱多得跟山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实不是那回事。咋说咧?说白了……说穿了……说透了：银行就是个企业!轴承是你们的商品，‘钱’是我们的商品，都是做买卖赚钱。银行这计划经济时代的财神爷，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叫化子，前两天各银行搞的高息揽储就是他拎着破篮子沿街乞讨，‘可怜可怜我吧，各位大爷二奶奶，给口吃的吧!’我可以十分明确地告诉你们，银行现在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们想从银行贷一分钱都不可能。叫花子破碗里还有个剩馍，……哎唷，空有其名的财神爷还不如乞丐。如今我们一天三餐喝的是稀汤，上面既不漂油花，下面也没沉米渣。前两天我对那些上门苦苦求贷的小厂长、小老板们说，‘我实在没法了，回去吧。早点关门，洗了睡。’”说到此余行长又恰到好处地打住了话头，他扬着脸抽烟，低着头品茶，闭着眼养神，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其实他知道，甩出去的海竿已钩住了别个的心，这套演技跟京戏表演大师梅兰芳的水袖一样，被他耍得娴熟。
此时，张元彪感到“厨师拍屁股——坏了菜”，“三九天吃冰棍——寒了心”。原指望“现场办公”能砸脚镣解手铐，来个彻底的翻身解放，哪晓得余行长把话说死了!真是“寡妇死了独生儿——一点想头都没了”。张元彪把死亡前最后那一丁点儿求生的眼光投向了邹书记，他把邹书记当成一位能回天能转地的大法师，他带着哭腔可怜兮兮地说：“邹书记，难道真没有丁点回旋的余地?”
“编剧”邹坚锐稳如泰山，他那极深的城府并不因为这点小旋风而尘土飞扬，沙雾漫天。他不动声色地闭着眼，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听余行长慢慢讲，莫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帝关了你的门，总会给你开扇窗子的。”
张元彪急得血压向上直窜，冷汗往外直冒，手脚冰冰凉。但聪明过人的他从邹书记的话中感悟出“天机”：起死回生的独门解药在余行长兜里统着!山林射出一枝响箭，东方露出一丝朝霞，张元彪求生的欲望更大了，他再次把乞丐的目光移到财神爷的身上。看来余杰是大兹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的化身，张元彪暗忖道：行行好吧菩萨奶，冲着向轴近万人手里的饭碗我给你磕三个响头都行。
润罢嗓子的主角又开腔了：“邹书记说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张厂长是‘吉人自有天相’：路，就在你脚下;花，就在你眼前。市委领导和我们银行，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向轴这个宝贝儿子蹬腿翘辫子的，经省行朱行长同意，我们决定给向轴一项特殊政策，这个政策是向轴起死回生的良药。药方我们开，药要你老张凭胆量，靠智慧，想方设法，自己去抓。抓得回来，向轴有盼头;抓不回来，就怨不着我们了。现在就看你老张有没有白蛇盗灵芝的那个板眼了。”
张元彪的心提到嗓子眼，余行长再卖关子，急不可待的他就要动手抢那颗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了，“快讲!快讲!是个啥药方?”
“药方就是自筹资金：我们工行特批你们厂内银行搞一次储蓄活动。”余行长说：“厂里的职工把钱存到厂内银行，这笔钱可以当作应急的流动资金。”余行长的话像领导家的后门，同皇帝的圣旨，如佛祖格外的恩典，似上帝为他老张开的窗。
此时张元彪内心的感觉是“老太婆摸鸡屁股——总归有蛋”，外部的表情是“骆驼的头——扬着脸”。晓得了“芝麻开门”的秘诀，张元彪眉飞色舞地说：“这确实是个好办法!高!实在是高!”张元彪的血压“刷”的一下降下来了，流冷汗的闸门也关住了。
张元彪是“六月的天、小娃子的脸——说变就变”。他满面愁容又变成一张笑脸。而余行长却板着脸，像个伍分钱卖掉了“点石成金”的专利而万分后悔、正在想方设法把它赎回来的珠宝商。他开的价码说高也不高，他对张元彪说：“你莫高兴的太早，市委领导和我们银行商定，给这次储蓄活动戴三个紧箍圈——有三条要求。你们能遵守，就执行;不能遵守，就取消。”
只要彻底的翻身解放，就是火海张元彪也愿下，就是刀山张元彪也敢上。估计这是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中的最后一难，张元彪迫不及待地问：“请讲。哪三条要求?”余行长毫不还价、语气坚定地说：“第一，储蓄活动只搞一次，绝没有第二次。第二，筹集到的钱只能买钢材，绝不能它用。第三，这次储蓄的利息由你们厂支付，就这三条。完了。”
张元彪那个尽是阿拉伯数字的脑子转得多快啊!余行长一讲完他马上意识到淮海战役打赢了，雄心勃勃的他接下来要干的是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他弹簧似地从椅子上腾起身来，激动得有点不能自己，“行……我们完全答应……坚决遵守!谢谢你，余行长。谢谢你，邹书记。谢谢你们了，各位领导!”张元彪对救他燃眉之急，解他倒悬之苦的恩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场的各位热情地鼓起掌来。
待掌声平息后，眉还在飞翔、色还在舞蹈的张元彪十分谦虚地说：“余行长，我想请教两个金融方面的问题：我们搞储蓄存款期多长较好?利息支付多少较适合?”
戏快幺锣了，表演十分精彩的余行长像观音菩萨为“求子”的张元彪传授箴言，指点迷津：“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规律，大致十年有一次经济危机，调整期一般为三年。因此我建议你把存款期定为三年，这样比较保险。利息嘛……我的意见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前段时期银行间的利息大战最高也就百分之三十，现在存不到那高的了。我说的这个数是上限。利息搞高了加大厂里的负担，搞低了又没人愿意存，这就要你们当领导的心里有数，有斤两，有分寸。我要提醒你们的唯一之处：一定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不要到时候让政府卖儿、银行卖女替你们还债。在这种事情上失信于民是最可怕的。切记!切记!”
此时，一身轻松、想展翅飞翔的张元彪真想高呼三声“万岁”!但最终他还是压住了心潮的波涛，十分稳沉地说：“谢谢你的指教。吃过当奴隶的苦，倍觉做主人的甜。我们一定把握好这次难得的机会，决不给领导制造麻烦。”
整场戏演得如此成功，编导邹书记当然是一脸笑。他略抬了一下右手，众人闭了口，他便旁征博引、极富哲理的作了总结发言：“对企业家来讲：银行紧缩银根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一点法都没有的事;但要盘顺自己屋里的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还非得有一套治家的良方不可。
“工业和农业有许多相似之处。老天爷不下雨咋办?农民一定会想到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找水源，比方打口机井，找点地下水;节流就是最大限度的节约用水，不让水白流。同样是这个理，向轴的领导在资金紧张时也要想到开源节流。万事各有各的理，但道理是相通的，就像黄果树的瀑布，张家界的清溪，济南府的涌泉，九寨沟的小河，九九归一，最终汇入大海。
“开源对你们来说不大好办，现在工行的领导给你们解决了。但引来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江水，而是暂缓燃眉之急、十分有限的堰塘之水，你们要按着点用。所以节流就更显得重要了。
“节流是个大舞台，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施展浑身的本领：能蹦多高你就蹦多高，上头无顶;能跳多远你就跳多远，前面无界。请记住：节流大有潜力可挖。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源是有限的，节流是无限的;开源是外因，节流是内因。内因往往起决定的作用，这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作为一个企业家，一定要练好内功，搞好内部管理。就像一个人，内部的五脏六腑调理好了才能有效的抵御外部的严寒酷暑：内火大了……容易热感冒，咽喉疼，要解表;内火小了……容易冷感冒，打寒战，要发汗;内火不大不小……正好!不容易感冒。我想大概是这个道理。
“好了，我不嘀哆了。就节流这一条，真做好了也够你们受用的。看看你们哪位领导还有话说?我指的是向轴的领导，今天来就是听你们的意见。”
张元彪瞄了一眼坐在两边的向轴同志，他们异口同声的小声说“没有了”。张元彪像个质量极好的传话筒，他声音宏亮地对邹书记说：“没有了”。卸下包袱的邹书记长叹一气，“哎……真的没有了?李市长，我们也该打道回府?”文质彬彬的李市长说：“行。还是回家吃糠嚥菜吧。老张这个穷方丈是不会请我们吃‘满汉全席’的。”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邹书记像根壮实的春笋第一个在地面冒了尖，在场的人不甘落后，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张元彪赶紧走到邹书记身边，主动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邹书记，这下可帮大忙了。”那个感激的情态，像怀孕的妇女在送子观音象前不停地磕头。
确实下了九牛二虎之力的邹书记却轻描淡写地说：“小菜一碟。应该的。我市的财政收入全靠你们几家大国企，你们就是我老邹的衣食父母。你们都垮了，哪来钱发工资?没钱我这个书记也得个破篮，掂个破碗，沿街要饭啰。不说了。好好干吧!”说罢他攒劲地握了一下张元彪的手。张元彪从这个力道中感到了政府的期盼和自己肩上的重担。
临上车前，向轴厂办的工作人员给每位来宾送了一个小礼品盒，一寸见方、精美小巧的盒子里装着两副向轴的厂徽，礼品级的夹在礼服上，实用级的别在工作服上。
