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仍然有一群人，死咬着大跃进不松口，说毛主席在期间犯了“极左的错误”，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可你让他们拿出证据，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他们不是没找证据，而是挖地三尺也没找出来。相反，在尘封的方案里却发现了很多毛主席纠左的记载。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扯谎！

　　一、“极左”喊了几十年，证据何在

　　先说说这些人的逻辑。

　　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大跃进是毛主席‘左’倾错误思想的产物。”

　　听起来振振有词，好像很有道理。可你再追问一句：“请问，毛主席‘左’在哪里？有什么具体事例？”

　　他们就开始含糊其辞了。要么说“高指标”，要么说“浮夸风”，要么说“大炼钢铁”。翻来覆去就这几样，再往下深入，就没了。

　　更可笑的是，你让他们拿出中央的结论、正式的文件，甚至是哪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拿不出来。

　　为什么拿不出来？因为压根就没有。

　　中央至今没有任何文件说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犯了“极左错误”。相反，大量历史资料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毛主席是那个年代最早发现问题、最急着踩刹车、最拼命纠“左”的人。历史是有记忆的，简单翻翻当年的报纸，看看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根本用不着争论，事实非常清楚。

　　那些闭着眼睛喊“极左”的人，要么是根本没读过这段历史，要么是读过了故意装瞎。

　　说他们扯谎，一点都不冤。

　　二、毛主席怎样纠“左”？史实如山，一桩桩一件件

　　1958年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各地放“卫星”放得满天飞，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奇迹”层出不穷。

　　毛主席是怎么做的？

　　他没有跟着一起吹，而是亲自下去调查。

　　1958年10月，他来到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实地考察。在河北徐水县，当地负责人兴高采烈地汇报说，全县已经成立了特大型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了。毛主席没有附和，而是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他派人下去做调查，特意交代：调查不设任何框框，“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结果查出了什么？

　　一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说是“万头猪场”；将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产”，实行供给式的分配制度。

　　这些就是后来被指责的“浮夸风”和“共产风”。

　　毛主席看了报告，十分忧虑和不安。他知道，再这么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于是，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主席带领全党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拼了命地纠正这些“左”的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明确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

　　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一个“极左”的人，会主张“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吗？荒唐。

　　武昌会议。毛主席的态度更严厉了。他说：“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他一再强调，“勿务虚名而受实祸”，不要胡乱吹牛。

　　他给基层党委书记敲警钟：“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

　　他甚至在会上说了一句让某些人至今不愿意引用的话：“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一个“极左”的人，会带头反“冒进”吗？荒唐。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纠“左”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他甚至说出了更“惊人”的话：“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一个“极左”的人，会宣称自己站在“右派”一边吗？荒唐。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白纸黑字写在党史里，写在《毛泽东年谱》里，写在当事人的回忆录里。

　　那些喊“极左”的人，你们看到了吗？你们敢看吗？

　　三、到底谁在颠倒黑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人会问：既然毛主席一直在纠“左”，那为什么后来大跃进还是出了那么多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好。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他是大跃进的倡导者，但不是直接指挥者。他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努力纠正问题，但他不能一个人按住全中国几千万干部的手脚。

　　当时的情况是，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层层加码；上面的号召到了下面，走样变形。毛主席说要“鼓足干劲”，下面就来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主席说要“十五年赶上英国”，下面就直接喊“一年超过英国”。毛主席说要“人民公社好”，下面就直接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出现这些问题，到底责任在谁，历史也有记载，在此不做赘述。

　　毛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批评了这种倾向，可有些地方就是不听。他在武昌会议上要求“老老实实，不要作假”，可有些人就是充耳不闻。

　　他在1959年4月给全国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一封信，直接发到最基层的生产队长手里。这是什么？这是最高领导人在绕过中间环节，直接跟老百姓喊话：不要听上面的瞎指挥！

　　这种话，是一个“极左”的人说得出来的吗？

　　更令人动容的是，1959年春，全国农村出现了困难。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当着干部的面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粮食指标。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他感叹道：“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一个领袖，当着下属的面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说“对不起人民”。这是什么格局？

　　那些躲在暗处骂“极左”的人，你们有过这种担当吗？

　　四、颠倒黑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历史，是为了今天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往深了想一层：那些人为什么死咬住“极左”不放？

　　难道真的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恐怕不是。

　　真相就在那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们不看，或者看了假装没看见，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还原历史，也不敢还原历史！

　　他们的目的，是要否定毛主席，进而否定那个年代的道路选择和制度根基。他们想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将这个人打倒在地，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人推向神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那条路走错了，那个制度不行，那个领袖无能。

　　然后呢？

　　然后，他们就可以推销他们的私有化、市场化、资本至上。就可以给地主恶霸翻案，就可以否定公有制，就可以让少数人重新骑在多数人头上。

　　这不是猜的，是这些人自己写在文章里的。

　　所以，他们必须把一个一直在纠“左”的人，打扮成“极左”的代表。必须把一个主动承担责任的人，说成“罪魁祸首”。必须把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人，污蔑成“不顾人民死活”。

　　因为他们怕。怕人民还记得他，怕人民还相信他，怕人民还沿着他指的路走。

　　到底谁在扯谎？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民也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些闭着眼睛喊“极左”的人，不是整天假模假样地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吗？那就请你们拿出证据来，拿出中央的文件来，拿出毛主席的讲话原文来，拿出当年决策的记录来。

　　如果拿不出来，就请闭嘴。

　　因为你们嘴里那个“极左”的人，恰恰是最早发现问题、最拼命纠正错误、最主动承担责任的人。

　　而那些口口声声“极左”的人，你们除了躲在暗处编故事、扣帽子，还做了什么？

　　你们连承认事实的勇气都没有，连面对历史的底气都没有，连为自己的话负责的担当都没有。

　　说到这里，到底谁在颠倒黑白？到底谁在扯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案，不言自明。