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绝境铸剑》，剧情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一支地方红军独立营诞生与发展过程为背景。应该说，这原本是个很不错的题材，但就目前已播出的十几集来看，与近年播出的一些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影视剧一样，其思想性和故事情节的逻辑性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

这些暂且不说，只说剧中对某些人和事的称呼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部剧中，主角李化成是一位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共产党员，被党组织派回闽西家乡发动农民暴动，并作为党的代表领导起义武装，这么个经过党组织多年培养教育、尤其是剧中还专门表现其受到古田会议精神教育的党员领导干部，居然把自己的上级领导、特委书记苏乔民称为“师父”——不管是只有他们两人的场合，还是有其他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党的会议上，都是如此。“师父”这个词，一般是指两个人之间有着传业与受教的关系，体现着浓烈的私人感情色彩，乃至人身依附状态，这与共产党组织内倡导的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同志关系，是背道而驰的。而剧中作为老共产党员的特委书记苏乔民，对自己被党内同志称为“师父”表现得理所当然，毫无异议。

不仅如此，这位老共产党员苏乔民与另一位老党员孔志国之间，在所有场合都是“志国兄”、“乔民兄”地互相称呼，似乎根本没有互称“同志”的意识。同样，那个独立营指战员之间，除了教导员李化成偶尔在全体大会上“不得不”喊一声“同志们”之外，其余时候都是以“兄弟”相称。

剧中表现的国、共双方对对方的称呼，也非常地“文明礼貌”：国民党方面人员在内部谈话中提到共产党军队时，基本上称为“红军”、“红XX师”、“红XX团”，就连比较中性的“共军”都不用；而共产党方面的人员指称国民党军队时，除了用“敌人”、“敌军”的词语外，最多称一声“国民党军”，甚至还有战士向指挥员报告说“国军从后面打来了”。而实际上，历史上的国民党方面不仅在内部话语中，甚至在报纸宣传中，都是污称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共匪”、“赤匪”的。同样，共产党方面和根据地的群众对国民党军队，因其与工农红军为敌，则是称之为“白军”、“白匪”、乃至“白狗子”。

在称呼上的错谬、篡改，是这部电视剧的显著问题之一。当然，这种问题不光出现在这部电视剧中，应该说，近二、三十年来，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比如，有些影视剧中表现我军指战员之间都以“兄弟”相称，而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一声“同志”；有些影视剧表现国民党军内部称我军为“红军”、“解放军”，而我军指战员则在提到国民党军时称之为“国军”；有些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剧，表现我军和我方干部群众内部指称日寇时，最多称为“敌军”、“日军”，而不称“鬼子”，对汉奸部队不称“伪军”，竟用其自称的“皇协军”；等等之类，乱象频出。

一个称呼，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反映着使用这个称呼的群体、组织的性质、观念和其对事物的看法等。群体、组织的自称，往往是在宣示自身的合理性、正当性、正义性，甚至是在宣扬自身的理想、宗旨，所用词语自然是褒义的；与此同时，对敌对一方的称呼，则是站在自身立场上否定其正当性，所用词语常常是贬义的。

比如，共产党及其军队、政权中的人员以“同志”互称，这既体现出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也体现出组织中的人员基于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和亲密的战友关系，这是“兄弟”关系所无法比拟的；“红军”，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革命定位和牺牲精神；“解放军”，则宣示着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称国民党军为“白军”乃至“白匪”，揭示着其反动性和非正当性；抗日战争中称日寇为“鬼子”，是顺应人民群众对外来侵略者的憎恨心理，指斥日寇的野蛮性、侵略性，称汉奸武装为“伪军”，则昭示其非法性、叛逆性。

自称与他称，都是站在自身立场上、以自己为主体进行的。对立的双方，一方自然不会承认敌方对自己的污称，但同时也不会轻易认可敌方的自称，因为这样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应有的对事物的评判权，乃至背叛了自己的立场。所以，当年的我党我军内部不会称国民党军为“国军”，不会称日寇为“皇军”，也不会称汉奸武装为“皇协军”。当然，国民党内部也不会称我军为“红军”、“解放军”。

当今的一些革命斗争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恰恰就在敌我双方的称呼方面出了问题。这种问题，反映出一些影视剧制作者不尊重历史，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细节，而对革命斗争历史细节的或粗率马虎、或刻意篡改，不仅损害了这类影视剧的真实性，也往往起到了戏弄、淡化、甚至抹黑革命斗争历史的作用。比如，许多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影视剧中所表现的革命组织和军队，人们互相不称“同志”，而称“兄弟”、“姐妹”，这实质上是将共产党描写得“国民党化”，遮蔽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先进性、创新性和人民性。

实际上，一些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这类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某些势力对革命历史实施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或者是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