“解放军”的车队向市区驶去了。经过近半年的苦难，多嫩的皮肉也磨出了老趼，张元彪的人生画卷的色彩没有先前那鲜艳了。此时的张元彪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忘却了不久前在地狱中受的燃眉倒悬之苦，以一个立在地表的自然人的身份思考：去掉了脚镣手铐就该欣喜若狂?……漫漫的征途上等着自己的会不会有张天罗地网?……
张元彪看了一下手表，整五点，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他对党委程书记说：“我们进去开个会吧?”“行。是得抓紧点，有必要加班开。现在全看我们自己了。”程书记的心情比张元彪还要急。于是一班人告别了无限美好、但已近黄昏的夕阳，又走进会议室。至于张元彪想个啥法让工人掏出压箱底的银子，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讲厂史为筹资金 救向轴主人同心
中午下班，张元彪提前五分钟从办公室出来，然后电线杆似的立在厂大门左侧的马路边，难道今天他要看着全厂职工下班?在向轴这可是“荆州的刘蜕中进士——破天荒的事”。啥原因迫使堂堂的厂长妓女般地站在路边“卖相”?这个答案像高考前的试卷，深深地锁在主考官老张心里。
下班铃响了，几位厂领导陆陆续续地走出办公楼，当他们看见张元彪在路边毕恭毕敬地站着，智商极高的领导便悟出了个中缘由。他们忙走过去按照“常委惯用的排序”站成一行。此时马路对面也有一排人站着，他们是当班的门卫，厂门口形成一个夹道欢送的阵势。
厂门卫呆板的面孔，僵直的身躯，仿佛一排模样相同、屡见不鲜的塑像，下班的工人懒得瞄他们。今天他们肯定会把目光集中到路左边，因为站在那里的厂级领导的形象完全不同往常：习惯背着手的张三，今天把手放在腹前;习惯撅肚皮的李四，今天把腰弯了下去;习惯打哈哈一脸笑的王五，今天收敛了往日的轻浮;习惯板着脸训人的赵六，今天不得不面带微笑。
有形的压力能使物体变形，无形的压力能使思想扭曲。向轴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元彪变成了等着工人施舍的乞丐。此时他打心眼里对工人产生了尊敬，甚至有了畏惧的感觉：仿佛虔诚的信徒对他顶礼膜拜的佛祖心里揣的是纯粹的敬畏。
当下班的开播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响起来时，十三个生产分厂的大门同时打开，工人像欢腾的小溪流了出来。向轴厂区的中央大道宽直但不平坦，南高北低落差近二米，厂大门位于最低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各条小溪从不同的方位汇入大河，蓝色的河水滚滚而来，波澜壮阔，气势宏伟。
工人们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地走着，虽是漫不经心，但他们的步伐显得特别的“有力量”，与那歌里的“嘿嘿!”“嘿嘿!”配合得简直是天衣无缝。向轴人在行走中与这首久唱不衰的歌合练了十多年，几千人的脚步声早已融汇到歌曲强劲有力的节奏之中。而这个节奏的频率似乎又和周围的一切相当，大道两边的樟树，树旁高大的厂房，厂区西边的万山，东边的原野稻田，都因共振而欢快地抖动。天、地、人，一切显得那么和谐，那么庄重。
此时张元彪深深感到《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无比威力，相比之下自己写的《轴承之歌》显得小气多了，真有点像粮仓里的一粒米，大海里的一滴水，昆仑山上的一块小石头：同质不同量。
每天她都给向轴人奉献新闻，早过而立之年的播音员小刘的嗓音还是那么优美动听，开播曲一结束，她就用甜蜜的声音扩播起来，“通知!重要通知!今晚七点半厂电视台播放厂长张元彪同志的重要讲话，希望全厂职工和家属到时收看。通知!重要通知……。”中央大道旁的高音喇叭接二连三地播着这一消息，直到下班路上工人的耳朵填得满满的，她才播报其他的新闻。
张元彪木头人似的立在那，眼前没有人影晃动时才如梦方醒，他对唯他马首是瞻的众领导挥了挥手，“谢谢各位抬庄。走吧，我们也该下班了。”一班人马各奔东西，像归巢的鸟往家飞去。
晚上《新闻联播》一完，张元彪就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非常准时，应该说他老张是迫不急待，只不过他的面子小了点，不能跟脸大的赵忠祥抢时间。张元彪亮相时观众不难发现，这位屈居榜眼的“播音员”双目暗淡无光，印堂微露黑色，眼睑略现水肿，笑中饱含苦涩……他显得很憔悴。太辛苦了!昨天下午送走市里来的那帮救兵，晚上便加班开会，晚餐是秘书从职工食堂买的十几个馒头，夹上大头菜，就着白开水，每人啃了两个，吃相比乞丐还寒碜。开完会已是十一点，回到家还不能上床睡觉，因为他老张有个信条，“今日事，今日毕”：明天上午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下午要搞电视录像，而讲话稿八字没一撇;今晚非理出个提纲不可。张元彪只得用冰冷的水狠劲地搓脸，直到“清醒”大获全胜，“睡意”逃之夭夭，才坐下来静静地思考。
张元彪右手拿笔，左手夹烟，有点木然地坐在写字桌前，他在为“讲点啥”发愁。这是个事关向轴生死存亡的重要讲话，就因为太重要，仿佛从天而降了一把巨大的扫帚，将他脑子里林立的高楼大厦、无数的花圃草坪，这些能根据需要重新组合图片的“素材”一扫而光，只剩下空荡荡的一个广场，连个“话题”都没留下。由于劳累加紧张，最近他的大脑出现了迟钝的迹像，先前轻松愉快时高速旋转的功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木质化”。么办咧?束手无策的他只能拿把锄头在大脑那块贫瘠的土地上狠劲地挖，希望刨出个能勾走灵魂，使工人慷慨解囊，能抓住思想，让大众奉献爱心的法宝来。
张元彪使劲地拔了两口烟，靠在座椅背上，猛一抬头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幅他和爱妻王素珍的结婚照，那是1972年元旦他俩在WH市著名的照相馆“品芳”照的。那时妻子年轻漂亮，可现在有了不少白发;那时自己英俊潇洒，但如今略显谢顶：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是二十年。
1970年10月，五十名服从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向阳轴承厂驻WH的办事处报到，他们当中有学机械的，有学电气的，有学数学的……还有学医的。WH工学院的四名毕业生很快就混熟了，个头一米八五的张元彪语言幽默，落落大方，他学的是工程经济管理，跟数据打交道，他的感觉像厨师对佳肴一样美好。另一个男校友叫陈新，身高一米七五，长得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他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他的思维像一环紧扣一环的传动链，逻辑性极强。两位女性学的电气控制专业，个高的叫王素珍，个矮的叫胡梅，都是“蛮姐”(武汉方言：很漂亮)，她俩的身材电线杆似的苗条，但大脑里的元件灵敏度极高，而且电容不小。
在驰向香樊的火车上两位刚认识的男士坐在一起，即将成为朋友的两位女士坐在一起，高个的张元彪和王素珍脸对着脸，个矮的陈新与胡梅面对着面。这两对“正当年”的年轻人对视了一会，脸上均呈现出满意的微笑。学长陈新先开了腔，打破了那种嘴里不说话，思想却十分活跃、异常奔放、甚至有点想入非非、按奈不住的状况，“我瞄了一下，这批大学生五十人是男女各半，我不得不怀疑这是上帝的巧安排。”
母亲吃斋念佛的张元彪接过话茬，“上帝远在外国，他才没这个闲心事关照我们。依我看是老佛爷的旨意。”打小张元彪脑子里就有佛爷的形象：他妈每天给高高在上的佛祖上三柱香，磕三个头，念三遍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
学校造反派的小头目，辩论的“常胜将军”胡梅说：“两位老兄还信这个，真是糊涂透顶。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略布署，懂不?毛主席有了‘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思想才有‘大三线’工程;有了‘大三线’工程才有向阳轴承厂;有了向阳轴承厂我们这四个校友才坐到了一起。连这个因果关系都没搞清楚还西洋的上帝，东方的佛爷，真是两个苕货。”
跟同龄的女性在一起张元彪的话多得像“新疆的葡萄——一串串的”，而他的面貌似“栽活了的大葱——精神一截子”。这不，胡梅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学电气控制的就是不一样，脑子蛮灵光。电线的一头连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另一头连着我和陈学长，师妹你在中间合个闸，一通电，我和陈兄马上得到了最高指示，人开窍了，变贼了;你要是怄了气，一拉闸，一断电，乖乖隆地龙，我俩马上迷失了方向，麻了爪子，人变苕了。”这番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少言寡语的王素珍肚里有货，她看见张元彪既灰谐幽默爱搞笑，又处处抬别人的庄，这个性情蛮合她的味口，便向张元彪投去甜蜜蜜的一瞥。26岁的年龄仿佛缺水的禾苗，哪怕丁点雨滴它都能感受到。张元彪当然明白，这饱含深情的一眼是她合上了闸，从此俩人的心通上了电，正负离子在两极间不断地流动起来。
八个小时的火车，之后又是一个小时的汽车，这五十名大学生总算风尘仆仆地来到目的地——向阳轴承厂。
上个月从农村抽上来的七百名知青和转业军人，在简易公路终端的停车场上打锣敲鼓地欢迎大学生，随后这批新工人帮大学生拿行李去他们的宿舍。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山沟走了百十米，转了个弯，一个惊人的场面出现在大学生面前。两座高约百米的大山对峙着，山上零乱地凸出着几块巨石，巨石的根部长满墨绿色的藓苔，与山表面的褐色形成鲜明的反差;山上有土的部位极少，只有那里长着稀疏的杂草，枯黄的杂草被瑟瑟的秋风吹弯了腰;杂草间偶尔长出一两棵小灌木，虽然比草高不了多少，但“出人头地”总是它的骄傲;山沟里平出了一大块地，一半是在建的厂房，竖着十几跟柱子，另一半是用黄橙橙的芦蓆搭成的棚子，五个一排，长达几十米，极像古代军队安扎的营寨;夕阳给一切抹上了一层金黄色，芦蓆棚上为数不多的高光点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好一幅凄凉的风景画!
