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脑瘫诗人余秀华的一首反战诗红遍了网络，一些人甚至怒赞余秀华是真正的诗人，拨了反战诗歌的头筹，并将永载史册。
笔者也读了一下余秀华的反战诗：
祷告辞
余秀华
我乞求诗歌能够阻挡一辆坦克
蓄满眼泪的诗歌阻挡的多一些
我乞求鲜花能够对抗子弹
一把康乃馨能够安慰一位母亲
我乞求阳光照在每一个人身上
让一些人从防空洞走出来
去触摸已经伤痕累累但还在努力绽开的
春天
我乞求那些告别没有生离死别的哀伤
而是去触碰自由的喜悦
我乞求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啊
能够跑到街上
我乞求和平！
我乞求那些手拿刺刀的敌对者
告诉对方，他们各自母亲的名字
妻子的名字，孩子的名字
我乞求每一个发起侵略战争者
珍惜自己的名誉
每一个战士的生命
珍惜每一个平民的生命
我乞求在已经多灾多难的地球上
阳光普照
没有比战争更邪恶的事情
没有比战争更低级的侵略
我乞求和平！
实是求是地讲，这首诗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战争的咀咒和对和平的期盼，确实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这首诗虽然有色彩，但没有力量；尽管不乏文学性，思想性却很单薄，因而或许能够引发人的共鸣，却不可能引导人进一步思想升华，所以这首诗的艺术力量也必然大打折扣，其思想境界也必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何之这么说呢？通过阅读这首诗，我们不难发现，其宣扬的不过是抽象的和平主义思想，而所依据的思想底色不过是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其所谓的诗歌阻挡坦克，除有文学的意味和作为一种反对战争的比喻外，并不可能体现任何的现实意义。同样，用所谓的祷告来对抗战争，乞求和平，作为一种艺术表达似乎无可厚非，但这样的表达却把战争的本质虚无化。或许，有人认为诗歌作为文学艺术，不应过多以政治、思想标准来苛求，但是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并没有真正脱离政治和思想的艺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本身就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现实、与政治隔绝的艺术就如空中楼阁，不可能存在。
事实上，世界上存在两种反战思维，一种是余秀华式的和平主义，貌似不站队，反对一切战争，唯有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可是，不去挖掘战争根源，不去铲除发动战争的元凶， 那么战争永远也不会消灭。这种反战不仅本身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可能在反对一切暴力战争口号掩盖下，替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站台。因为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不会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暴发或消弥，那么你是选择站在战争的哪一方面呢？如何辨别谁是战争的受害者、谁是战争的得益者？
而另一种反战思维则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清战争的本质，辨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对绝大多数人民有利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只对极少数人有利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对正义的战争我们要支持拥护，对非正义的战争我们要反对声讨。而且只能通过正义的战争来消灭非正义的战争。
可见，战争作为一种物质暴力只能用同样的物质暴力来消灭，而不可能用和平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用所谓普遍的爱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来消灭。这也是无产阶级战争观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战争观的区别。
而余秀华的反战诗显然所代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战争观。按照阶级分析理论，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所决定，他们的生产活动经不得一星半点的动荡，容易对战争产生恐惧，从而滋生一种取消一切战争、笼统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幻想。而中国乃至世界，近半个世纪来资本主义发展造就了一个空前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不仅使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审美、行为风尚等流行起来，并俘虏一部分无产阶级群众；而且也使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的观点得以流行。这就是余秀华反战诗之所以流行和走红的社会土壤。
上面讲了余秀华的反战诗，再讲讲余秀华其人。因为现在余秀华写了反战诗，且在网络上展开骂战，被对方象小丑一样嘲弄贬低，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须知即便她夸张固执如小丑般表现自己，但总是情有可原，喜剧人物的底色往往是悲剧人物，通过透视她的成名过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她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的反战诗。
余秀华成名之初直至现在，她身上其实是布满标签的：农民、妇女、残疾等等，显然在这个眼球经济、流量称王的年代，这些标签对于她成名不说起到至关作用，至少也是推波助澜。然而，她又不是全靠这些吸引眼球的标签，反而是这些标签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艺术的光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无奈。
只要品读的他的诗歌，不难发现她确实是一位有着艺术秉赋的诗人，就她的创作才华来讲，比诸如浅浅体，梨花体，羊羔体等无病呻吟、矫柔造作的口水诗要上乘得多，因而在普遍浮躁，死水一潭的诗坛甫一亮相，就显得各外刺眼，别树一帜，这是她的诗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并且震动诗坛的原因。
具体来讲，她的诗歌体现一种后现代风格，大胆直露，没有丝毫遮掩和扭捏，有时甚至表现出“我是荡妇我怕谁”这种近乎邈视一切世俗权威的孤傲，但正如她对自身剖析所揭示的，她这种表现的外在强大，其实只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脆弱，用她自己的话说：“为了不被别人攻击伤害，就首先把自己描得一团漆黑，那么别人就无从下手了。”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弱者被逼无奈的智慧，倒不如说是逃避和自我麻痹。
余秀华通过诗歌表现出敢爱敢恨的个性风采，一方面固然是个人性格使然，更主要的还是其生存环境造就了她别居一格的艺术旨趣。于她来讲，在受着贫穷，疾病等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制约下，且本身又有一颗极具敏感的心，因而时刻感受到这世俗牢笼的禁祻，而诗歌正好为她提供了一个精神越狱的通道，尽管是虚无的，但毕竟给了她一线希望。果然，她几乎是意外地成功了，出名了，有了名利，就有了挣脱现实牢笼的物质基础，她可以决然离婚，高调谈恋爱，把以前不能实现的梦想付诸行动。然而，她看似挣脱了旧的牢笼，但其实她又坠入了另一重新的牢笼，只是她不知道而已，只是这牢笼更加虚幻、甚至让人迷醉而已。
因为归根结底，她所追求的仅仅是个性解放，而不是人自身的解放。前者是几百年前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端的启蒙主义思想，而后者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全人类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只强调个人奋斗，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而人的解放关系着全人类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而余秀华身上体现的个性解放精神虽然有一定进步意义，但相比人的真正解放，思想境界就相距甚远了。然而在去革命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大背影下，类似余秀华这样曾经痛苦挣扎的底层草根，大约也只能是这种选择。
这不知道是余秀华的幸运还是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