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一个“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临之际，“孔乙己文学”火了，被网友竞相模仿：
“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
“如果没有读过书，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工厂里拧螺丝，可是没有如果”
……
紧接着，贩卖“奋斗者鸡汤”的小贩们也“火”了。
于是，一篇高高在上、气势汹汹的《脱不掉的长衫？我为什么不喜欢“孔乙己文学”》就被炮制出来，在顶流媒体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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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用“清晰记得”、“明明白白”这样的字眼，满怀自信地写道：
我们不能忽视小说中的一个真相：酿成孔乙己悲剧的原因，文中写得明明白白——“好喝懒做”“总是偷”……
看到上面这段文字，笔者竟疑心与原文的“笔者”读的是不是同一个鲁迅，看的是不是同一篇《孔乙己》。
当然，这样的情形并不意外。世上仿佛有两个“鲁迅”：在贵族和精神贵族眼中，鲁迅的笔下尽是麻木、愚昧、自私的国人，鲁迅成了他们高高在上彰显自己精神高贵的“证人”；而毛主席却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者眼中，鲁迅的文字是刺向黑暗旧秩序和伪善吃人者的匕首与投枪，这样的“匕首与投枪”绝不是刺向人民的。
文章作者说孔乙己“是一位除了读书写字没其他本事的人，是可笑的”。不知道作者除了在平台上写写文章，还干了什么些工作，写文章不也就是“读书写字”吗？也不知作者工科生还是文科生，工科生这么嘲讽倒也有情可原，文科生这么嘲讽，就有点“文人相轻”的味道了。
说白了，大家都是“读书写字”的。无非是孔乙己没有“进学”而在那个时代失去了阶层上升的通道也找不到与他读书人身份适合的工作罢了，而文章的作者因为会“读书写字”才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还是在编的工作。
而没有“进学”，却不一定代表没有学问，范进中举的故事告诉我们，“进学”本来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大多数的举人还得靠关系户提携，有“家资”去做大员的“门生”。
“回”字的四种写法，这样生僻的知识，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用的，却也是无错的，放到今天都够混一个“文字专家”了——不要以为笔者夸大其词，当年清华历史系某大教授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在搬运国外研究之时，竟然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
当然，笔者也不是说孔乙己到今天就一定会混成一个风生水起的“专家”，实现人生逆袭；而是要看有没有哪家“资本”看中了孔乙己掌握的生僻知识，并将其发掘出来“流量变现”；否则，孔乙己仍旧还是那位穷酸潦倒的“孔乙己”。今天很多人文学科的毕业生，恐怕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在资本眼里，他们的价值更多的是能够交学费，给教育产业当燃料。
至于文章作者说“酿成孔乙己悲剧的原因，文中写得明明白白——‘好喝懒做’‘总是偷’”，这恐怕是歪曲鲁迅先生的意思了。笔者没记错的话，“好喝懒做”“总是偷”这些字眼都是出于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看客”之口吧。
“总是偷”这本身就是把孔乙己说成了一个私德败坏的人。然而并不阔绰的孔乙己，在吃一碟数目不多的茴香豆时，还总是分给围观的孩子吃。说明他那种被扭曲的心灵里面，至少还有一点善良的成分，这远比那些冷漠的以旁人的痛苦来取乐的看客强多了，更比被偷的“丁举人”一类通过给别人制造苦难来积累财富的“吃人者”强太多了。
孔乙己能成为一个掌握了生僻知识的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勤奋努力是不可能的。无非是按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灌输的成功学标准，知识分子只有科举一途；而孔乙己颇有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次次地去考一次次地失败，却又不甘心与“短衣帮”为伍，从“劳心者”下坠为“劳力者”。
这里面固然有孔乙己自身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真的就是孔乙己自己造就的吗？孔乙己的这些观念真的就是天生的吗？看客们不去指责施害者，反而拿受害者的痛苦来取乐，真的合理吗？这恐怕才是鲁迅先生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鲁迅先生的学生孙伏园曾问过他：“《呐喊》中。哪一篇最好？”鲁迅先生回答：“《孔乙己》，所以译了外国文。”孙伏园又问：“好在何处？”鲁迅就说：“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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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是悲哀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麻木的，但鲁迅先生从来没有将这样的悲哀与麻木归罪于孔乙己、闰土、祥林嫂、阿Q们自身，归罪于人民。