帮张元彪和陈新拎背包，扛箱子，提网兜的知青和老转一路谈笑风生，最终来到一排墙上写着“大学生连”的棚子前，推开用木条夹着芦蓆制成的门，便看清了里面的格局：中间一条一米宽的走道，两边用蓆子隔成的一间间小房，每间房约八平方米，地上铺着两张芦蓆，仅此而已!难道这块金黄色的芦蓆就是带腿的床?原以为三线工厂一切都是现存的，哪知没办公桌不说，睡的竟是这种冰冰凉的铺。睡的尚且如此，吃的肯定寒碜……真的不敢想，张元彪的心掉进了腹腔。但看到几个拿着行李的新工人充满激情、朝气蓬勃的样子，张元彪只得将满嘴嚼得稀烂的牢骚话强嚥进肚皮，像屙干屎似的硬憋出一副笑脸来。
一个长着浓密卷发的小伙放下箱子问张元彪，“大哥，里面装的啥金银珠宝?这重!压得我瑟瑟神。”这个问题拨动了张元彪心琴上那根最高音的弦，从他那能吐莲花的嘴里迸出一个十分响亮的字眼，“书”。此刻因宿舍的寒碜而产生的尴尬在他脸上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骄傲的色彩。张元彪的家境贫寒，从小学到中学在班上他一直默默无闻，因为他认为自己身上三万六千根毫毛没一根含有银元的光泽。直到大学毕业他才发现自己的躯体是黄金铸成的，即使剪下的指甲壳也值个三百五百。因为这时他发现了自己出人头地的地方——读的书比旁人多。特别是哲学，那可是能指导各门自然科学的科学;更何况古人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以读书多而自豪的张元彪最喜欢说的话题就是“书”，哪怕与“书”沾亲带故的字眼也让他爱屋及乌，兴奋得眉飞色舞。
“哦，这就对了。昨天军代表还批评我们有平均主义的思想。”那小伙装腔作势地讲：“人家大学生的待遇比你们高点是应该的，他们是搞技术的，文化人一定带有不少的书，搁书总得有个地方吧?他们一人占地四平方米，你们两平方米，这是党委开会决定的。看，就是不一样吧。领导看你们使青眼，瞄我们用白眼。‘天下老喜欢小’啰，你们老九比我们老大吃香的多。话说过来，我们知青肯定比你们大学生经踹：在农村插队落户我住了两年的破牛屋。”
一位戴军帽的小伙说：“我当了三年铁道兵，修了三年成昆线，打一处山洞搬一次家，住了三年的烂帐棚。”
另外一个小伙说：“二位哥哥，有空到我们那坐坐，我们跟睡统铺差不多，一个挨一个。这样也好，天越过越冷了，住得挤点人气旺，暖和。”
得知张元彪和陈新是WH工学院毕业的，卷头发的那个小伙极热情地说：“同喝一江水，算是老乡遇老乡了，我们厂里的知青大部分来自WH市。我们三个是机修车间大型组的工人，我叫肖卫国，是刨工。”张元彪的双眼马上给这位录了段像：那一头乌黑的波浪式的卷发不用说了;他的天庭显得特别饱满，其容量肯定比常人大一点;他的眼睛有点下陷，视物的深度肯定与众不同;他的耳朵略显“招风”，那是动物机警时的表现;他的眉骨较突出，这部分基因还留恋着过去，有点返祖;脸上的上半部分长得实在不敢恭维。好在下半部分还马虎：鼻梁正直，气孔适中，下巴稍圆，嘴唇微红，阿弥陀佛，张元彪总算给这张不算讨厌的脸打了六十分。
“这位叫胡必定，转业军人。也是刨工，我的师兄。”肖卫国将胡必定介绍给张元彪，张元彪把胡必定的相片存入他人脑中的硬盘。胡必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小眯眯眼：今天他心情舒畅，面带微笑，那眼睛像俩弯弯的月亮，分别挂在鼻根两旁，眼珠子弥漫着友善与温情，仿佛那乳白色的磨沙灯泡放射出的光芒。但可以想象，一旦他动肝火发脾气时，那双眼便像两条等长度、等宽度、等高度的直线，此时从那条窄缝正中的瞳孔里喷射出的是能熔化钢铁的火焰。
“这位叫吴发源，钳工，我们大型组的工友。”张元彪刷刷两笔便给吴发源来了个速写：吴发源个头不高，人长得挺壮实。他的特色是嗓门大，刚才他对着张元彪讲话时声音振得张元彪耳疼，就那他的嗓门还是关着百分之七十。吴发源的嗓音大是因为他进气的鼻子大，存气的胸腔大，出气的嘴巴大，一切与声音相关的因素他都超出常人，你可以想象，哪天他愤怒至极像张飞那样放开嗓子大吼一声，那不是吼断一座小桥，那会吼得香江水倒流，会吼垮万山。
介绍完工友肖卫国说：“人在地上睡几个月没事，但书放在地上跟馍放在地上一样，头天长毛，二天发霉。两位师兄看这样行不?小吴去工地找桶石灰，师兄去寻几块合适的木板，我去搬砖头，天黑前我们给二个秀才哥哥搭个实用的书架如何?”二位工友说，“行。”不用说，只有爱读书的人才爱惜书，张元彪向这位心心相印的小兄弟感激地望了一眼。
临走前肖卫国眼里闪着真情地说：“二位哥哥，住了四年正规的校舍猛地睡地铺不习惯吧?慢慢来，‘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二十年后站在万山顶上面对一座现代化的工厂时，我们这些创业者可以骄傲地说，这无比壮丽的风景是我们用汗水调合着血泪画出来的。”
三位工友走了，张元彪和陈新坐在各自的背包上默不作声地对视了许久……，突然他俩像收到大赦令的囚徒，同时放声大笑起来。如果说半个小时前他们的感觉是万丈高楼失足，那现在地上铺的海棉垫使他们平安的着了陆;如果说半个小时前他们的感觉是扬子江心翻了船，那现在他们已抓住了好心人抛来的救生圈。
第一印象特别重要，张元彪和王素珍就是那天一见钟情的。肖卫国也给张元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信仰唯物论的他竟发现肖卫国身上有股绝对不是，但总让人觉得是天生的魅力，魄力，号召能力，领导能力……，这些稀有的优点集中在他身上，仿佛各式各样的珠宝放在同一个匣子里闪闪发光。这样的人日后会出人头地，值得交个朋友，张元彪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写下“机修大型组肖卫国”的字样。
第二天吃罢早饭，七百多人在停车场听军代表、“新工团”团长卫士作报告，卫士是位十二岁随父亲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的现役军人。
卫士五十多岁，中等个子，黑红的脸上疤疤瘌瘌的，几粒大麻子特别扎眼。在这难看的脸上配着一对小眯眯眼，贼亮贼亮的……。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当年手舞大刀，袒胸露臂，眼射凶光，满脸杀气地与日寇或蒋匪军拼命的情景，他能九死一生绝对与他那张脸特别是那双眼有关：只要他杀在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尚未动手那模样先把你吓个半死;如果他大吼一声，你的胆非碎成八瓣。
卫团长的声音宏亮，干脆，有力，每说一句话仿佛用大斧劈开一截树桩，“今天，‘新工团’正式成立了。在军队我也当过团长，但没今天这荣耀。那时我手下千而八百个兄弟都是文盲，跟他们的团长一个球样：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新工团’里大学生就有五十人，其余的随便哪个都读过九年的书，认识上千个字。这个团长我当的开心，当得过瘾，当得笑眯眯的。”说罢用那永远睁不大的小眼横扫了一下他的士兵。只见那七八百战士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他甚是得意。
卫团长满意的笑容像那硕大的坛花很快便凋谢了，他板着脸严肃认真地说：“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讲的第一点：认清形势。认不清形势你想打胜仗，那是梦想。
“目前是建厂初期，生活艰苦，一些革命意志软弱的人的畏难情绪极自然的表现出来了。这两天我下去摸了下底，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有的知青说，在农村插队住牛棚子都比这强;昨天晚上有个大学生在食堂吃饭时发牢骚，说你瞧这菜板上写的独一无二的菜：‘炒萝卜棒’，不说吃，看着就嚇死人。‘棒’下是‘条’，‘条’下是‘丝’，‘萝卜棒’比‘萝卜丝’要粗两个数量级，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牢骚话都是‘老太婆的脸——文绉绉(纹皱皱)的’;听说昨夜还有个把女大学生想家，想学校，哭了鼻子……
“是的，现在食堂还在用堰塘的水洗菜烧饭，个人还得用田沟的水抹脸搓衣，但打井队的王队长以军人的名誉向我保证，‘三个月内用不上自来水你砍我的脑壳’，军令如山，这可不是小娃子屙尿和泥巴，闹着玩。
“同志们，我们现在贯彻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这完全是形势所逼，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飞机最先轰炸的是啥?是苏联的几十家轴承厂。轴承是个‘旋转无处不在’的东西，飞机、坦克、汽车、兵舰，那个离得开轴承?我们向轴是为‘二汽’配套的，二汽出不了军车毛主席和周总理睡不着觉啊。‘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当年我们跟着毛主席长征时是个啥状况：‘天当房，地当床，四海为家’，哪有你们这漂亮的芦蓆棚子住哇。那时我们常遇到两个问题：外部问题，敌军围追堵截，每天有牺牲的可能;内部问题，肚子空空的，随时有饿死的可能……。艰难困苦的时候咬紧牙关蛮重要，闯过去就好了。革命了一辈子，我坚信一个理念：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我们就能打胜仗!”
“久病成良医”，团长当久了也可以兼任政委。卫士深知，讲了客观存在的困难后，还得多讲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热情话，这才是辩证唯物论的工作方法。困难如三九严寒，你嚼破嘴皮也不会冰雪消融;只有在胸中燃起熊熊大火，他们才不觉寒冷。
“大学生都二三十的年龄，该谈婚论嫁了，可厂里还不能给你们个小窝，请你们谅解。同学们，你们的……火力能不能压制点?好男儿志在大业，晚年把结婚咋样?我老卫四十多才结的婚嘛。请放一万个心，是你的她跑不了，跑了老子下个命令把她抓回来，捆也要和你捆在一起!”
这话说到张元彪的心坎上了，他爱听。如果说五十个大学生男女各半是佛爷的巧安排，那“捆在一起”就是团长的好心肠。此时张元彪仿佛感到冥冥世界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他的前程拓展得那么宽阔，把他的人生装点得那么景秀，他“把青春献给向轴”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卫团长接受了大学生眼里饱含激情的谢意后接着说：“你们大学生千万莫翘尾巴，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不要你家掏一分钱国家把你们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你们要知足，要感恩。说心里话，我认为我们团最有战斗力的是老转，老转守纪律，肯奉献，美中不足的是文化差点。排下来是知青，知青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清除了身上的‘娇’‘骄’二气，他们既能挑又能扛，美中不足的是纪律性差点。大学生的不足之处我不讲了，老掉你们的底子不好，总得给点面子。大学生的优点是肚子大点，里面多装了几本书。这没啥了不起：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也是个大学校;老转和知青都是大学生。”这时场地上响起了更为激烈的掌声。因为老转和知青超过总人数的九成。这掌声像暴雨冲刷了刚从校门走出来的张元彪的心灵，使他意识到在工厂能顶起被子的只能是知青那粗壮的胳膊或老转那结实的大腿，绝不是大学生这些个凤毛麟角。要在向轴有所作为，只能跟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否则自己只不过是根摆在露天库里的铁棍棍，而不是浇铸在顶梁柱里的螺纹钢。
接下来卫团长讲了团结的问题，工作学习的问题。
卫士最后说：“我相信，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我们向轴一定能建成国家一流的工厂，一流的生活区。大家有没有信心?”众新兵大吼一声“有!”群山引起了经久不息的回响，它们将目睹这些建设者用双手谱写一部艰难而辉煌的创业史。此时在张元彪眼中贴心的卫士那张难看的脸笑得像朵盛开的花，简直就是奇葩，因为它是肥沃的心田之土所培育，是纯洁的灵魂之水所浇灌。
1973年，派到各地实习的工人都回来了，一千多向轴的建厂元老聚集到万山脚下，每天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放大批判的文章或充满激情的“战地新歌”，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建设者像忙忙碌碌的蚂蚁。
1973年向轴的头号新闻是“卫士大闹指挥部”。这个轰动万山的事件绝对不会上广播，它只能像武松打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样在工人中流传。这茶余饭后久谈不衰的话题有根可寻：人们从指挥部的会议桌上那几十个深浅不等的、被卫士的铜烟袋锅砸出来的凹痕上，能推想到斗争的激烈。作为卫士的崇拜者，张元彪完全可以想象到卫团长那张“想杀人了”的老脸：平日里枯萎的脸皮，肯定被上涌的热血充涨得精神起来，像久旱的瓜秧获得了雨露;平日铁青的脸闪耀着异彩，那是战则必胜的胆气，是宝剑出鞘的寒光;就连平日那脸上凹下去的大麻子都被气得凸了出来——以显决心，以亮斗志。二十多年没杀阶段敌人了……上了年龄的卫团长心脏承受得住?血压是否升高?经常在外搞采购的张元彪对这位贴己的领导极为挂念。虽然大家讨厌他那张脸，但喜欢他那颗心，觉得他是“最可爱的人”。
卫团长大战指挥部的起因与结果是这样的：
上午十点，厂领导看完各单位的大字报便回指挥部研究如何“抓革命”，下午他们深入工地“促生产”，这是一般的工作日程。
“批林批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类大字报被沈指挥长视为“老一套”，他走马观花地看了看。但在机修门口他看到一张令他兴奋的大字报，他又是拍胯子又是鼓掌地叫“好”，仿佛地质学家发现特大金矿一蹦三尺高。
沈指挥长坐在指挥部里猛吸了两口烟，像看到蓝天上的彩虹特别感叹，“《我们是工厂的主人》这张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哇!三位师傅真有水平。这张大字报贴在机修大门口，不知你们看到没有?”不等别人认可，他迫不及待地说：“好在哪?第一，它找到了当前我们工作的重要问题——窝工：一方面安装三团人手少、能力差，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而另一方面向轴大量的人员闲着，使不上劲。第二，他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自己干’——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第三，他们讲明这样干的意义，通过老工人的‘传、帮、带’，可以为厂里培养一大批技术骨干，可以广泛地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好!写得非常好!看了这张大字报，我的感觉比喝了半斤‘二锅头’还来劲。大家聊。”
极有同感的李书记一唱一合，“这是个好苗头，我看可以大做文章。我建议党委发个号召，在全厂掀起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高潮。对老工人的积极性我们要像鲜花用双手捧着，极力赞美。不光口头支持，还要有具体的措施。”
几位副书记和副指挥长争先恐后地发了言，在他们的言辞中那张大字报得到了比米芾的《研山铭》和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高的评价。
唯有军代表卫士默默无语地坐着，嘴里噙着那根从不离手的旱烟斗，正使劲地吸着。铜烟锅里的烟叶燃烧着，冒着点点火星，散发着浓烈的香气。他那张世人不敢恭维的脸绝对与这烟熏火燎有因果关系：问题想的越多—烟抽的越多—脸皮越枯皱—颜色越黑。
卫团长看过老沈称之“好得不得了”的“促生产”的大字报，但他却被它旁边那张“抓革命”的大字报深深地吸引了。那张题为《这是最后的斗争》的大字报像《国际歌》，通篇闪耀着火一样的激情，每个词，每句话都能紧紧地揪住你的心。虽然文章采用的是文革初期的那种文笔，但它仍像当年骆宾王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写的那篇檄文——有情有理，浩然正气!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抓捕革命闯将的白色恐怖笼罩九洲，批斗造反英雄的黑色浪潮掀起狂涛……。仅看我省，几十万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其组织负责人被捕入狱。这一切说明什么?走资派的‘秋后算账’开始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开始了!胡汉三回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能丢掉……即使建起了一流的向阳轴承厂也会垮掉、烂掉;即使过上了小康的好日子，向轴工人也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战友们，团结起来，行动起来，营救我们的同志。……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大字报的落款是“反潮流战士”。
卫士一次又一次地往锅里装填着烟叶，烟袋锅子一次又一次冒起了烟火， 他的脑子在不停地思考：向阳轴承厂是70年开始建设的新厂;厂里的人员陆陆续续地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随后又派到外地实习，这年把才汇集到一起。在我厂的历史上就没有“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区分，全厂干部职工抛弃了各自来向轴前的派性，上下一心的搞基建，多美好的事情!自从上面布置“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分子的任务后，从省里到市里，到各基层单位，一窝蜂地动了起来。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里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全被“清理”，开除党籍，被捕入狱。造反派的组织早解散了，他们原来的老部下则四处奔走，呼吁营救。难道这些著名的造反派领袖都是打砸抢分子?都是阶级敌人?难道造反派都是反革命?“钢二司”的杨道远那可是周总理多次肯定过的好同志呀!全国性的打击造反派说明什么?同样是群众组织的保皇派就那么纯洁，就没搞打砸抢?为什么不见抓一个?没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攻倒算，哪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气话?没有胡汉三的“秋后算账”，哪来造反派的“反潮流”?……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谁胜谁负还难说得很。
“老卫，你啥看法?”老沈的问话像快刀切断了卫士的思绪。“你说的那张大字报当然好得很”，卫士说：“但我感兴趣的是它旁边那张‘反潮流战士’的大字报”。不同的思想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斗争迸出了火花。
“那张大字报算个球。”老沈板着脸说：“那是造反派临死前的哀鸣。直到现在他们还恋恋不忘造反，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成天叫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好像就他革命，别人都不革命。老子革命时他娘肯定还是个丫头片子，还没来好事咧。”说得在座的哄堂大笑。唯独卫士一人垮着那张老脸，闷闷地使劲吸着烟。笑声平息后沈指挥长接着说：“当年他们年青人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反，把我们撵下台;现在台上的我们调过头来清查他们，专他们的政，真是大快人心啊!我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难道人人是芍药，个个赛牡丹，美得很?球，尽是些乌龟王八蛋!写这篇文章的人我看就不同一般，没有那个‘打’好人的狠气，没有那个‘砸’机关的恶劲，没有那个‘抢’枪枝的匪样，是写不出这充满杀气、字字滴血、句句要命的文章。‘文章如其人’，这家伙肯定是个‘打砸抢’分子，值得清查!要查他三代!才抓了两个他们就慌了神，就跳出来扇阴风，点鬼火，蛊惑人心，破坏我们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岂不令人愤恨!他们胡说建成了一流的向轴也会垮掉，多幼稚可笑!咋个垮法?阶级敌人挖墙脚?……放炸药?……厂房炸塌了?……可能吗?真他娘的乌鸦嘴!老子非要硬口气建个一流的向轴给他们看看，我就不信它会垮。”