在小说《阿Q正传》中，阿Q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根本没搞懂什么是“革命”，只是简单以为革命来了，自己就可以有吃、有穿，能去地主的牙床上和姨太太滚一滚。革命以前，阿Q是做奴隶的，虽然他也“姓赵”；革命以后不多久，阿Q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不配姓赵”。
虽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鲁迅先生其实对阿Q是有着巨大希冀的：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作为一个最弱小、最卑微的平民的典型，在被“生计问题”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阿Q前所未有的孤立，被剥夺成了彻底的“无物质条件”的情况，阿Q们的迷梦最终被打碎，让他们直面无法直面的现实，从而重新获得改变现实的可能，阿Q身上潜在的“反抗性”与“革命性”被激发了出来，这是夏瑜们没有看到的。
反倒是对于夏瑜们，鲁迅先生在赞扬的同时是有着严厉的批评的。
小说《药》辛辣地嘲讽了吃“人血馒头”的看客，讴歌了夏瑜这样坚贞的革命者，但同时也指出了夏瑜的革命只是局限在少数人，脱离了群众，没有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这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根源。
鲁迅先生后来自己谈小说《药》时说到了群众与革命者的双重悲哀：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鲁迅先生的“药”不仅仅是给革命群众的，要去彻底唤醒群众；同时也是给革命领导者的，告诉他们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当然，笔者后面这两段分析并不是打算去说服“鸡汤小贩们”，因为他们不是夏瑜，而甚至是夏瑜的对立面；笔者只是为了告诉他们，鲁迅先生从来不是要去嘲笑孔乙己、阿Q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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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尽管读书不一定能实现阶层上升，但寒门子弟想要实现阶层上升，几乎也唯有读书一途。所谓“脱不掉的长衫”，不过是青年人在家庭给自己投入了巨大的教育成本却无法实现阶层上升之后的自我嘲讽罢了。
况且，这样的自我嘲讽并不意味着就会去“躺平”。
笔者认识的一位青年，毕业后并没有按照“成功学鸡汤”的路子去大厂“奋斗”，而是抱着调查研究的目的连续做了几份工作，立志要为工友们争取利益，这在“鸡汤小贩们”看来大约也算是躺平的一种。然而，今年初家庭的巨大变故却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这样的“躺平”，五十多岁的父亲在2月因心脏疾病猝然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还因此背负了几十万的医疗债务。前几天，他不得不选择去到非洲打工，从事一份很辛苦却工资稍微高一些的工作来为家庭还债。
“鸡汤小贩们”自以为是他们的文字唤起了青年的“奋斗精神”，而实际的情形却往往是生存的压力逼得青年们不得不去“奋斗”。不过这也足以让小贩们邀功，靠文字讨饭吃了。
尽管“孔乙己文学”流行，现实之中却是“孔乙己太少、闰土太多”。
让一个会熟练使用Ansys解应力方程的大学生去到流水线拧螺丝，这本身就是畸形的，是对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至于职业的平等与分工的打破，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讨论的价值）；然而，生存压力逼着研究生去送外卖的，已经不是少数。孔乙己决计不会如此！
鲁迅先生在小说《故乡》中描摹了两个“闰土”。一个是“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的“少年闰土”：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时隔三十年，当鲁迅先生怀着兴奋的心情再次见到少年时的好朋友时，却是这般情形：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前不久，庐江中学男生“抢话筒”以及张家界高三女生“励志演讲”事件发生后，有网友私信问笔者的看法，笔者写了篇文章《闰土长大后会怎样？》后来犹豫了一下又把稿子删除了。
其实，庐江的男生与张家界的女生不就是少年闰土的模样吗？笔者相信他们是纯真的，是敢于与作为老爷阶层的迅哥儿称兄道弟的；然而，在生存的压力下，在职场的规矩面前，他们大多会被规训成中年闰土的模样，而非孔乙己的模样。
孔乙己的失败，终究还是容易被看客骂作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没有进学）、不够勤奋、不够努力；而没有躺平的中年闰土到头来还是成了骆驼祥子的样子，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
鲁迅先生从来都是反抗绝望的，我们可以拿他笔下的人物来自嘲，但不必自暴自弃，而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