沈指挥长话里的那个辣味、那个咸味、那个麻味像重庆的火锅，极合李书记的口味。李书记的那颗心，像他那得意得不停地抖动着的左腿，欢快地跳动着。老沈那中听的话语使他产生了“琴台遇知音”的喜悦，老沈那犀利的言辞使他倍感“获得解放”的轻松。李书记这位解放前的“地下党”接着习惯“打冲锋”的“沈大炮”发了言，他像贫苦农民在批斗万恶的地主时那样的满腔仇恨，那样的咬牙切齿。他那张嘴像开到顶的闸门，非要把满肚子的委屈、辛酸、愤怒发泄得干干净净。
李书记毫不隐晦地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这次上级布置‘清理阶级队伍’十分正确，非常及时，这是‘抓革命’的头等大事，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你瞄瞄造反派，都是他娘的啥玩艺?打砸抢分子!祸国殃民分子!这些人不清理干净迟早是祸害，闹得我们老家伙睡不安稳。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光判刑还轻了，依我看非杀他一批才解恨。他们以为大联合了，混进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就拿他没门了，做梦!造反的孙猴子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嗯……。现在隐藏在我厂的那些造反派又想竖大旗，拉队伍，上梁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反潮流’的看不清形势：大气候变了，当年受到冲击的小平同志现在又回到台上，像佛爷一样稳当当地坐着，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小鬼肯定没好果子吃。干革命要抓紧，搞生产也不能放松。我们要依靠那些听党的话的老工人;那些想‘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人是三条腿的椅子，既坐不稳还不能靠，要坚决甩掉。我坚信，向轴工人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咋会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咧?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的意见：对‘反潮流’的家伙我们要像挖红薯那样刨根寻底，像收芝麻那样过了筛子过箩子，搞得越细，抓得越多，我越高兴。”
卫团长被眼前这两位完全陌生的思想意识、从未见过的面部表情、从未听过的言谈话语惊呆了，仿佛大白天他遇见了牛头马面，他身上起了一阵大震动前的小颤抖：原来他俩是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触及到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对造反派的刻骨铭心说明他们资本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文革初期他们肯定也低过头，认过罪，“永不翻案”是他们骗人的把戏，韬晦之计。大领导耍这种小伎俩实在卑鄙。现在天空仅仅出现了雾霾，他们这些过冬的爬虫就感觉惊蛰到了，纷纷拱出土来反攻倒算，对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造反派实施残酷的斗争，疯狂的打击……，最终他们会摇身一变，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想到自己那么多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将改变颜色，他感到头上涌来了满天的乌云，雷电即将交加，他像个埋头曲项，紧握大刀，蹲在战壕里的“敢死队”队员，终于听到冲锋号吹响了。卫士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明知自己是少数，仍然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他手里握着父亲传给他的烟斗，这根烟膏厚重的烟斗对他来说有“传家宝”的价值，但出于义愤，此时他竟把它当作一把木工砸铁钉的榔头，狠劲地敲打桌面，仿佛每一次敲打都能使一只令人讨厌的蟑螂丧命。
直到工地上响起“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下班曲时，指挥部里那些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人们才意识到肚皮饿了，争吵该幺锣了。因为涉及到厂里下一步的行动，会议需要表决，对卫士“极左”的意见“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卫士败下阵了。
“反潮 流”战士声嘶力竭的呐喊，终于被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所淹没，他们想进行的“最后斗争”破灭了。但一场小战争不能决定胜负，甚至一场大战役都不能决定胜负：身经百战的勇士都有坚定的信仰，他们会继续拼杀，直到鲜血流光。卫团长仗义直言，敢于亮剑，捍卫的是他无比崇拜的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5年向轴正式建成了，隆重的剪彩仪式后党委李书记交给张元彪这个学经济管理的大学生一个重要任务：统计一下这两年向轴“自营工程”的成绩，作为以后写《厂誌》的资料。这个任务多么光荣啊!受命后激动得张元彪失眠了三天，作为大学生张元彪深深地知道写史的重要：那是白纸黑字，那是丹心汗青;那要经得起岁月的检验，那要在长河中永不沉沦。写史与写字是两回事：书写向轴艰难而又辉煌的创业史不正是描绘波澜壮阔的“大三线”建设史吗?不正是赞美伟大的工人阶级吗?不正是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哎唷，好重的一副担子!
张元彪硬是忙乎了半个月才收齐了那些闪着金光的数据：“郭福仁战斗队”安装了各类机床一千零三十台，占全厂机床的四分之三，其中包括全部大型机床;“庞维轩战斗队”将“安装三团”感到困难的活都接了过来，仅水管、气管、排污管等管道就铺了两万三千多米;“马金保战斗队”将全厂三十六台天车搬上了厂房。当年国家对向轴的总投资一亿六千万，而三个战斗队自营完成的投资达一千六百万，占总投资的十分之一!
手捧着统计表张元彪的心像开水不停的沸腾，伟大啊，向轴工人!这三位老师傅成了张元彪心目中无比高大的英雄，他们脚立在地，头顶着天。按张元彪他妈的说法，他们仨是活菩萨，因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没一人向领导要一分钱。
“一点多了，还不上床睡”。卧室里传来王素珍的责怪声。张元彪嘴里不耐烦地说：“睡你的觉，操些淡心”，可他喜从心来：这下找到了话题。我的讲话既要有卫团长“发挥革命传统”的思路——大讲当年建厂的艰辛，从元老工人的衣食住行讲起;还要有李书记、沈指挥长“争取更大光荣”的内容——大力宣扬那三位老师傅的光辉事迹，激发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拿出压在箱底的真金白银，向轴才有救。张元彪是识时务的：当年“抓革命”的事只字不能提，当年“促生产”的事可以大讲特讲，这样才适应大气候，顺从大潮流。
晚上九点多了，张元彪的讲话还在继续，电视机前的职工听得津津有味。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现在我们向阳轴承厂好有几比：第一，像龙宫。世人都知道龙宫里的奇珍异宝最多，而我们厂获得的‘部优’、‘省优’、‘地优’、也是不计其数，就像堆在龙宫里的珍珠玛瑙。特别是去年获得全国轴承行业唯一银质奖的7815E，那更是定海神针，少了它龙宫要晃荡，大海要起狂涛。
“第二，像发财树。这几年我们厂的年人平工资如树叶边的大枣，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我们的利税总额似枝丫上的仙桃，每年同样增长百分之十七;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像倒挂的香蕉，每年还是增长百分之十七。
“第三，像世外桃园。这里绝无三座大山：住房你不操心，排队等着分，越分越大;上学你莫着急，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电大，不要你掏一分钱;看病你别发愁，我们厂医院有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骨科、牙科……门类齐全，有123张病床，一切免费。
“第四，像游乐园。我厂家属区有商业一条街，有老年宫，有青年活动中心，有图书室，有足球场，有露天影院等等。每年正月十五我厂举办灯会，熖火晚会，吸引了无数香樊的市民前来观看，真是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堪比夜上海。
“我老张不是文学家，这样比喻既不全面又不恰当，请各位师傅原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带着我们奔小康，啥叫小康?我翻了一下《辞海》，上面这样解释的：‘康，安也;康，乐也’。那个意思就是‘安居乐业’即小康。通过我刚才讲的数据和打的比方，依我看：我们向轴人已经进入了小康。
“向轴的光荣史和好日子我老张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然而，严峻的现实今晚我非给你们讲个清清楚楚。不说不知道，说了准吓你们一跳。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可怕的现状：时空在轮回，地球在倒转，长着巨齿的恐龙，披着长毛的猛犸，迈着沉重的步伐，小山似的朝我们迎面而来。你不心惊肉跳，你不四处窜逃?除非你是个法力无边的佛爷。最近一年，大家看到市面上的物价像开花的芝麻，越长越高，各位的心情像机器上的弹簧，越扯越紧，人人都为手里捏得出汗的那俩小钱越来越不值钱而发愁，为日后碗里是堆肥肉还是盛清汤而焦虑。这说明啥?说明大家意识到我们的小康生活出现了危机。
“哎唷，我老张感到时代不同了，真的!我们工人怕再不能过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了。我要大喊一声：狼—来—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的贷款越来越难办了。从那时起我老张每天在地狱的第十八层受煎熬：燃眉之急……倒悬之苦……黄土埋到了脖颈，人快憋死了。
“在向轴大难临头的时候市委领导非常关心我们，多次到省里找关系、走后门，终于给我们讨回一付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允许我们厂内银行搞一次储蓄活动。就是依靠大家的爱厂之心，慷慨解囊，自己筹资度难关。
“火都烧到房顶了，不能再等了，厂领导决定：储蓄活动下星期一立即开始。储蓄的原则是‘自觉自愿，多少不限’。储蓄期定为三年，年利息为百分之二十五。
“厂领导还达成一个共识：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在工厂最危急的时候，我们要依靠工人的力量度难关;哪天向轴搞发了……，有了好处……，决不会忘记在我们饿得眼冒金花、肚皮贴到脊梁骨时，那些慷慨大方地将手里仅有的大饼，掰一半施舍给我们这些小叫花子的救命恩人!请大家相信我老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最后，让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张元彪声情并茂地讲，讲得来劲;职工聚精会神地听，听的明白：最终万众一心，心心相映。
没几天，厂内银行把储蓄的金额报到张元彪那里：888万!这个数字让他老张心花怒放，两眼闪光。“8”在喜欢玩数字的张元彪眼里吉祥得不得了，好似东北的“三宝”。“要想发，不离八”，三个8又能发成个啥样?……他老张无法回答。但有一点他清楚：“国企”这个共和国的骄子以后是爹不管娘不护——狠心的爹娘把儿女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在丛林中与狼共舞。这时机修分厂已有了门市部，欲知该单位的小金库是怎样建起来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机修始建小金库 真正受益是何人
1984年8月，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干部执行“四化”的要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向轴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陈新由保持器车间的主任提拔为厂长，张元彪由供应处处长提拔为副厂长兼总经济师。老厂长老书记退居二线。
陈新上台不到半年，喜欢摆弄人命运的上帝给他来了个巧安排：1985年元月1日，省政府决定将向轴的管理权下放到香樊市;第二天香樊市又把向阳轴承厂列为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试点单位之一;同年5月24日，香樊市工业局决定在向轴执行“厂长负责制”。这接二连三的决定仿佛上帝在施展淫威：天变黄;下暴雪;结霜冻!但陈新这个胸怀大志、年富力强的厂长不服气，他像那敢劫皇纲的陈咬金，回敬了上帝三板斧：把厂里十三个生产车间改为分厂;建立厂内银行;对十三个分厂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
抡三板斧陈新遇到了难题：机修分厂怎么办?厂里每年给机修下达的生产任务喂不饱这个“大肚汉”。但任务又不能增加：机床的大修有周期，不到时间就大修，闲得没事干?机器备件的制造，是各分厂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的计划，做多了绝对出力不讨好。机修的人力过剩，机修的设备过剩，一句话，产能的过剩和资产的积压跟钱多得没处花一样，是企业家头疼的事。
“哎……”，急得焦头烂额的陈新说：“各分厂都有考核指标，机修总不能当个随意浪荡的济公吧?机修是个大肚汉，但吃不饱饭责任不在他。眼看着那多人闲着没事干我着急呀。可我左思右想还是急不出个好办法。你这个贤内助有啥好主意?”躺在床上陈新抚摸着胡梅的手，一会儿轻揉内关穴帮她活心经，一会儿点压合谷穴助她通阳明，尽讨好之能事，穷卖乖之言辞，折腾了好一会，又用叫花子的口气说道：“给老公支个高招行不?求求你。”
凡事陈新喜欢听在机修当电气工程师的老婆胡梅的意见，实践证明老婆的“枕头风”蛮管用：她那一句二句的“随便话”，你像服下“速效救心丸”，顿时心灵开窍，起死回生;她那三言两语的“瞎球搭”，给你个醍醐灌顶，让你豁然贯通，茅塞顿开。因为她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秉持知识分子的观点，采用家庭主妇的思维，所以她的话往往使陈新感到亲切、新鲜，甚至意外、惊讶。
“我哪有啥高招”，胡梅享受着老公的抚摸，滋润中带着嘲笑地说：“多大个事把你急成这个熊样?不就是机修人多活少吗?你常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现在咋不飞咋不跃了咧?有张网子把你罩着，你把网子剪个豁出去飞;有扇院墙把你围着，你把院墙拆个口子出去跑。米少人多还饿死人不成?给多余的人每人发个碗上街要饭去。你莫小瞧了机修，那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能人多得很!诸葛亮会去要饭?嗯……;姜子牙还晓得对外创收开家算命馆咧。不信你给我放个长假，我下海干个体，三年五载不混出个人模人样，不搞个衣锦还乡，你还真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有几大个板眼。好了，‘吃不言，睡不语。’莫吵我的瞌睡。”胡梅怕把兴头说起来瞌睡跑了，便不理陈新，把头调到一边。
此时胡梅的“耳边风”就是股旋风，从陈新的左耳进，右耳出，又从左耳进，右耳出，几个来回陈新开窍了。“好主意!好主意呀!”
机修的厂长张驰(后来他调到车削当厂长时推荐吕小平接他的班)以前是个修电机的工人，而胡梅是电气工程师，再说都是建厂的元老，这就决定了陈新与张驰是非同一般的朋友。
陈新与张驰密谈了几次后商量出一个解决机修吃饱饭的办法：允许机修出去打野食、撮虾子——办个门市部。
机修生产调度科的科长李宏宽是位五十多岁的上海人。他引人注目的是那满头的白发，浓密的白发仿佛银丝做成的，根根象征着财富，那炫耀身价的须发绝对胜过藏在口里笑时才外露的大金牙。李师傅那一朝排的老人都称这位“富豪”为“银毛”。
大上海也就二三百年历史，李师傅祖上肯定不是上海人，因为李师傅长得不像上海人。李师傅是北方人的身板：个大、头大、鼻大、嘴巴大，声音宏亮，中气十足，像头南阳的大公牛。而纯种的上海人身材矮小，人长得秀气，灵光，嘴皮子薄，说起话来口吐莲花，利索得很，但音量小，像匹四川的小矮马。李师傅解放前在上海当工人，1956年支援内地建设，调到洛阳轴承厂工作;1976年支援三线建设，他又调到向阳轴承厂工作。二十年的内地生活他学到了北方人的豪爽大气，一些北方人的习俗在他平日的言谈举止中三不知会流露一二——他的口头语除了“怕个啥”就是“去个球!”——他常用上海腔说这些北方话。
李师傅对车、铣、刨、磨的熟练，不亚于菜农种植萝卜、黄瓜、辣椒、豆角的老道;他对复杂的机械零件制造工艺的掌握，则远远超过农民骟牛蛋或牧民接生羊羔的经验。“三十年的蒲团跪成佛”，工人当久了也可以当工程师，关键你得先是个有心人。否则只能是“二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婆比佛差得多。李师傅是个有心人，在工厂他已是“佛”一级的人。分厂决定由李师傅负责组建门市部。
在机修简陋的办公室里张驰给李师傅砌了一杯茶，递了一根烟，谈判便开始了。双方对视了好一会，都企图通过对方的眼睛看到谈判的底牌。特别是李师傅，绝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搞不好钻进了别人的笼子那是要吃闷亏的，上海人不干这事。虽然事前打过招呼，但李师傅还是十二分的警惕着。
主动权总是掌握在强势者手里，张驰一语打破了僵局，“李师傅，我先给你讲一下总厂和分厂的形势，然后再说门市部的事。你看行不行?”李师傅口里说“行”，眼睛则紧盯张驰的嘴，生怕那里射出一支能伤人的箭。
张驰说：“今年元月一号(即1985年)是向轴的一个转折点：从这天开始香樊市将我厂列为全国第一批工效挂钩的试点单位，也就是说我厂以后每年的工资总额与上交利税总额挂钩，按1比0.65的比例。你交的税越多，工人的工资涨的越多，国家不干涉。这样逼着陈厂长搞厂内银行，对各分厂指标考核。我算了一下，我分厂每个月至少有四十五个人的饭碗是空的，咋办咧?既要按时给工人发工资，还要跟上总厂涨工资的步伐不掉队，确实是个令人头疼的事。前两天我跟陈厂长商谈了一下，他同意我们脱下工作服穿上破衣褴衫，不当高贵的主人，掂个破碗去要饭：分厂研究决定，由你负责办个门市部。你的意见如何?”
“行。”在未彻底摊牌前李师傅的回答极为谨慎，“我服从组织决定。”见张驰不动声色，毫无反应，李师傅像个小的公螳螂求爱时小心翼翼的试探性地舞动了一下前肢，“有考核指标吗?”“那还用问。”张驰像个大的母螳螂不屑一顾，轻描淡写地回答，“现在各分厂都像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紧张的大生产，你们门市部能是机修的世外桃园，不知魏晋的逍遥自在?绝对不可能!给你交底：按去年人月平工资110元算，每月45个人的工资缺口是4950元，四舍五入算五千。就用这个数考核你们：每月不给分厂交五千你们分文没有;超过五千你们提百分之三当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对你们考核的是产值不是利润。至于成本……你们不管。听着这比地主剥削佃户还残酷，可市场比天宽，潜力比地阔，搞好了你的小日子比地主好得多。李师傅，你看这样行不?”
李师傅是多精明的上海人啦，前两天张驰给他吹风后他便构思了一个大致的方案，连他在内只要三个人：他负责开发货源，掌控全局;再请一个副手，专跑门市部与车间的联系，谐调加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个是会计，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干这种 “事体”上面都会给你派个会计——会计是领导的眼睛。他决定不养一个闲人，闲人是身上多余的肉——肿瘤。
当然他也想到自己发工资的事，只是没拿到提成的比例，所以无法细算。刚才张驰说提成百分之三，他的脑子便飞快地运算起来：三个人的工资要拿到手，每个月得给分厂上交1万1千块钱。这个数与以往总厂生产处委托机修的“外协加工件”比，有差距，但那种干法是“守株待兔”，如果我换种“走出去”的战术……凭我老李的本事，保三个人的基本工资应该没问题。搞不好还真起个篓子，捉个大的。
当张驰征询他的意见时，心里有了数的李师傅回答说“行”，但这个回答充满疑虑，并带着没有最后肯定的小尾巴：因为精明的商人从不成交别人开出的“一口价”——你可漫天要价，我能坐地还钱。“能讲讲我的条件吗?”李师傅试探性地问。“当然可以”。张驰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他的心比海深，比洋宽，小鱼小虾的价码形不成多大的浪花。
李师傅说：“连我在内门市部只要三个人，”张驰点了下头。“给客户的回扣比社会上流行的百分之三高一个点，即百分之四，”张驰又点了一下头。“对加工费超过千元的客户招待一餐便饭，”张驰还是点了一下头。“出差费实报实销外加补助”，“烟茶费报销”，“电话费报销”……精打细算，瞻前顾后的李师傅板着手指一五一十地说，张驰的头似公鸡啄米，一下一下的点。
李师傅说得吐沫星子直飞，而张驰始终面带微笑，心地平静得像不起涟漪的湖面。李师傅的“闸门”合上时他才淡淡地问了句，“完了?”李师傅口里说“完了”，心里还在焦急不安地思考：如果张驰来个“对半砍”的讨价还价，自己如何接招。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张驰豪爽大气斩钉截铁地说：“成交!”
接下来洋洋得意的张驰又对心满意足的李师傅交待了如何走账，“如果外单位或个人用现金结算，钱就停留在门市部的账上。如果用支票结算，你就拿支票到总厂财务处结账。至于分厂怎样应付总厂的经济考核，不是你操的心，莫打听。”张驰不愿讲，李师傅也不想问，偏爱防守不善进攻是上海人的精明。
最后张驰神秘兮兮地对着李师傅的耳朵，讲了件他绝不外传、但又不得不对李师傅讲的机密大事，那个神情仿佛对李师傅传授“芝麻开门”的秘诀，生怕被第三者听到。张驰说：“按照厂里现行的财务制度，消费三十元以上得用支票，这个规矩给陈厂长的日常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接待个客人，吃餐便饭，随便花花就超过了财务标准。这事搞得陈厂长蛮烦心。陈厂长常在招待所待客，招待所的潘所长是我们机修出去的老人，我跟潘所长说好了，以后陈厂长在招待所请客的费用你拿现金跟他结账。这笔钱记在你们的账上，不影响你的业绩。你看咋样?”
李师傅多精的上海人呀!这种曲溜拐弯的花花肠子、这种阴道搞的瞒天过海，他见得多了。只要不侵害我老李的利益，还是那句“老业务”(上海话：老话)——“去个球!”
门市部开张那天冷冷清清的，无一人来表示祝贺。李师傅他们仨只得孤芳自赏地炸了几挂鞭炮了事。清扫完地面，胸怀宏图大志、急待施展拳脚的李师傅独自一人站在门口看风景。
极目远望：郁郁葱葱的万山，浩浩荡荡的香江，尽收眼底。聚焦近瞧：山脚竹林中座落着四五户农家，田埂上盛开着鲜艳的小花，堰塘中浸泡着消暑的水牛，耳边传来不见踪影的母鸡下蛋后的高歌，“个大”“个大”……这山水田园是贾州六队的地盘。
相比向轴家属区内的商业化，向轴厂区内的工业化，这里还是“原始化”。而身后的几家三线大厂跟昨天的向轴一样，森严壁垒，闭关锁厂，只跟国家做规规矩矩的大生意，万山脚下机修首创的门市部真可谓“一枝红杏出墙来”。至此李宏宽心潮澎湃：我老李不正是媒体上天天宣扬的“时代弄潮儿”、“敢闯大海的勇士”、“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吗!
开局的第一步是“拱七星卒”还是“架当头炮”，李师傅那老道的人都不下十遍的思考过，昨天他给分厂党总支委员们作《下海可行性报告》时这样说，“……时下，计划经济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是资本的竞争;要竞争非做广告不可。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我可以肯定他最先怀疑的是广告。而资产阶级的领袖弗兰克林·罗斯福最青睐广告，他说他‘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现在我们国家是阴阳结合的特色社会主义，阴的逐渐增多，阳的慢慢减少，正处在太极图上11点钟的位置。我敢断定，要不了多久像贵州茅台酒，上海手表，凤凰自行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牌产品也会铺天盖地地做广告。我决定第一步从广告做起……”。分厂的领导一致认可了他的经商方略。有了党支部的认可，李师傅便来了个“大头鱼背鞍子——跑起了江湖”：从此市里到处有他的身影，省里遍布他的脚印，全国有必要去的地方都有他留下的名片。李师傅的战术是“普遍撒网，重点捞鱼”，这不，在上海电气元件厂当工人的侄子李东海这条大鱼还真被他抓着了。
有了眉目的李师傅拎着一网兜水果糕点，坐“特快”赶到了上海。李东海住在江湾五角场附近的职工宿舍，房子很小，屋里乱糟糟的，除了过道外到处都堆着东西。一台小电扇不怕伤着颈锥，不停气地摆着头;可惜它的力道太小，投出去的支支标枪不能穿透厚厚的热幕，将那“清凉”扎到尊贵的客人身上。此时的李师傅是“吃狗肉喝白酒——里外发烧”，心急如焚的他热汗直冒，但这些并不影响他的激情，他跟十多年没见面的、上海生上海长的贤侄谈得火热。不涉及利益，叔与侄的精明显示不出奇迹。
机修干不了电气产品，李师傅关心的是制造电气产品必用的那些易损的工装夹具。也就是说铁匠只会打马掌，不会骑马打仗。
“阿叔，有个东西肯定中你的意，但不知你们干得了不?”只要有吃的，大肚汉是“来者不拒”，但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莫卖关子，快点讲”，李师傅催促着。李东海却慢条斯理按部就班地说：“我厂生产多种型号的单晶硅片，磨这些产品需要行星齿轮，这种行星齿轮是易损件，一磨一摔就报废了。”听了这话李师傅像个在海上泡了三天的难民终于看到了地平线，虽然身体疲惫至极，但精神的兴奋却是空前的。李师傅焦急地问：“你们每月用多少件?每件值多少钱?”李东海边盘算边说：“一个班组一个月五十片，工段四个班组，一个月二百片，只少不多。每片齿轮220块洋钿。这种齿轮全部从日本进口。听说国内不少厂家试着干过，都没干成。里面的油水肯定大，像那肥绵羊的尾巴。想从东洋人嘴里抢食，那得有真本事。”
当侄的在说，当叔的在算：每月200片，每片220元，乖乖隆的龙，每月四万四!那是三个人四个月的工资!“讲讲齿轮的模样”，李师傅心急得像听媒人介绍对象的小伙。“这大个”，李东海用手比划着——约三百毫米;“这厚”——约一毫米;“外园上全是齿。”
“这大”，“这厚”，李师傅心里有数。“外园上全是齿”，李师傅是个糊的：什么齿?渐开线齿还是方齿?标准齿还是变位齿?正变位还是负变位?……心里没数是不能接活的。这些“数”贤侄肯定答不出来，常年开机器的工人也不见得说得清，何况他是个盘电气的。
李师傅静下心来想了一会后说：“东海，能不能想法搞一片我看看?”“报废的行不?”“不行!一定要新的。”李师傅强硬地说：“哪怕掉几个齿都行。”机修要生产这种齿轮先得测绘它，若是个废品有些数据肯定测不准。刚才贤侄说了，掉在地上齿轮就报废了，只要大多数齿是新的，坏几个齿没事。当然这也是给贤侄支招，用这个法弄片齿轮出来。李东海这小上海多能啦，绝对听出了这话的意思。但他还是有点犹豫地说：“行。试试看吧。”二人约好星期天中午12点在五角场东边的“四季鲜”餐馆见面，“贤侄点菜，阿叔买单。”
此时的江湾五角场到处是富丽的商铺，是烤肉的油烟，是商品的琳琅，是哭一样的歌唱，是疯狂的节奏，是抢劫的危险，是欲望的陷阱，是越来越赤裸的肉体与越来越难辨认的灵魂，一切都显得激动，热烈，沸腾。五角场的路灯杆全刷着金漆，让那些贫穷的公民看见这黄金的颜色而感到安慰，自以为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李师傅先到，东海没来前他独自一人坐在那抽烟，还没喝酒他已有点晕乎了：这笔生意若做成了市场多大呀!电视机、收录机、VCD里都有单晶硅片，而生产这种电器元件的工厂全国有多少家?还没调查。我们机修若把这种齿轮整出来那可不是一般的产品，那是替代进口的拳头产品……，李师傅焦急地瞄了一下手表，“啥时候了还不来，急死个活人。”
李东海晚了一刻钟到的，来时他手里提着个大纸袋。脸上丝毫没有李师傅期盼的那种喜悦，而是一张苦脸。李师傅瞟了一眼纸袋，见里面是件用玻璃纸包着的新衬衣，心里凉了半截。他焦急地问：“咋啦，没搞着?”侄子叹了口气答道：“难啦。”李师傅的口头禅应声而出，“怕个啥?”李东海便有条有理的讲起了这个“难”字，“从库里领新齿轮要登记，班组与仓库都有账;要把新齿轮从厂里弄出来肯定不行，你得摔坏它;摔坏了齿轮领导肯定会发脾气，不光要写检讨，还得赔220块钱……”说到这李东海不讲了。李师傅的门槛多精啊!你娃子翘翘屁股老子就知道你拉干屎是稀屎。“去个球”，不就是220块钱吗?要成大事就得先吃小亏。李师傅从挎包里拿出一沓崭新的十元大钞，“唰”“唰”地点了二十二张十分大气地将它拍在桌子上。“贤侄，够了吧?!”李师傅暗忖道：先把齿轮搞到手再说，这件没有发票的宝贝报销应该没问题。
李东海看了一眼面前崭新的钞票，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但像六月天的雪花很快就消融了。他继续愁着眉，苦着脸，有条有理的讲那个“难”字。“摔坏齿轮属大事故，这月的奖金肯定没有了，这年终奖……”说到这李东海又不讲了。此时李东海不敢正眼看他叔，他用右手五指梳着头，脸偏向左边。这话的意思听不出来李师傅岂不白活了几十年，月奖金、年终奖……还能有啥新情况?“去个球”，日破天再给一百块，拿了钱我看他小子还有啥话讲。李师傅又“唰”“唰”地数了十张钞票，这次仿佛定案的县令怒拍惊堂木，“啪”的将钱板在桌上，“贤侄，该满意了!再张口就是宰你叔。”
李东海的“难”讲到了头，再想往下讲也编不出来了。眼看面前的钞票又增厚了不少，这回他的笑容像十五的月亮那圆满。他高兴地说：“叔，成交。”说罢从地上拿起纸袋，从袋中取出新衣服，拿出夹在衣服当中他叔望穿双眼的行星齿轮，双手捧着递给了桌对面的李师傅。
李师傅像个不是很饿的叫花子，手捧着刚刚乞讨来、早就垂涎三尺、但从未吃过的芝麻椒盐大饼，仔细观察起来：行星齿轮的直径约四百毫米;厚度约一个毫米;弯一弯，材料极有弹性，估计是冷轧的硅钢片;圆周上均布的齿看不出特殊，不存在明显的变位;齿形估计是三个模数的渐开线齿;每个齿的外缘略有变色，肯定经过高频淬火……李师傅心里有个八九不离十的数了。
李师傅将齿轮用报纸包好放进挎包，接下来贤侄点菜，阿叔买单。今天李师傅特高兴，酒比往常多喝了一倍——咪了四两。酒足饭饱后他不敢耽搁，赶到火车站买了张回香樊的车票，他归心似箭!本想买张飞机票，但精得抠门的他又开脱自己，再急也不在这一时半会。
回到向轴李师傅家门都不进，快步如飞地直奔车间，他要尽快的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向分厂领导汇报。在张驰的办公室里他像倒竹筒的豆子，将行星齿轮的用处、价值、市场、前景、……一个接一个地讲给张驰听，张驰越听越高兴。如果说李师傅是十分的高兴，那张驰肯定是万分的高兴，因为领导站在板凳上，拿着望远镜，看的更远、更清。
张驰被一阵春风轻飘飘地旋到隔壁的技术科，收敛了笑容的他像无比尊严的司令指挥着各路人马：铣工出身的工程师王师傅对齿形进行了仔细地测算，向他报告，这是模数三的标准齿轮，机修工人闭只眼都能干得丝毫不差;车工出身的工程师杨师傅到总厂冶金科搞完金相分析回来向他报告，材料是再普通不过的硅钢片。张驰心里有了数，这种做电机用的硅钢片机修仓库里“大大的有”，就像长江的流水从来没有断流的时候。当几位工人工程师一致说“我们能干”，这位修电机出身的、对机械加工知之甚少的领导才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张驰下了最后的命令：“马上投产。”
前几道机械加工很顺利，最后一道工序淬火出了大问题：齿轮变形了!不平展是绝对不能用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像在风平浪静的长江上突然刮起了龙旋风，竟把一艘满载观光客的豪华游轮掀了个底朝天。所有的技术人员吓得目瞪口呆!估计别的厂家搞不成也是这个原因。
嘴边上的肥肉不吃了?脚边上的元宝不捡了?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小日本的产品垄断中国的市场、横扫中国的天下，就像当年日本武士在上海摆擂台：叉着暴满青筋的粗腿，举着尽是腱子肉的胳膊，袒着长满长毛的胸脯，目中无人地狂喊着：哪个中国人敢上来?这种窝囊气中国人绝不能忍受!机修的几位工人工程师决定这口气非争不可。在张驰的主持下召开了“诸葛亮会”，会上大家提出一个又一个改进方案，但一个又一个的被“自我否定”。几乎山穷水尽之时，“革新大王”杨师傅想到板金工常玩的“整形”：一根弯曲的钢筋，一块不平的钢板，经他们三敲两不敲，该直的变直，该平的它乖乖地变平。杨师傅提出“能不能叫个板金工敲敲看”的建议。
张驰一个电话，他管辖的金工车间派来了技术“一扎鼎”的田师傅。田师傅是上海人，是解放后支援内地建设的知青，他的精明绝不比李师傅差。
这确实是个连“一扎鼎”都急得搔头皮的活：因为是高频淬火，齿部有较高的硬度;其余没火的地方较软，有较好的延展性;要用锤子把厚度仅为0.7毫米的硅钢片敲平，又不能把它锤薄变大，因为外园变大后会引起周边上的轮齿变形。考技师都出不了这难的题!
田师傅像天桥打把式卖艺的，为了多争俩钱施尽了浑身解数：他不断地改变砧板和锤子的材料，钢铁的、木头的、橡胶的……;不断地改变捶击的方法，捶击点的位置、锤击的力度……。田师傅不亏是“一扎鼎”，一块平平展展的行星齿轮片终于摆上了检查台。
检查员把齿轮放在一块刚磨过的平板上，不论你在哪个位置用手指敲击，都没有空洞的感觉，这是第一关，过!用刀口尺、用透光法检查平面度，没有话说，这是第二关，过!用千分尺检查厚度与外园，没有丁点的变化，这是第三关，过!用螺纹千分尺检查轮齿的公法线，没有丝毫的增加，这是最后一关，过!全过了!
当亲自操刀的检查组组长孙师傅在最后一道工序“金工整平”上盖下合格章时，机修的工人欢呼起来，大家把田师傅高高举起，一上一下地悠着，并随着上下的节奏高呼“机修工人——万岁!机修工人——万岁!”这个喜庆欢腾的疯狂劲在机修的厂房内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还有什么比“机修工人万岁”更激动人心?
此时机修工人开心：这个产品像条大河，使机修这个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鲜花盛开的绿洲，工人的福利将像芝麻花越开越高。
此时李师傅十分高兴：从此他碗里的水煮萝卜变成了糖醋鲤鱼;长三角、珠三角盛产鲤鱼，那里的市场大得很。
此时张驰异常兴奋：趋向无限小的成本使他得意忘形;趋向无限大的利润使他忘乎所以。
之后，李师傅又开发了几个长线产品。李师傅像开荒的农民，从洛阳的老朋友那挖过来一批中频发电机的大修，这种大修原本是他们厂自己干，交给李师傅修，一是价格便宜，二是有回扣，三嘛，老交情。每年二三十台的大修量很可观。李师傅像捡破烂的拾荒人，从邯郸钢铁公司联系到一种轧辊，因为“向阳轴承厂机修分厂制造”的比他们在外面购买的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在效益深入人心的时代，价格闪耀的光芒跟黄金一样。除此以外，十分能干的李师傅还在北京、西安、承德有固定的客户。
机修的门市部红火起来后便隔三叉五地给本单位职工分东西：过年分一桶油、两瓶好酒;端午节分两盒咸鸭蛋、两盒绿豆糕;中秋节两盒月饼少不了;夏天分瓜，冬天分鱼……每当机修职工手拎着大盒小包的食品往家走，其它分厂的职工那可是“猫儿想吃红樱桃——眼都望绿了”，那个羡慕的心情真是“公鸡害嗓子——不能提(啼)”。
当然机修分东西也不是按298人均分，它总要多准备十几份，那是用来打通关节的——希望财务结算和厂门卫的有关人员在必要时给予适当的照顾。
1987年张驰调到车削分厂当厂长，他极力向陈新推荐他的同学兼同“插”、当然也是牌友兼酒友吕小平。陈新跟吕小平也熟，因为吕小平在“新工团”就是全厂闻名的老实人，如是吕小平由大修车间的主任提升为机修分厂的厂长。
李师傅在门市部干了四个春秋，再精明他也干不下去了，因为到了退休的年龄。经过机修财务科长的审计，没有问题后他就走人了。
回到家，下野的李主任算了笔粗账：四年内门市部共给机修创收一百六十二万块钱，按百分之三提成，四年共提四万八千块钱，人均年工资四千五百多，比厂里的人均年工资翻一番还拐了个大弯。当然李师傅要比那两位多拿个系数，“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嘛。至于门市部日后怎样发展，怎样壮大，怎样起二层楼 ，除了天意就看后继者的本事了。“去个球!我老李再不操心了。回家哄孙子啰。”
如果机修按厂里“人均年产值一万二千元”给厂里交那45个人的空差，机修肯定吃大亏，四年它得给总厂交216万;如果机修按厂里“人均年创利润三千一百块”给厂里交那45个人的空差，四年它只交55万就行了，机修最少赚了一百多万!如果机修一分钱都不给总厂交，仅仅为陈厂长吃饭买单，那机修就赚海了。要说陈厂长跟张驰当初私下定的什么协议，那可是“阎王爷的告示——只有鬼晓得。”
不管咋讲，看到机修的厂长每天似“三月里扇扇子——满面春风”，人们就知道机修肯定赚了，也可能赚海了。机修绝对不会吃闷亏。这年头人人都想当上海人，一个比一个能，雷锋那种傻子跟恐龙一样，早就绝迹了。
陈新陈厂长很有自觉性，极有修养的他不瞎吃瞎喝，请客吃饭他像斋公似的很抠门。无奈客人太多，四年下来，门市部为他在招待所消费买的单总计达两万九千八百多块钱。要知道当时的物价很低：鸡蛋六分钱一个。
向阳轴承厂第一个小金库——机修的门市部，就是这样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
机修小金库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88年4月，也就是张元彪承包向轴前的半年多，总厂财务处打了份“机修私设小金库如何处理”的报告，呈送到厂纪委书记甄明德的办公桌上。
甄书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为照顾有病的妻子才调回香樊工作。眼前的这份报告就是一张考卷，看他怎样解答。甄书记满脑子的哲学名词，他在“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在“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深，才能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一摞子哲学思想中转了一大圈，再三思考后，他提笔在报告的右上角批示：“小金库，这一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诞生出来、冲向市场经济的新生儿，该不该存在?能不能发展?利弊如何?有待实践，静观其变，跟进调查。再议。此件交党委常委传阅。甄。”
“总厂在追查机修的小金库”，这一消息使每个机修人听了感到十分的紧张、万分的揪心。机修人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精神，其根基便是门市部白花花的银锭，万一门市部取消了咋办?吕小平削尖脑壳打听到甄书记那份褒大于贬的批示后，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为了防止小金库万一被封，狡兔三窟的他把小金库的收入分门别类地分散到分厂各党支部委员的名下，他与他们“单线联系”。小金库像土 行孙，一下子钻到了地下，党支部委员成了“蒋统区”的地下工作者。
当年年底张元彪通过竞争承包了向轴，不久又与包括机修在内的各分厂签定了承包合同。机修小金库这个妖精又冠冕堂皇地走出暗室，在光天化日之下舞四肢、扭腰身，拼命地吸吮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小金库与奖金极有渊源，欲知工人对奖金的看法，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